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李延年曾写过一首《北方有佳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首《北方有佳人》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张爱玲作品《倾城之恋》讲述的并非可歌可泣的伟大爱情故事，而是一段由香港的沦陷成就的平凡爱情。
《倾城之恋》中女主人公白流苏出身于大户人家，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婚姻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至少两人在经济地位上是不相上下的。但婚后她因无法忍受丈夫的家庭暴力选择了离婚，婚后一直寄宿在娘家白公馆。她的财产全部被兄嫂骗光挥霍，失去经济价值的她逐渐被娘家人嫌弃、厌恶，与兄嫂翻脸后的她也彻底失去了容身之处。但阴差阳错的，她认识了范柳原，并将自己未来的幸福全部“赌”在了他的身上，两人的爱情中充满了斤斤计较与算计，互不相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的沦陷反倒成全了两人的爱情。
婚姻与家庭是张爱玲作品中必不可缺的两个重要主题，在她的作品中，爱情和婚姻通常是苦涩而压抑的，她对世事和人心的洞察之深入体现得淋漓尽致。《倾城之恋》这部小说就集体体现了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在旧式社会，婚姻对女性来说不可或缺，婚姻是她们谋生的手段，没有婚姻保护的女性人生之路注定是一场悲剧。而处于旧思想和男权社会之中，即使女性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却依然无法摆脱依附于婚姻的命运。
“还好，她还不怎么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上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的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
中国古式故事里的美人一般都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白流苏也是美的，只是离婚已七八年且近三十的女人在外人的眼中已经注定打不赢人生这副牌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惨淡的人生和命运的悲剧。
尽管与前夫的婚姻门当户，但对丈夫的无能和暴力失望的她毫不留恋，不顾旁人劝说坚决地转身离开，而对离婚后的生活她也没有任何规划。她带着一笔不菲的离婚财产回到娘家，吃喝住在娘家，刚开始时哥嫂几个看在财产的份上对她和颜悦色，表面上对这个离婚的妹妹不离不弃，但慢慢地财产被哥俩挥霍一空，她又变成了他们的眼中钉，甚至是“扫把星”，她在这个家竟然没有任何容身之处了。全家人都在等这个“拖油瓶”妹妹去为她的前夫戴孝主丧，让她“落叶归根。”
三爷道：“六妹，话不是这样说。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们全都知道。现在人已经死了，难道你还记在心里？他丢下的那两个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你这会堂堂正正回去替他戴孝主丧，谁敢笑你？你虽然没生下一男半女，他的侄子多着呢，随你挑一下，过继过来。家私虽然不剩下什么了，他家是个大族，就是拨你看祠堂，也饿不死你。”
白流苏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都离了这么七八年了。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拿着法律闹着玩哪！”
三爷道：“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改不了，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这段对话表面上向我们透露的信息是三爷希望流苏为唐家“过继侄子，看守祠堂以继承家产”，但却从侧面描写了流苏的性格特点。一是她不甘于传统婚姻中的精神压迫，敢于打破旧式婚姻的枷锁。当初能与家底丰厚的唐少爷离婚，就是因为她在婚姻中看不到爱与希望，她不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熬死了一身疾病的丈夫，守着一笔遗产便可以度过后半生，对她来说爱情和自由的意识已在心中萌芽，爱情虽然不是人生的必需品，但是如果婚姻中没有爱，她有胆量和骨气选择离开。
二是她内心有主见，不轻易妥协。当唐家少爷离世的消息传到白家时，已经落魄、腐败的白家再次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六小姐身上看到了希望，几乎所有的人都劝她离婚，自私的本质在这个家庭身上一览无遗，但她内心坚定，不为所动，以法律为武器来反抗家庭的逼迫。
兄嫂们轮番咒骂与批判无外乎是厌恶白流苏长期吃住在娘家，这让她心生愤恨、无地自容。正在她承受全家人的非议与责骂之时，徐太太给她指明了一条出路：找事，都是假的，找个人是真的。精通人情世故的徐太太给毫无人生规划的流苏带来了很多的安慰和开导，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今后的人生安排。从被欺负、失望到无助再到如梦初醒，白流苏的思想蜕变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在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地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地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然后下一代又生出来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流苏万分恐惧，她遮住眼跌跌撞撞地往房间跑，用镜子照了一下自己的面孔，还好，她并不老，这给了她巨大的信心和底气。至此，白流苏已经完成了她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无力改变目前的处境，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想在白公馆稀里糊涂过完自己人生后半辈子的六小姐，她开始为自己之后的人生做规划和决策了。
02 爱情很现实，因而是苍凉的，我想要结婚，而你只想要爱情
兄嫂的冷言冷语与母亲的听之任之让她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她无能为力，这一困境就体现在她对徐太太的一番倾诉中。“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 没念过书，是因为旧社会女性没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肩不能挑则是由男女生理特征导致的，这样就无法在社会中找到谋生的方式，这样的女性虽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但家族早已落寞腐败，她不得不选择依靠男性来获得后半生的幸福。
阴差阳错地，白流苏认识了范柳原，两人互生情愫，她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赌”在这个众人虎视眈眈的目标范柳原身上。但两人之间的交往充满了算计，永远保持着一种安全的距离。白流苏总是在算计着能不能嫁给范柳原，但范柳原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了一些刺激，他的童年并未体会到寻常人家的家庭幸福和温暖，他平日里吃喝嫖赌，唯独对家庭幸福不感兴趣，无意于走入婚姻。
对于范柳原，白流苏是真心喜欢的。虽然得到了范柳原的青睐，但她经常会自问：他爱自己吗？作为一个离过婚又被娘家抛弃了的近30岁的女人，这一次她对待婚姻的态度极其小心翼翼。毕竟，除了自己，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但她对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虽然她爱他，但她跟他结婚更多的是为了经济上的目的，为了自己后半生的着落。
一天两人遇到了一堵望不见边的墙时，范柳原看着白流苏说：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相遇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面对这样一堵冷且粗糙，有着死一般颜色的墙，范柳原道出了自己心中的伤痛，刚回国时的他二十四岁，对家乡有着很多美好的梦，但回到中国后，他特别失望，受不了家庭的打击，不由地就往坏道上走。他说：“你如果认识以前的我，也许你就会原谅现在的我。”在原生家庭中受过重伤的他，热切地期盼着流苏能够理解他，信任他。
正如剧作家廖一梅所说：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两个相爱的人，一个把未来全部放在婚姻上，原生家庭教会给她的是没有明媒正娶的婚姻，人生总归是没有保障。一个不相信婚姻，原生家庭给他的印象是对家庭、对婚姻的不信任，婚姻是人生的束缚，他只想要爱情。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如此不合的两个人，势必会在相处中精于算计，互相猜疑。
对范柳原来说，爱情至上。他说：
“死生契阔——与子相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分离。’好像我们自己做的了主似的。”
这段话中已经隐隐约约透露出范柳原不愿结婚的想法，流苏知道他这一想法后气愤至极，她坚持要离开范柳原，不愿做他的情妇，对她来说，人生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婚姻。坚决的离开，其实背后还有她的小算盘，他终究没有得到她，或许有一天他还会回来找她，而且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
她回到了上海的白公馆，家人对她仍然冷嘲热讽，她受尽非议，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家庭压力，这是最令她痛苦的原因。很快，范柳原从香港发来的电报邀请，她嚎啕大哭，她已经忍无可忍了。她已经老了两岁，她禁不起老，随着年龄的渐长她早已逐渐失去了婚姻交换的资本。
她非常清醒自己再次回香港的原因不单纯是因为对他的爱。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念过两年书，”她根本没有办法独立存活在世上，她不得不选择依附于范柳原。哪怕做不成他的妻子，做他的情妇也好。另一方面，这样的决定对她来说很不容易，没有婚姻的保障而想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非常艰难、痛苦的事，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这是她目前的唯一生存之道。
回到香港后，两人关系迅速升温，白流苏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天范柳原要去英国一段时间并且并且表明不能与她一同前往，他给了她两个选择，或者在香港租房子住下来，或者回上海娘家，这一次白流苏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回到自己“恩断义绝”的家中，她宁可只身留在香港。留在香港，她大不不比为生存发愁，也可以远离家庭的纷扰，虽然结婚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也大抵实现了追求婚姻生活所能达到的目的。她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难免有些落寞，她惆怅了：
“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物之地。‘持家’罢，根本无家可持。看管孩子罢，柳原根本不要孩子。省俭着过日子罢，她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
此处白流苏的心理活动也透露出她内心的挣扎与矛盾，经济上不独立的她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婚姻，她前半生学的任何本领和学识，都是为了在之后的婚姻中大展身手，自此她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存在着，而是一个媳妇，一个母亲。但现在的学无所用让她焦虑，她感到人生失去了价值。
03 在女性眼中，婚姻是谋生的手段，丈夫是女人的职业
这部小说中男女在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白流苏面对婚姻的困境是求而不得，那么四奶奶的处境是深陷泥潭，不愿动弹。
四爷不争气，在外面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这让一向好强的四奶奶脸面无光，还为此交出了家庭大权，对自己丈夫失望的她没有任何选择，她只能忍着，不敢离婚。 她需要依赖丈夫才能在白公馆生存下去。她对长期吃住在自己家的白流苏非常嫌弃，甚至指桑骂槐，“我也有娘家呀，我不 是没处可投奔的。可是这年头儿，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我是有点人心的，就得顾着这一点，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
四奶奶的这段嘲讽其实也透露出了她自己在婚姻中的无奈。面对着同样吃完嫖赌的丈夫，白流苏当断则断，坚决离婚，而四奶奶却无法轻易离婚，一是因为她没有任何养活自己的技能，失去了家庭的支撑无法活在世上，二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回娘家，可回到娘家后同样会面对娘家人的嫌弃与咒骂，无法获得尊重。
在那个年代，无法获得异性的爱，也就自然无法获得同性的尊重。
但四奶奶在白流苏成功嫁给范柳原后，也毅然决然地同四爷离了婚，我想这是因为四奶奶在白流苏对婚姻和幸福的追求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人生的可能性，尽管这份希望还是指向婚姻，女性还是不得不依赖于男性而生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更能体现这种依附关系的是《金锁记》。《金锁记》中曹七巧出身卑微，后来被兄嫂出卖嫁给了从小患有软骨症的姜二爷，她怨恨这个男人没法给自己爱和被爱的感觉，但同时她不得不忍受残疾的丈夫来换取经济上的保障，久而久之，她主动地把自己束缚在金钱的枷锁中，最终走向精神的变态和人格的扭曲。
卡耐基说：经济独立的女性，自身带着创造幸福的能力，她们不需要取悦和依赖男人，婚姻对于她们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已。鲁迅先生则认为经济上不独立的女性，哪怕经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获取了幸福和权利，这种幸福和权利也是极其不牢固的。
波伏娃曾在代表作《第二性》中说道“女人不是天生而就的，而是在后天逐步形成的。”她认为女人作为“第二性”的形成有三点原因：一是经济不独立；二是女性经济地位和所处处境带来的“嫁人意识”，导致婚姻成了唯一的归宿；三是男权社会制度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三点也恰好说明了《倾城之恋》中所有女性婚姻命运的被动性和悲剧性。
《女人与母亲》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母亲和妻子并不构成女性的理想未来。
在男权社会里，男性掌控着经济大权，掌握着女性的命运，女性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存，不得不走入婚姻，但是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婚姻不是收获幸福和实现价值的唯一选项，尽管大多数的女性还是会走入婚姻，走入家庭，但是未来她们会多多少少实现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向男性靠齐，她们开始拥有对自己人生的绝对掌控权。
04 张爱玲小说苍凉感形成的原因张爱玲对人心的深入洞察，和笔下的荒凉，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小说畅销了五六十年，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独特的魅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能始终以冷静、尖锐独立而又刻薄的笔触塑造每一个角色和情节。
她的小说主题永远是围绕着爱情和婚姻，处处充满着对现实社会最冷峻的批判，让人不由自主地生起一股苍凉质感。造成她小说人物冷漠，情节苍凉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父母婚姻的变故。四岁那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便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去了英国，姐弟俩只能与父亲为伴，父亲终日吸食鸦片，姐弟俩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父爱和母爱。四年后，母亲回国，家里恢复了缺席已久的热闹和快乐，但是好景不长，父母由于争吵不断，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以离婚收场。而后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爱玲愤怒地永远逃离了父亲的家，而从小与母亲分离的现实让母女俩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无法像普通母女那样亲密无间。
不幸的家庭使她从小格外敏感成熟，这也让她过早地形成了悲观的人生观，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大多是原生家庭被嫌弃的对象，无情地剖析着家庭生活中丑陋的一面。《金锁记》中曹七巧疯子一般地控制着儿女，断送了儿女的婚姻幸福。《倾城之恋》女儿被兄嫂欺负与责骂时向母亲诉苦，而白老天太对这一行径的无动于衷和冷若冰霜。如果没有从原生家庭中感受过伤痛，她对这一切的认知还要另当别论吧。
二是爱情的破灭。张爱玲23岁那年认识了胡兰成，她以为遇到了赏识自己的知己，便飞蛾扑火般地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去，但她屡次被伤害，最终万般痛苦的她决然地同胡兰成决裂，他们之间的爱情昙花一些便枯萎了。爱而不得的痛苦让她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社会中两性关系的残酷。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是经济不独立迫于生计而不得不走入婚姻，“丈夫便是女人最好的职业。”小说中的爱情无一不是千疮百孔的，那些看似圆满的故事也是历经了各种算计与妥协的。
三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儿时的张爱玲没有母亲的陪伴，自幼跟着父亲去听戏，回家后两人还会共同探讨一下经典文学。幼年时的她就已经读过很多作品，《红楼梦》等还对她的创作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的父亲发现了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有意着重培养。传统文学对幼年时期的张爱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母亲归国后，西方文学开始在她心里扎根，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她进入圣玛利亚女校读书，在那里接受了西方文化与知识的系统学习，之后又就读香港大学，进一步加深了西方文化对她的影响。
中西方文化在她的人生观中不断地碰撞，她作品中的苍凉感，既有《红楼梦》的悲情，又有西方现代主义“人生是无望的，世界是荒诞的”的哲学观点。
原生家庭的破裂，爱情的失意，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让她过早地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使她也形成了稳定的人生观。她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观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小说对苍凉人生的哀叹，以及她对人情世故的精准洞察，常常由我们不由自主地将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去思索人生的意义和现实的出路。尽管六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家庭和婚姻中遇到的诸多难题与困境，总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启迪和暗示。读的是苍凉，更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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