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6岁的邓小平来到上海，一天清晨，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接到招待处处长葛飞打来的电话。
葛飞在电话里转告王力平，邓小平同志问张锡瑗的骨灰还在不在。王力平同志告诉葛飞，张锡瑗烈士的骨灰依旧安置在龙华烈士陵园。
第二天下午，王力平请警卫处去龙华烈士陵园拍了张锡瑗墓地附近的录像和照片，并派人送给邓小平。晚上，邓小平和女儿邓楠一起翻看录像和照片，邓楠调侃着问父亲，“（张锡瑗）人真这么漂亮？”邓小平回答女儿：“比这个照片还要漂亮。”
几日后，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找到王力平，说要到张锡瑗的墓地去看一看。邓楠也跟着一同去了龙华烈士陵园，她跪在墓前，为张锡瑗献上了一束鲜花。此时距离张锡瑗离世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
图丨龙华烈士陵园
从同窗好友到恋人提起邓小平的夫人，大部分人下意识就会想起卓琳。
然而事实上，邓小平的第一位妻子名字叫做张锡瑗，国内鲜有人知道她和邓小平的这段婚姻。直到2001年，由央视、上海等联合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红岸——邓小平在1929》公开上映，公众才第一次在银幕上了解到这段往事。
张锡瑗于1907年出生在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后因行政区域划分并进北京市）一个铁路家庭，家中共有三姐妹，分别叫张锡瑞、张锡珍、张锡瑗。
锡瑗这个名字，有上天赏赐的美玉的含义。
图丨张锡瑗
张锡瑗的父亲张镜海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一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曾经在火车站摆摊卖茶水和鸡蛋。
1920年，张锡瑗随着父母迁往河北保定定居，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就读。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是一所起源于靴城直隶女学堂的老校，多年来培养出了众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校期间，张锡瑗在好友李培之的鼓励和感染下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过学生组织的学潮运动。
1925年，张锡瑗到北京深造。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高校学术氛围浓厚，学生们的政治觉悟都相对较高。张锡瑗在这里进一步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并接触到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他们的指导和鼓励下，张锡瑗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图丨《邓小平》剧照 张锡瑗的扮演者
当时国共合作第一次合作已经实现，北京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旨在实现民主与共和，推动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张锡瑗在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召开。
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因表现优秀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那一年她正好十九岁。
次年，邓小平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学习，这对怀有共同理想的年轻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遇了。
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俄文名叫“多加多娃”，她被分配在共青团第七小组，而邓小平恰好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俄文名叫“多佐罗夫”。张锡瑗性格开朗、活泼，长相也很漂亮，在中山大学不乏追求者。
文静漂亮的张锡瑗，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苏联期间，他们二人，理想一致，志趣相投，虽然不在一个班级上课，但经常在一起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两人经常讨论国内外的形式，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
图｜《邓小平》剧照 邓小平与张锡瑗
邓小平比张锡瑗大3岁，经历比张锡瑗丰富，知识面也更加广泛。张锡瑗很喜欢和邓小平讨论问题，从他深刻而透彻的解说和结论之中，对问题能够得到新的理解。
在生活上，邓小平也时常关心张锡瑗，其实在这段时期，两人就有了依恋的感觉，只不过年纪尚轻，革命工作任务繁重，二人只是保持着同学的关系，并没有发展成恋人。
这份情感，他们都默默地深藏在心底。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可邓小平没有完成两年的学业。
1926年底，邓小平便应组织要求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所以真正算起来，他俩同窗的时间不到一年。
邓小平离开之后，张锡瑗瞬间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原来短短的同窗生涯，邓小平已经在她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邓小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其实也在四处打听，但一直没有找到张锡瑗确切的消息。
这一别，何时能再相见？张锡瑗不知道。
不像现在这个信息年代，只要你想找肯定能找到，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失去了联系的朋友同学，很可能一辈子都难以见面。
1927年，张锡瑗结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经蒙古回到保定老家。回乡后，她与两个妹妹一起一起，协助父亲张镜海在保定开展革命斗争，支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全国的北伐革命。
1927年4月12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在上海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大量共产党员牺牲。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党中央被迫迁往武汉。
张锡瑗也去了武汉，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期间，遇见了老同学邓小平，两人都是又惊又喜。八七会议以后，为了避开武汉的险恶局势和适应革命的发展需要，中共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和张锡瑗同船而行，赶赴上海。
图｜邓小平同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留影
1927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人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张锡瑗就在邓小平领导的秘书处工作。
在见面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意外的重逢，让两个怅然若失的青年人真正打开了心扉，他们在惊喜之余下定决心决不能再错过这段缘分。
邓小平有出众的才华、乐观的性格、干练务实的处事方式，深深吸引着张锡瑗，而张锡瑗端庄秀丽、温柔热心，也深得邓小平的好感，他鼓起勇气写信向张锡瑗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心，张锡瑗含羞地答应了。
根据当时在秘书处工作的同志们后来回忆，张锡瑗长得非常漂亮，当时追求她的小伙子很多，也有不少条件不错的。但张锡瑗都没有动心，她只钟情于其貌不扬、才华横溢的邓小平。
他们像普通的恋人一样去上海外滩，去黄浦江边，这是邓小平和张锡瑗回忆之中最为甜蜜幸福的一段时光。
白色恐怖的革命伴侣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国内的大革命达到了最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邓小平和张锡瑗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结为夫妻。
1928年春，二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仪式在广西中路一家叫聚丰园的川菜馆 （今上海广西中路慈德里旁）举行。因为当时（1928年10月以前)上海的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所以他们可以办酒席庆祝，还有几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
图｜李培之和张若飞
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上海工作的大部分同志都专门来祝贺，婚礼现场足足有30多人。当时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郑超麟也去吃了喜酒，晚年的郑超麟老人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
婚后，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感情一直很好。
在沪期间，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一起住在公共租界的一栋楼里。周恩来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夫妇住在楼下。邓颖超回忆起张锡瑗时曾说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当时和他们一起工作生活的还有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妇。这三对夫妻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编在一个党小组，一直相互扶持和照顾。
不久之后，白色恐怖席卷整个上海，许多共产党同志被抓捕杀害。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中，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简直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邓小平曾以杂货店老板、古董店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他的店铺开在浙江中路112号的弄堂里。为了配合邓小平的老板身份，“老板娘”张锡瑗在上海活动时，经常身穿旗袍、穿着高跟鞋、梳着简练的短发，俨然一副上海上流社会妇女的模样，在租界内从容行走，应对自如。
在这段期间，他们不止一次陷于生死攸关的危机。
最危险的一次遭遇发生在1928年，邓小平和共产党人罗亦农在约定的地点见完面，邓小平刚从后门离开不久，国民党巡捕就从前门进来了，罗亦农随即被捕，后被国民党杀害，英勇就义。
还有一次，国民党巡捕发现了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住处，上门搜查。当时中央科特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所以周恩来带着其他共产党员及时撤离了。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到通知，在巡捕上门搜查的时候敲门了，幸好当时搜查的人当中有中央特科提早安排的眼线，这位线人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屋里说话的人声音不对立刻离开，才侥幸逃脱追捕。此后半年，邓小平和张锡瑗甚至连那条弄堂都不敢走过。
在这样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日子里，这对新婚小夫妻自然没享受多少甜蜜的时光。
据邓小平自己的回忆，他们结婚后没有照过相，甚至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红颜薄命 英年早逝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夫妻缘分只维系了两年不到。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共产党决定在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当年夏天，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他离开上海前，张锡瑗已经怀有身孕。
到达广西后，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人相继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形势并不理想的局势下，右江根据地红旗漫卷，风雷激荡，成为全国瞩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
图｜百色起义时的邓小平
1929年的冬天，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对邓小平这段时间的工作相当满意，党内一致认为邓小平发动的广西左、右江起义“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
向中央报告完工作后，邓小平便马不停蹄地跑去宝隆医院探望妻子。当时的张锡瑗已经临近生产，住进了德国人开设的宝隆医院待产。
宝隆医院创设于1900年，以创办人宝隆博士的名字命名，是如今上海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前身。由于宝隆医院是外国人设立并管理的，即使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国民党也很少盘查这家医院。所以这里曾经一度是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接头处，在上海活动的共产党人经常在医院里交换情报。
图｜宝隆医院大门
夫妻二人久别重逢，本来是人间喜事。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重逢却成了诀别。
张锡瑗在分娩时出现难产，又因分娩时间过长致使病菌感染患上产褥热。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产褥热对于产妇来说几乎是致命的，邓小平日夜守候在妻子身旁。
张锡瑗高烧不退，疼痛难忍，邓小平抱着孩子安慰着她，和她一同畅享未来美好生活。
看着备受病痛折磨的妻子，这位刚毅的革命者也忍不住数次落泪，他再三恳求医生救救他年轻的妻子。
然而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张锡瑗怀着对丈夫的爱，对孩子的不舍，对革命事业的遗憾，在邓小平的怀中去世。
张锡瑗离世后没几天，他们的孩子也不幸早夭。
同时失去妻儿的邓小平悲痛万分，可是广西方面军情如火，邓小平甚至没有来得及为张锡瑗筹办后事，便匆匆取道香港返回广西投身于革命事业。
战火连天的年代，个人的生离死别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1931年春，邓小平在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便拜托李强回沪帮忙处理张锡瑗的后事。李强回到上海后，把张锡瑗的遗体安置在上海江湾公墓，当时给张锡瑗送行的，除了李强之外，还有邓颖超与她的母亲，以及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一家人。
出于地下工作者的需要，李强不敢在墓碑上刻上张锡瑗的真名，只留下了张周氏三个字，而立碑人一栏刻的曾幼范就是李强的原名。
1931年5月，邓小平带着弟弟邓垦回到上海，特地去江湾公墓看了看张锡瑗的墓碑。
图｜人民解放军经过南京路
同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离沪，这一走就是18年，曾经的少年，抛头颅洒热血，南征北战十几载，再次归来时，他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解放者。
邓小平对亡妻的思念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夫妻缘分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两年，邓小平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年轻早亡的夫人。邓小平后来的夫人卓琳在回忆起张锡瑗时，也曾说过邓小平“对原来的夫人感情是很深的”。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带着妻子卓琳一同寻找张锡瑗的坟墓。
上海多年来屡经战乱，日本人曾在江湾公墓动土修机场，当年很多烈士的坟墓都已经了无痕迹。后来还是在李强的回忆下才终于找到张锡瑗的坟墓。邓小平发现张锡瑗的坟墓已经有被水淹过的痕迹，便叫人将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并将棺木安置在当时自己所居住的瑞金花园。当时一并停放在瑞金花园内的还有苏兆征烈士的棺木。
图｜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烈士
不久，邓小平离开上海，率军攻进大西南，张锡瑗的棺木就一直放在瑞金花园上海励志社的旧址里。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曾这样描述两人的感情：“往事悠悠，岁月的潮水冲刷不掉人世间的真情。许多年过去了，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着张锡瑗。”
邓楠还记得邓小平在对自己提起张锡瑗的时候，称赞她是“少见的漂亮”。
邓小平对张锡瑗的思念显然也影响了邓楠。她一个人待着时，时常会想张锡瑗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个性？
“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邓楠这样形容自己对张锡瑗的感情。
虽然张锡瑗早逝，但是张家和邓家之间的联系却从未中断过。邓小平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个名叫徐冰的同学，徐冰在德国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8年担任党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的德文翻译。在邓小平和张锡瑗走到一起后，邓小平做中间人介绍徐冰和张锡瑗的妹妹张晓梅认识，徐、张二人随后也在上海完婚。
张锡瑗去世后，徐冰夫妇一直和邓家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邓小平的子女们管张晓梅叫姨妈，管徐冰叫姨爹。徐冰夫妇两性格活跃又开朗，经常邀请邓家一起聚餐，邓家子女们从小就很喜欢姨爹和姨妈。
1969年，张锡瑗的遗骨被迁往龙华烈士陵园，和其他革命烈士一起，长眠于青松翠柏之中。她的坟墓两侧，分别是郑振生烈士和杨殷烈士的坟墓。
如今的张锡瑗墓碑上端端正正地嵌着一张照片，这是她于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和女同学们一起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疗养院照的。这也是她留在世间唯一一张照片。直到1978年，龙华革命公墓的工作人员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 ，嵌在了她的墓碑之上。
图｜张锡瑗烈士
照片上的女孩容颜清丽，神情坚毅，墓地周围，松柏常青，绿草如茵。而伊人已经逝去多年。
结语邓小平和张锡瑗相识于青年求学时代，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结为伴侣。
在那个激情飞扬的革命岁月里，两人携手走过了危机四伏、惊心动魄的艰难时光。张锡瑗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去世，没能等到她为之奋斗终身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那一刻。她是邓小平的妻子，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战士。
虽然她逝去多年，邓小平和她的亲人却始终没有将她忘怀。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至今收藏着当年邓小平赠送给她的那条彩色毛线围巾。这条珍贵的围巾，是两人当年爱情的见证，穿过悠悠岁月，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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