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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吴啊萍被找到了，南京警方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关于她的身世和经历，网上无数文章也介绍得很清楚了。
她1990年生，是个90后，祖籍福建晋江。10岁的时候，就随父母迁到了南京，可以说是在南京长大的。
2009年，19岁的吴啊萍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护理专业，2013年毕业，取得了护理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就回了南京，进入南京鼓楼医院当护士。
2019年，吴啊萍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去了五台山某寺庙当居士。
2017年12月18日，吴啊萍又回到了南京，并在离太平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址仅有几百米之遥的玄奘寺内，要求供奉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5位日本战犯牌位，还连同美国传教士华群（魏特琳）一起，共6人。
结果，恰巧遇上了寺庙里负责供奉长生牌位的僧人灵松，是个初中就辍学的文盲，只问了一下她和这几人的关系，被吴啊萍随便说了一句“朋友”就糊弄过去了。
想必当时吴啊萍心里也是十万个“为什么”，自己供奉的日本战犯，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摆在了玄奘寺的地藏殿里，而且每人每年才收她100元。
吴啊萍大手一挥，豪爽地一下就交了5年的钱，总共3000元。灵松大笔一挥，立刻在登记册上写下了供奉时间：2018年~2022年。
随后，这六人的长生牌位被摆放在了地藏殿的“往生莲位”区15排7~12位，因距地面高度有3米，所以不容易被游客发现。
就这样，5位日本战犯的牌位，一 摆就是4年。
直到2022年2月份的时候，有名女信众去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两名僧人和几名游客一起帮忙寻找时，才发现了这几人的牌位。
随后，一名游客拍下了照片，7月份把照片传上了网，引起轩然大波，吴啊萍才最终浮出了水面。
警方在对吴啊萍的审理过程中，吴啊萍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供奉日本战犯牌位这件事。
她说，自己跟随父母来到南京后，了解到这几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遂产生了心理阴影，长期被噩梦缠绕，在接触了佛教后，产生了通过供奉5位日本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难”的错误想法。
同时了解到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了保护中国女性的善举，后因受战争的刺激，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回国后在家中自杀的故事，就想通过供奉来帮其解脱。
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吴啊萍在当年确实有去医院就诊并服用镇静催眠药物的记录，而且没有查出受人指使和其他共犯，纯属吴啊萍的个人行为。
虽然吴啊萍供奉日本战犯的理由，牵强得让我们不敢相信。
但诡异的一幕却发生了：有各种人打着各种旗号，试图让我们理解她的这种行为。
我想说，也许他们是善良的，也许他们是尊重人性的。但对不起，就像吴啊萍嘴里说的“想跟所有人忏悔”那样，我们无法共情，也无法原谅。
前者不会，后者不配。
因为，吴啊萍需要忏悔的，不是“我们”。
而是1937年，在南京这片土地上，因为日军非人的暴行而死在大屠杀里的30万亡灵，还有那个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后来吞枪自杀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02
还记得在吴啊萍审讯视频被公开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瞬间眼泪就打湿了眼眶。
评论是这样写的：
张纯如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后，失眠、噩梦、抑郁，最终自杀。
吴啊萍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后，失眠、噩梦、抑郁，供奉日本战犯。
是的，不说远了的30万亡灵，就说把这件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公之于众的张纯如。
如果，当你知道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后，相信你也永远不会原谅吴啊萍。
因为早在她小时候从父母口中知道这段黑暗的历史后，她的命运就和这件事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连接。
以至于为了把这段历史公之于众，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她不惜一人远渡重洋，从美国来到南京，实地探访每一位幸存者。一次又一次凝视他们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想用自己的力量，向全世界大声说出这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她想用自己的声音，向全世界大声说出这30万无辜百姓曾遭遇的黑暗。
最终，她做到了。用了两年的时间，忍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一字一句科学严谨地写出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仅仅出版一个月之后，就跻身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被评为年度最佳书籍之一。
被《纽约时报》评价为：
这是60多年来首次打破中、日、美的沉默，用英文向全世界，详尽地揭露日本当年的兽性。
随后，为了让世界各地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为了让日本慎重地为这段历史道歉，为了给30万遇难的中国同胞奔走呼告，她在精神和身体都极度不适的情况下，还带着作品去世界各地演讲。
在演讲中，张纯如决绝地说道：
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谁知，就在写完这本书7年后，张纯如在美国，开着自己的车驶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然后吞枪自杀了。
犹如吴啊萍口中所说的魏特琳女士一样，张纯如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史实都是借鉴了《魏特琳日记》。
没想到，她终究还是走上了和魏特琳女士一样的路。
要说半个多世纪前的南京大屠杀，和她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没有。
但在67年后，她也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
03
如果不是因为这段历史，张纯如应该有一段很多人都会羡慕的人生。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她的父母都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父亲张绍进是物理学博士，母亲张盈盈是生物化学博士。
出身于这样不凡的知识分子家庭，就注定了张纯如也将拥有不同常人的一生。
首先，“张纯如”这个名字，就取自《论语》：“从之，纯如也”，寓意“和谐美好”。不但蕴含了家人对她的美好期望，更暗示着家人对祖国的祝愿。
虽然远离祖国，但张纯如父母对祖国的爱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年幼的张纯如。
特别是张妈妈，为了让张纯如从小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规定一家人在家必须说普通话。
就这样，在父母的潜移默化下，虽然远在异国他乡，张纯如和家人一样，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的发展。
而张纯如对祖国的了解，也大多来源于自己的家人。
特别是在她知道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外公外婆从南京逃难出来的故事后，张纯如对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心之所向，当时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张纯如，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工科学霸。可当她发现自己对写作越来越有兴趣后，她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弃理从文，转入新闻系。
她的内心迫切想把父母给她讲的这些故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文字，用文字来影响这个世界。
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尚未毕业的时候，她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蚕丝》。这本书讲的是科学家钱学森的传奇人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支撑起了她继续写作的路。
04
1991年，从大学毕业的张纯如，不仅和大学校友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还先后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任职，后来又成了自由撰稿人。
如果她的人生就这样走下去，她大致会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
可命运的转折，却出现在了她26岁的时候。
那是1994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美国参观了一次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图片展。
在这次图片展上，张纯如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场在父母口中曾提起的南京大屠杀，她也终于能把想象变成现实。
看着一张张当时的图片，她哭了，久久不愿离去，也久久无法恢复平静，作为一名作家，她想多了解一点当时的这段历史，结果她去了当地很多大型图书馆，都没找到关于这段历史的任何资料。
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往，看着日本拒不承认拒不道歉的态度，张纯如再也无法淡定。
就像她在采访中说的那样：
我不能让这30万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消失。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世纪之后，没有人会关注，犯罪者甚至会说，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感到恐惧。
带着一个作家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她定下了自己第二本书的选题：南京大屠杀。
为了看清真相，张纯如找遍了美国大小图书馆，可关于这段历史却很少有记载，即便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这让张纯如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题。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张纯如终于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馆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这是两本对她来说，很有价值的日记。一本是《拉贝日记》，另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魏特琳日记》。
拉贝是当时在南京的一位德国商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不但保护了擅自闯入他后花园避难的中国人，还联合多国商人在南京城里划定了一块安全区。
其中，魏特琳女士所任职院长的金陵女子学院，就在安全区内。
可残暴的日本人才不管什么安全区，魏特琳在日记里写道：
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可见，那段历史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如今，却藏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带着对祖国的复杂心情，带着对这段历史的实事求是，张纯如第一次踏上了回国之路。
05
1995年，她先是坐飞机到了香港，然后再一路北上到了南京，
一下火车，她就感受到了南京欣欣向荣的面貌，好像那段历史根本没发生过一样。
但张纯如知道，繁华都是表面的，隐藏在这背后的，是南京人民世世代代对这段历史的痛苦记忆。
为了在仅有的时间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张纯如舍不得休息，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跟着向导一个接一个地走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大屠杀遗址。
遇到当地人讲方言，她一时听不懂就只好录下来，回去慢慢听或找人翻译。没到一处遗址，她就用相机细致地拍下来，在回去一张张整理好。
在南京的每一天，都让她无时无刻不处在身体和情绪崩溃的边缘。特别是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听他们讲一个又一个血腥的故事。
经过严谨的考察，张纯如得到了这样一串数字：
仅仅42天，南京城发生了集体屠杀28起，零散屠杀858起，强奸和轮奸2万余起，30万人被屠杀，平均1天就有近1万人死亡，到处血流成河，好像天上一直在下着血。
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都在诉说着日军当时的暴行，这也让张纯如更加坚定了把这段历史公之于众的信念。
如今想来，在她写这本书的那两年时间里，她不但要逼着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这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去看那些血腥的照片，这是多么的煎熬和崩溃。
直视那段历史，每个家庭的遭遇都足以让她彻夜未眠，还不说这样的家庭数以万计了。
可想而知在那段时间里，她的精神遭受到了什么样的摧残，用她的话来说：她只要一碰到相关的资料，手就会不停自主颤抖起来。
她曾几次中断写作，常气得发抖、失眠多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甚至忍不住在键盘前哭泣：“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种暴行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比。”
这让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情绪的变化，甚至连一向支持她写作的母亲都忍不住劝她放弃，但她却对母亲说：
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中的那些遇难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终于，在1997年，历时两年，张纯如完成了那本震撼世界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很多人通过这本书，了解了那段不为人知的血腥过往，就如张纯如这本书的副标题写的那样：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做到了，带着作家的使命感，带着对祖国的悲悯，带着对30万同胞的呐喊，她孤身对抗着所有反对的声音。
只是她的一系列举动激怒了日本右翼分子，他们不停地打电话寄信件恐吓张纯如，让张纯如从来不敢暴露自己的家庭住址和丈夫与儿子的任何信息。
可日本右翼分子不但对她展开了恶意的诋毁和攻击，甚至还让她遭遇了生命威胁。
但她写完这本书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世界各地“战斗”着，以至于她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但日本右翼对她的威胁和恐吓仍在继续，张纯如有次还从信封里倒出两枚子弹。
2004年，饱受身心折磨的她，最终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
所以，无论吴啊萍有多么冠冕堂皇和自圆其说的理由，我们都无法原谅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做出如此之事。
不然，我们怎么面对张纯如女士和那30万无辜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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