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05月17日，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
国际不再恐同日源于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 “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此举希望唤醒世人关注对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差异而产生的一切加在肉体或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
“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目的是使其他人可以知道同志可以健康和快乐生活，不会对别人的生活构成影响，从而令人不再恐惧同志。
如今，包含同性恋在内的性少数平权风潮仍然在许多地方如火如荼，在另一些地方则似乎已经阶段性胜利。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要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剧增。
本期微信选自《实践中的道德》一书中关于同性恋者权利的讨论，作者玛莎·努斯鲍姆为当代著名的女性哲学家，她从对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作品的分析入手，提供了为同性恋辩护的历史证据。
约翰·芬尼斯反对同性恋，理由是：同性恋意味着把一个人的身体当做一个人自身满足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实现或体验一种共同善。芬尼斯还认为，因为同性恋行为与共同体中那些承诺于真正的婚姻、并且共同分担着婚姻责任的成员的自我理解极度对立，因此一个政治共同体有正当的理由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同性恋。思庐哲学编辑
玛莎·努斯鲍姆批评约翰·芬尼斯未加论证地假设：同性恋行为的目的总是工具性地为了一个人自己的满足而使用另一个人的身体。努斯鲍姆还批评，芬尼斯未加论证地假定：性关系所能产生的唯一一种社会共同体是繁衍的共同体。
芬尼斯对同性恋的反驳继承了发源于古希腊传统的“自然法”论辩传统。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中首次使用了“自然法则”这个术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这条思路，但主要的发展者是希腊和罗马的斯多噶主义者；因为对罗马法的影响，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法律传统中的自然法论辩的奠基者。既然如此，那就值得考察一下：那些传统是否的确使用了“自然法”论证来从道德上或法律的标准上裁定同性恋行为。
柏拉图的对话有多处相当感人地赞美了男性之间的爱，并认为这种形式的爱在总体上优越于男女之爱，因为它有着纯净与友爱的潜质。《会饮篇》包括了一系列的发言，其中的每一个都传达了关于这个话题的通俗见解，而柏拉图对此做出了生动的描述。菲德鲁斯（Phaedrus）的发言指出了在一支战斗力量中吸纳同性恋伙伴会带来的军事利益：出于炽烈的爱，这些伙伴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战斗得更为出色，因为他们想在爱人面前焕发出自己最绚烂的光彩。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的发言指责在同性恋关系中仅仅追求生理快感的那些男性，而赞扬在性关系中探寻更深刻的精神交流的那些男性。保萨尼阿斯提到，有时候僭主们宣传说同性关系是可耻的，这是为了阻止这种关系所助长的、致力于政治自由的那类共同体。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发言认为，所有人都是从曾经的完整存在中被分裂出来的一半，性欲正是对失去了的另一半的追求；他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优秀的人总是那些失去了的“另一半”与自己同性的人（尤其是男性伙伴），因为这些人可能最强壮、最好战，也最忠诚于公民的责任。最后，苏格拉底的发言详述了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教育的过程，男性间的爱在这种教育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主导角色，是对善与美产生洞见和灵感的首要源泉。
《会饮篇》（The Symposium ，Συμπόσιον ） 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菲德鲁斯、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整篇对话主要由六篇对爱神eros的颂辞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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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密切相关，柏拉图的《菲德鲁斯篇》赞扬了以男性间的爱为核心的生活所带来的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好处。柏拉图说，人类生活的最高形式就是：一个男性在追求“哲学的同时也追求一个年轻男性的爱”，并被热情的欲望所激动。柏拉图用感人的语言描述了爱上另一个男性的那种体验，并且为相互的、互惠的关系而不是偏颇的关系给出了辩护。他这样来描绘他心目中的一对爱人：他们在对智力和精神活动的追求以及政治参与中一起度过他们的人生。（尽管柏拉图没有提到这些爱人的婚姻，那个时代的看法是：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妨碍介入者在家里有个妻子，只是他们很少与自己的妻子见面，即便在一起，也只是为了繁衍。）
古希腊的贵族男性间有这样的一个风气，年轻的男人与年老的男人之间相恋，年轻的男人奉献肉体，年老的男人奉献知识，智慧来让年轻的男人更成熟，成为一个更加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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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性之爱，亚里士多德远不如柏拉图谈得多，但是显然，亚里士多德也发现，在男性间的关系中潜藏着最高形式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彼此祝福，以及彼此都意识到的好品质与好目标。亚里士多德没有在男女关系中发现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女人不可能有好的品质。和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保萨尼阿斯一样，亚里士多德批评那些肤浅的、只关心肉体快感的关系；但他在男性之间的关系（包括许多以此为出发点的关系）中发现了更丰富的发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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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斯多噶派的理想城邦是围绕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的：即，男性爱人伴侣之间的关系为城邦提供了丰富的动机去追求美德。尽管斯多噶主义者希望他们“睿智的男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排除掉大多数的激情，他们却鼓励他培养一种性爱，按照他们的定义，这种性爱“是由于觉察到处于盛年之时的年轻男性的美而被激起的塑造一种友谊的企图。”他们认为，与其他激情不同，这种爱支持美德和哲学活动。
底比斯圣军——古希腊的同性恋部队
此外，无论按照世俗的还是神学的标准来看，芬尼斯对同性恋的反驳……都是一种糟糕的道德论证。首先，这个论证假定，同性恋行为的目标总是或经常是肤浅的肉体快感，是为了一个人自己的满足而工具性地利用另一个人。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前提，我刚才叙述的那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现实之中男男女女的当代生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它。芬尼斯没有为这个前提给出任何证明，也没有为另一个同样错误的观点提供证据，这个观点认为：繁衍关系不可能是自私的和操纵性的。其次，芬尼斯已经说过，一种更好的关系不寻求肤浅的快乐，而寻求产生一个共同体；于是，他未经论证就假定，一种性关系所能产生的唯一一类共同体是“繁衍的共同体”。毫无疑问，这显然是荒谬的。一种性关系所产生的也许根本就不是繁衍的可能性，倒是一种爱与友谊的共同体，而没有哪个宗教传统会否认爱与友谊是重要的人类善。确实，在许多道德传统中，包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繁衍性的共同体在等级上要低于由性所产生的其他共同体，因为这些传统认为，繁衍性共同体的基础可能不是最高形式的友谊和最深刻的精神关切。在一种比古希腊文化更看重女性的文化中，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是，这些历史变化并没有消除在同性个体间产生爱与友谊的可能性。
《实践中的道德》
(美)詹姆斯·P.斯特巴 著，程炼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博雅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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