内容提要:
★顾顺章叛变，拿董健吾做了投名状。
★顾顺章来到南京调查科，抬头一看门牌，脸立马绿了。
★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成了“龙潭三杰”开的。
★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住进顾顺章的家。
★这是一场史诗级的大转移，不只是惊心动魄。
★数百人，数百个机关，无数个秘密工作点，在两天两夜消失，这是一个奇迹。这里面有无数令人震撼、泪下的场面。
★钱壮飞卧底数年，一朝改变历史进程。这场大转移，没有钱壮飞不行，只有钱壮飞不够。
★钱壮飞与李克农都一度失去妻儿，又都用各自的方式找回。
★李克农在里弄里与妻子偶遇，正在给人做女佣刷马桶的赵瑛一回头看到丈夫，马桶刷子落地，放声大哭。
1
1931年3月，顾顺章把陈昌浩和张国焘护送到鄂豫皖苏区后，回到武汉不走了。
他住进法租界的德明饭店，每天去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还跟一个叫严丹莉的舞女不清不楚。
顾顺章这样做，既违反纪律不道德，也会给组织和个人带来危险，所以与他同行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就忧心忡忡，苦口相劝。
董健吾在武汉有很多关系，他还曾提醒顾顺章，这家豪华饭店，是洪帮大头目、武汉行营侦缉处长杨庆山的地盘，必须离开，但是顾顺章一概置之不理。
顾顺章此时因为问题太多，已经被调离中共中央特科，董健吾此行本来负有“监护”之责，但他当时既不能监督，又不能保护，只好决定先行一步，回上海汇报工作。
而顾顺章也觉得他在武汉碍事，巴不得他离开，于是立刻去给他买了船票。
董健吾那时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只是不能确定危险什么时候到来，顾顺章一旦被捕，会发生什么，所以也就无法预料到他自己，即将面临什么。
他其实前脚刚一离开，顾顺章就被捕、叛变了，于是董健吾船到九江的时候，就看到码头上戒备森严，一片抓捕的景象。
董健吾一看情况，立刻意识到有人出事，而且还是个重要人物，但他依旧不知道那是顾顺章拿他做了投名状。
顾顺章叛变后，为了表达“诚意”，显示自己的“重量”，不但先供出了董健吾等人，还供出了几个武汉机关。
董健吾的船票是他买的，董健吾当然没跑。
但是事有意外，上帝好像确实是存在的，董牧师那天偏偏没乘坐顾顺章所订的“建国轮”。
因为董健吾的朋友刘少岩夫妇，在董健吾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觉得“建国轮”太慢又简陋，就自作主张，为他换了一艘日本株式会社的“洛阳轮”。
他们还把佣人阿福派来了，要他一路上一定要照顾好董健吾。
“洛阳轮”与“建国轮”相差二个小时的行程，所以国民党军警就扑空了，就像董健吾是插翅而飞。
董健吾是4月27日下午回到上海的，他下船后立刻联系了周恩来，那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
周恩来当时正在指挥一场传奇大转移，他一见到董健吾，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
“你这次好险！我真怕你回不来了！”
“建国轮”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又遭到一次严密搜查，几百乘客都被带到了巡捕房。
而且他们这一次的目标很公开，就是冲你来的。
2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是在汉口的高尔夫小球场，经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的。
逮捕他的是国民党武汉侦缉处，他第一个要见的，是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两湖特派员，兼武汉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
顾顺章见了蔡孟坚，就把中共驻武汉的交通机关，红二方面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情报供出，导致中共在武汉的多处机关遭到破坏，十几个人被捕。
然后，顾顺章就不合作了，他觉得蔡孟坚跟他不对等，要求见蒋介石。并表示，他就是见到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也是这态度。
蔡孟坚后来写回忆录，说顾顺章被捕时“非常镇静”，可见他早有准备。然后就对他“藐视一切，事先不稍吐实”的行径非常不满。
蔡孟坚、何成浚、杨庆山，其实都瞧不上顾顺章的傲慢，所以顾顺章傲慢，他们也傲慢。
顾顺章要见何成浚，何成浚表示无意见他。
顾顺章要求蔡孟坚严密封锁消息，慎重发报，但是蔡孟坚和何成浚，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了多份电报。
顾顺章说行动要快，必须立刻用飞机把他送往南京，但是蔡孟坚却在25日晚，派一队宪兵、特务，把他押上了一艘去南京的专轮。
蔡孟坚说没飞机，但他自己在26日早上，是乘飞机前往的。
4月26日是星期六，后发先至的蔡孟坚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只见到张道藩。
于是他们就一起把顾顺章，先接到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中山路305号了。
蔡孟坚隶属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他把顾顺章接到调查科主任的中心据点是必然的。
却不料，顾顺章到了“正元实业社”，一抬头看到门牌，脸立马绿了。
快快快！赶快把钱壮飞控制起来！
但是顾顺章的话，已经说晚了。
3
顾顺章到达调查科办公地点的时候，钱壮飞已经无影无踪。
此时的顾顺章不敢傲慢了，他对蔡孟坚说的是，如果钱壮飞逃到上海，报告了周恩来，那我的前程必然艰险，现在必须立刻封锁各处道路，抓紧缉拿。
顾顺章知道得很多，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他居然以为单线联系，并联系时间严格限定的钱壮飞，只能靠自己去上海报告。
钱壮飞在徐恩曾做上海国际无线电通讯局局长的时候，就已经打入了，他一直跟到徐恩曾做国民政府浙江省建设厅长、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他是徐恩曾最信任的人，实际上是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调查科的所有方面。
所以他很早就把“龙潭三杰”的另两位，胡底和李克农带进来了。
他们组成了一个三人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直接归中共中央特委领导。他们也只通过化名“大汉”（欧阳新）的交通员，与陈赓单线联系。
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凑一起能翻江倒海，他们一进来，就开始给徐恩曾下套。
徐记调查科从国民党党部大楼搬出去，到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的那幢二层小楼，挂上“正元实业社”的牌子，正是他们的杰作。
意思就是“公开掩护秘密”，采用新闻广播的名义，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
这当然很符合徐恩曾放飞单干的心意，二陈一允许，调查科果然身价倍增。
这里除了必需的工作人员，几个特务头子，以及陈氏兄弟几个，是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的。
调查科越重要，越有权力，对钱壮飞他们越有利，接下来，他们又有个大手笔。
他们一起帮助徐恩曾，在南京、上海、天津、武汉、北平等大城市，以通讯社的名义，建立起好多个情报机构。
而南京“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是各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社长都让钱壮飞做了。
天津“长城通讯社”的社长，则是胡底，上海无线管理局的实际负责人，则是担任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所以说，那时的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其实是“龙潭三杰”开的。
徐恩曾处处倚重钱壮飞，钱壮飞足以参与一切机密，差不多就是徐恩曾的代理人，他也根本不需要像有些人渲染的那样，要去这样那样，窃取密码。
实际上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的陈云（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还曾经在回忆录中说，何成浚、蔡孟坚当时并没有使用密码，他们用的只是普通军用电报。
这就是说，钱壮飞那天有密码没密码，都是一样的。那天最该感谢的，其实是星期六，或者再加上天意，就像董健吾的脱险一样。
4
徐恩曾是洋派人物，星期六的徐恩曾总是很快活，所以他在4月25日那天下班后，就又去寻欢作乐了。
谁叫他身边还有个才能出众，并任劳任怨，始终坚守岗位的秘书呢？这感觉想必一定不错，有些娱乐当然也不适合在南京。
钱壮飞的任劳任怨，其实已经到了不分昼夜的地步，于是那天晚上的六封电报，就只能由他全部代劳了。
那些电报的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报告顾顺章被捕，以及被捕后的要求和行程，最后一封是这样说的:
“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这六封急电纷纷而来，已经足见武汉方面的急迫与紧张，而最后一封电报实际上已经明确告诉钱壮飞，他的身份即将揭晓。
但是钱壮飞那时如遭雷击，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
因为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经的特科实际负责人，多年来一直主持中央保卫工作，他熟悉的领导、机关，掌握的各种机密，实在太多了。
这样一个人叛变，会带来何种毁灭性的灾难，钱壮飞非常明白。
所以钱壮飞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把情报传递出去。
于是钱壮飞立刻找来女婿刘杞夫，让他带上抄录好的六封电报，乘坐当晚11点去上海的特快列车，去通知李克农。
此时离发车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刘杞夫迅速出发了，钱壮飞随后来到长江通讯社，在一张办公桌上画了个十字，给他安排在那里的同志发出预警。
刘杞夫要明早6点25分才能到达上海，钱壮飞接下来就坐在办公室里发呆。
他最担心的是，明天不是他们跟中央接头的日子，李克农可能找不到组织。
钱壮飞本来是有时间有条件携带全家出逃的，但他不能走。
他既要看看有没有后续电报，也得等天亮后通知胡底。妻子、儿女和自己，他都没法放在首位。
一夜心乱如麻，钱壮飞在天亮之后来到邮电局，给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潮病危速返。”
钱潮是钱壮飞在北京行医时的名字，只有胡底等人知道，而钱壮飞要到邮局发电报，是为了安全。
一旦胡底迟接了电报，调查科一时也查不到这条线索，那么胡底就有足够的时间离开。
但是钱壮飞这时候已经不能回调查科了，也不能再留在南京。于是他就独自登上去上海的列车，远走高飞。
钱壮飞难道不管妻儿了吗？
不，他早有成算。
5
钱壮飞是一个大胆、智慧又细致的人，他什么都能想到，也执行力超强，他的牺牲，实在是一大损失。
钱壮飞到上海时，为防备上海方面已经得到消息，提前在一个小站下车了。而他秘密进入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开始了全面动作。
刘杞夫在26日早上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到上海东方旅馆找到了李克农。那六封电报同样使李克农大吃一惊。
刘杞夫将情报送到之后，立刻又转身回了上海，他要接出妻子钱椒椒。
此行非常危险，但李克农没法阻止，不能阻止，他实际也顾不上了。
那天不是接头的日子，李克农不知道陈赓的住处。地下党当时出于安全考虑，除了单线联系，也只能在联络点见面，一般都互相不知道住址。大家还总是搬来搬去，你就是今天知道某人住哪，也可能第二天就找不到。这是李克农最大的难题。
但是此事重大，李克农不管困难多大，都必须找到。
李克农忧心如焚，找来找去，最后终于在一个备用联络点找到大汉欧阳新，再通过欧阳新联系上江苏省委，由江苏省委书记陈云联系上周恩来，这才终于将情报送了出去。
周恩来、陈赓差不多是同时接到消息的，因为李克农通过大汉欧阳新辗转通告中共中央时，也给陈赓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是：“王庸：钱潮托小刘于今晨到达上海，交我六封密电译文全件，大意谓黎明于24日在汉口自首。此件十万火急，盼速转达中央及恩来知悉，并应变。李泽田于晨七时。”
王庸是陈赓的化名，李泽田是李克农的原名。
而周恩来接到消息时，正和邓颖超住在顾顺章家里。
顾顺章完成护送任务后，一个多月不归，周恩来意识到情况严重，必须在第一时间掌握顾顺章的动向，所以就干脆住到顾顺章家里了。
已经有所预感的周恩来听到报告，依然很震惊，他立刻以陈云为助手，以特科主要成员为骨干，在上海中华大饭店506室开始了紧急处置。
第一个重要指示是，迅速切断顾顺章的一切关系，包括可能的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联络方式与工作方式。
第二个重要指示是，指定陈赓、刘鼎负责中央机关及领导同志的转移，陈云负责江苏省委机关的转移，李强负责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转移，并派出专人，通知其他打入国民党各系统的内线。
周恩来同时派正在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去告诉邓颖超，务必带上顾顺章的家属，包括顾顺章的孩子，一起转移，并严加控制。
因为这么大规模的转移非常不易，顾顺章的家人那时还不知道顾顺章已经叛变，如果秘密转移的消息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顾顺章的孩子年纪虽小，却常年住在机关，认识很多叔叔阿姨。
如果国民党用孩子做诱饵，或者利用孩子去指认叔叔阿姨，后果同样严重。
实际上事发之后，顾顺章家里搜出了他事先准备的“投诚书”，这件事顾顺章妻子不可能不知道。对他们一家的监视、控制，是必要、必须的。
6
中共中央的这次秘密转移，是一个史诗级的传奇，它几乎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
这个奇迹是“龙潭三杰”创造的，也是周恩来、陈赓、陈云等人，以及所有的上海地下党共同创造的。
两天两夜，数百个机构，数百个重要人物，无数个秘密工作点，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老人孩子，短时间内，既要全部通知，又要转移电台，烧毁文件，在特务遍地、巡捕密探四处游荡的情况下不被察觉，这谈何容易。
最近刚刚看了一部以顾顺章事件为主题的电视剧，那里面拖来拖去，居然把这样一项大工程拖到了最后半小时，这真是笑话。
当时的情形有多么惊心动魄（甚至有些悲壮），看看这些记载与回忆就可以了:
聂荣臻曾经说:“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做完了。”
当时有宵禁，但通知一刻不能耽误，于是机智的陈赓就命人穿上白衣，戴上白帽，伪装成报丧人员，到处活动。
但就是这样，一些基层单位也没有通知到位。
大转移是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每一个人都没忘记焚烧文件，在窗台上留下报警信号。
也都在自己安全后，立刻去通知与自己有联系的同志。
这是大转移，也是大营救，它就像投下一块石头，荡起连绵的涟漪，一层层一直推到对岸，还不能让嗅觉灵敏的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现。
更夫在一更一更地通报平安，而上海的地下其实如一锅沸水。
大多数地下党员的房子是租来的，走的时候绝对不能惊动房东和其他房客。
所以他们就想出各种理由。
有的说要全家出去度假，还故意嘱咐房东照看好房子，有的是孩子突然“病了”，要紧急送往医院，有的则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人已经无影无踪。
很多人是在深夜里才得到通知，立刻就拉起睡梦中的孩子离开，而且不准哭泣。
那是逃命的感觉，就仿佛后面有人在追，这也是他们多年来用血换来的经验。
可是事发突然，很多人一时找不到去处，东一头西一头，稍有不慎，仍很危险。
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当时只有六岁，蔡畅得到通知，骗女儿说去看舅舅。李特特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在香港牺牲，很高兴地跟着走了。
蔡畅半路上把李特特拉进一条小胡同，进入日本租界，住进一家日本旅馆。李特特看不到舅舅，问为什么没有舅舅，蔡畅很烦躁，命令她不许问为什么。
李特特问为什么不许问，蔡畅大吼，不许问就是不许问！然后就丢下六岁的女儿走了。
聂荣臻的妻子朱瑞华还没转移，她得去救。
朱瑞华抱着一岁的女儿来了，吃的穿的都顾不得带，但是她和蔡畅又走了，就让六岁的李特特看着一岁的聂力。
她们还得去通知别的人，不然就有人会死。甚至很多人会死。
顾顺章造的孽太大了！
7
国民党特务赶来抓捕时，看到的是一座座空楼，和一堆堆灰烬。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几天内消失了，就连孩子和老人也没留下。
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看得特务们目瞪口呆。
特务们是28日开始行动的，他们当然要从最重要的机关与人物开始。但是他们步步扑空，也给了地下党层层通知的机会。
特务们抓捕周恩来时，看到的文件灰烬还在冒烟，徐恩曾问，刚才有什么人经过这里？
特务们回答，只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
周恩来的化妆术出神入化，能够让顾顺章也认不出来，他的离开与特务们赶来，只有十五分钟的时差。
他脱险之后曾经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完了。”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干部，都成功转移了，这场大搜捕中，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的，主要是红色特工杨登瀛，和钱壮飞的家人。
杨登瀛已经得到陈赓通知，但他自恃关系硬当，不肯离开。
杨登瀛是陈赓的关系，顾顺章知道的不多，杨登瀛被捕后坚决不认，张道藩等人又肯保他，最后果然没事。
他出来后，还做了国民党反省院和感化院的院长。
而徐恩曾也很快把钱壮飞的家人放了，因为钱壮飞离开时，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
那里面说，我们只是政见不同，希望不要牵连家人。如果我的家人遭遇不测，那我必将把你所做的一切公诸于世。
徐恩曾的一切腐败都在钱壮飞的掌握之中，他的情妇甚至还住在钱壮飞家的前楼，一度因流产与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住在一起，徐恩曾未免投鼠忌器。
这期间，李克农也一度丢了妻儿。
李克农传递完情报后，就被周恩来派出去了。他负责保护王明、博古等人离开上海，远赴中央苏区。
李克农走的时候没打招呼，也没空通知妻子离开，而其他人都在忙于转移，和抢救机关、上下线，一时顾不得李克农的家人。
更多人的则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这事只有心细如发的周恩来记得，他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指挥全局，日理万机，也还记得。
他在关键时刻派人通知了李克农的妻子，于是赵瑛就带着两个孩子跑了出来。
赵瑛家境不错，却不娇气，她是知书达理，又贤惠孝顺，勤俭持家的那种。
可是她在这之前，一直只跟一些官太太来往，打打麻将吃吃饭，对联络人、联络地点一概不知。
所以这母子三人逃出来之后，就难了。
赵瑛既不知道丈夫在哪，也身上没钱，无处可去，一度只能东躲西藏，流落街头。她有时候就带着孩子睡在广场上。
最后，她实在没法，就到一户人家做了佣人。
一面带着孩子努力活着，一面寻找丈夫，寻找组织。
李克农是一个月后返回上海，才知道妻儿失踪的。他又一次忧心如焚，满上海找人。这一次是找他的妻儿。
其实那之前，组织也已经在寻找赵瑛母子了，只是人海茫茫，一直没有消息。
赵瑛与李克农是一生的夫妻，她最后当然被找到了，但我最喜欢的，是这种说法:
李克农那段时间，一直在不停地寻找。有一天早晨，上海下着蒙蒙细雨，李克农随意走进一条里弄，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给人做女佣的赵瑛，当时正在里弄里艰难地刷着马桶。
李克农喊了一声，赵瑛回头，先是一愣，随后马桶刷子落地，放声大哭起来。
而李克农却高兴坏了，他说，总算是活着，总算是活着，活着就好！
• END •
文/九鸦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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