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节军事诸葛亮，后世军事刘伯温。”
按照这句谚语，刘伯温比诸葛亮牛多了。
不是吗？
诸葛亮出山，止能三分天下；而刘伯温出山，就一统江山。
事实上，民间老百姓也只把诸葛亮看成一个智足多谋的军师看待；而对刘伯温，就膜拜成了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事的神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始作俑者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于贫寒农家，他为了给自己营造出一种天命所归的神秘色彩，一方面大力鼓吹天道，一方面大肆网罗诸如铁冠道人张中、周颠仙这类江湖术士充当自己的吹鼓手。
洪武末年，解缙看穿了朱元璋的把戏，上疏直言批评，说他不该“以神道设教”，“欲以愚弄天下”。
朱元璋不管，对他而言，“以神道设教”和“以愚弄天下”乃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手段。晚年如此，早年更是如此。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太史监为太史院，以刘伯温为院使，当时，他就眉飞色舞地对侍臣说：“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无见。”
朱元璋得到浙东名士朱升相助，是在李善长的推荐之下，“潜往访之”，亲至石门山访求朱升，并求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的。
但是，在吴元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赐朱升《免朝谒诏》内，却称：“尔察历数，观天文，择主就聘，首陈三策，朕实嘉行。”张口胡说朱升是仰观天象后，知王气所在，主动来归的。
对此，朱升只有苦笑。
刘伯温是被朱元璋半请半胁迫入伙的，朱元璋后来同样在《诚意伯诰》中说刘伯温是预知天命，“仰观俯察，独渐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能识主于未发之先，愿效劳于多难之际”，“累从征伐，睹列曜垂象，每言有准，多效劳力”
刘伯温对此并不感冒，在答谢表中称：自己“能识主于未发之先”，不过是“偶见于此，非臣之知有以过于人也”；而“仰观乾象，言或有验者”，则是“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阴诱臣衷，开导使言，非臣念虑所能及也”。
刘伯温为什么对朱元璋的表扬表现得这么冷淡呢？
我们不妨把刘伯温的冷淡和上面解缙的愤怒、朱升的无奈结合起来看，问题就很清楚了。
要知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儒者。
儒者奉行孔孟之道，立志以文章济世、以学问治天下，对星相占卜一类下九流的东西是非常鄙视的。
解缙就无须多说了，他是一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的儒者。
朱升呢，是研究过《易经》、蓍卦的，他还在至正九年著作过一部《地里(理)阴阳书》，自序中却说：“余幼而困穷，于卑猥事盖多致力，俯察之学尤为留心。”这“俯察之学”就是阴阳八卦、地理星相一类玄幻学术。
朱升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幼年贫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学阴阳八卦、地理星相之类的知识替人算命、观测风水，以糊口度日。
这句话的背后，我们看到，朱升在成为了一个儒者后，就明确与占卜划清界线了——他称“俯察之学”为“卑猥事”。
刘伯温本该是“俯察之学”的门外汉，看他一生写过的诗文，完全没有他懂“俯察之学”的迹象。
甚至从他早年写的《赠徐仲远序》来看，他对这类东西也是很反感的。
该文中说：“天台徐仲远以七曜四余推人生祸福无不验，予甚异之，而赠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趋避，则吾闻之孟子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台人徐仲远可以通过七曜四余之术进行占卜，无不应验，我对此甚感诧异。如果要我给他赠送上一句话，我说，我只愿追随圣人孟子谈仁义，不愿谈吉凶利害之趋避。
另外，刘伯温在《郁离子.九难篇》篇中，也明确表示：自己只讲求尧、禹之道；讨论汤、武之事；致力于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至于旁门左类、装神弄鬼之术，“皆不愿也”。
刘伯温虽然不愿，但朱元璋为了神化自己，还是强行把他和朱升塑造成了观风望气、预测天命的角色。
对于，他们只能违心地接受。
而刘伯温比朱升还惨了点。
在世人的眼光中，刘伯温的身份已经沦落到与张中、周颠仙为伍了。
明朝人李贽在撰写《续藏书》时，就把刘伯温、张中、周颠仙三人合为一传。
也不知李贽安的什么心态，居然提到刘伯温“既精晓天文，安有不知己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己死之年仅六十又五也”。
刘伯温之死，是够悲凉的，这里不说也罢。
朱元璋视刘伯温为江湖术士，他的《诚意伯诰》又定下了刘伯温“仰观俯察，独渐无疑，千里之余，兼程而至”的基调，那么，《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明太祖实录.刘基传》、《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等文就一脉相承，编造出许多诸如西湖望云之类的神话出来了。而经过数百年来人们的不断渲染附会，刘伯温终于成为了一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事的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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