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记载：河南曲剧是“由坐班清唱的河南鼓子曲中杂版小调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于1926年经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搬上舞台，发展成为戏曲剧种”的。这里所说的临汝县农民“同乐曲子社”，广义上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临汝广袤大地上初具规模的66个农民同乐曲子社，狭义上是指以朱万明和关遇龙领班的农民“同乐曲子社”。在河南曲剧诞生发展史上，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曾被誉为“第一功勋班”。
一、遍地开花的“同乐曲子社”，为河南曲剧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和艺术基础。
从公元1644年——1911年，汝州一直是直隶州，直隶河南布政司，领鲁山、宝丰、郏县、伊阳（今汝阳）四县，这里号称是“曲子窝”。汝州的朱万明、关遇龙、马清波、姚一星等先于清宣统年间已开始约会坐堂弹唱挚友唱高跷曲。他们组织的团体多叫同乐社或同乐班。较大的团体有汝州赵庄陈玉保、卢天德（绰号面堆）等人的高跷社；汝州郑铁炉村以朱万明为首的同乐社，汝州大张关遇龙、王少阳等人的同乐班，汝阳县马清波等人的同乐社，汝州毛寨郭成章、郭象棋支持的高跷同乐班，汝州玉皇沟的邓老南同乐班，官庄的许梦林（许雷）同乐曲子班等等。
踩高跷演出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到了清末民初，临汝农民同乐社的发展更加迅速，遍及汝州城乡。曲子班在临汝县境内境广为布之，真可谓遍地开花。据《临汝县戏曲志》、《洛阳曲剧史话》记载：当时临汝县初具规模的农民同乐曲子社多达66个，这是指有教师、有点名气的业余班，不包括本村演、本村看、下了台子还吃自家饭的闹节性的临时班子。群众中“玩故事”、“哼曲子”的人多，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哼上三、五板，走在山间的小道上，随处可闻曲子声，真可谓“曲声载道”。
紧接着应运而生的众多农民同乐社多以行政村、组结社，有的一村一社，或一村多社。每个社都聘请专职或兼职教师教跷曲。各个同乐社之间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为高跷曲子的发展尽心尽力。同乐社成员之间亲如兄弟，同舟共济。农忙时相互帮工，辛勤耕耘收种，一有闲暇，共同研讨高跷曲子艺术。比如：以朱万明为首的郑铁炉农民同乐社，在演出过程中发现三弦、月琴老被人群挤扛得弹拨错位、乐音不正的问题，于是共同研究解决这一难题。朱万明找了一杆拉四弦的马尾巴弓来拉三弦，结果拉奏成功。各个同乐社的社首定期或不定期的到赵庄同乐社聚会，互相切磋、交流、和学习。例如：大张村同乐社社首关遇龙和郑铁炉村同乐曲子社社首朱万明，农闲时到西安、老河口等地经商，走进了洛阳等地的高跷曲艺术交谊网中。朱万明、关遇龙把在河南府（洛阳）大屯学习引进的杂调与曲牌传授给其他同乐社的玩友们，并且改高跷曲的主奏乐器古筝为坠子，其他同乐社也都竞相效仿。
郑铁炉曲剧团排练中
民间同乐曲子社团组织的普及和发展，培养了大批的曲子艺术人才，带来了曲子艺术的繁荣和提高，推动了高跷曲子向高台曲子的嬗变，为河南曲剧诞生曲奠定了深厚群众和艺术基础。
二、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率先甩跷登台，拉开了河南曲剧崭新的序幕。
临汝县农民同乐曲子社的普及和发展，在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豫西形成了很大的辐射力，一时声名远播，外地邀请演出的请帖与日俱增。农民曲子班社，汇集了曲子界的精英，靠拢在以朱万明、关遇龙为首的同乐社的旗帜下，能分能合，召之即来，来之即演，演之引人入胜，深受百姓欢迎。领班人关遇龙、朱万明都是曲子界呼风唤雨的人物。关遇龙义气千秋，擅长管理，朱万明勤奋钻研，精于业务。金搭档联于曲子改革，终于在民国15（1926）年5月18日，把曲子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临汝县同乐社率先在登封颍阳登台演出，完成了从高跷曲到高台曲的转变，是河南曲剧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临汝县农民“同乐曲子社”的艺人们，带头甩掉束缚曲剧艺术表演的跷腿，勇敢冲破桎梏曲剧艺术发展的樊笼；率先登上舞台演出，拉开了一场伟大戏曲革命的序幕；实现了河南曲剧划时代的一次质的飞跃；揭开了河南曲剧发展的崭新一页；标志着一个古老但又年轻的新剧种——河南曲剧的正式诞生。这一天——1926年5月18日也就成了河南曲剧的诞生日，载入了中国戏曲发展的史册。
三、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率先打破收入归集体的禁区，带头实行“按人头均分工资”的分配制度，极大的调动了曲子艺人登台演出的积极性。
河南曲剧在没有登之前，所有曲子社班出外演出属于与民同乐的性质，除了吃喝招待以外，不谈戏价，演出结束时凭主人家心情给些礼情（红封儿），其实这些钱已带有报酬的性质，但这些钱没有归任何人，交到曲子社当作曲子社常年的花销开支。曲子社演出收入归玩友个人所有，是临汝县农民同乐社从民国15（1926）年5月在登封颍阳登台演出正式开始的。关遇龙和朱万明商议把在登封接到的红封儿（酬金），分给参加演出的每一个玩友，有人提出这不跟江湖“戏子”一样吗？我们不成了一窝“戏
子”吗？关遇龙说：“我们是按人头分钱的，不论主角、配角、大弦、二弦、领班打杂的，一律按人头平均分配，这跟江湖戏子本质上不一样，江湖戏子是按大小角分帐的”。他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许，但是，分酬金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登封李洼登台演出结束后，走到半路僻静之处，关遇龙开始把酬金第一次按人头均分给曲子演员，打破了过去收入归集体的禁区。临汝农民同乐曲子社坚持红包均分制度长期不变。这项制度一直到成立剧团，开始卖票演出都没有变。
四、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率先买票演出，把曲子社推向了商业化演出的职业道路。
1931年，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的社头关遇龙想成立剧团，靠唱戏收入解决生计问题。他到洛阳大屯邀请朱六来、朱双奇、朱天水参加剧团。“三朱”拒绝了关遇龙的美意，关遇龙只好在家乡临汝组班。同年秋，关遇龙组成了朱万明、李久长、陈玉保、陈六喜、黄新发、等11人的同乐曲子班，先后在汝州、汝阳、嵩县一带登台演出。在嵩县演出时，洛阳城来人请戏，并且是邀请他们到洛阳的“河南舞台”演出。请戏的人说：“我们戏园的京剧对不过绑子戏，卖不出票，戏园子空着，请你们去演！”关遇龙和朱万明坐下商量，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同乐曲子班从来没有在戏园子卖票演过戏，现在要到戏园子去接京戏的台口和梆子戏班对戏，能行吗？关遇龙生性胆大，泼辣敢干，朱万明胆小心细，在大事上向来都是关遇龙拍板定案的。关遇龙说：“不闯就不会有发展，只要闯进河南舞台演出成功，同乐社才有明天！”他让盟兄朱万明在此领着演出，自己到关林大屯调遣精兵强将。
关遇龙调遣来了朱天水、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等演员。关遇龙、朱万明和戏园经理经过了认真策划，广贴戏报，大造声势。四方曲子玩友重信义，顾行帮，前来助阵支援。由于同乐曲子班的全力拼争，首登河南舞台成功。第一天上午演出《蓝桥会》、《狐猩仙闹书馆》引起轰动。夜场《赶陕州》卖票处挤扛不动，戏园的池座中连过道全部加座，站票栏十分拥挤。经理让票房先生结帐，先扣除戏园开支，再把钱按人头均分成红包，送交关遇龙，关遇龙谢拒，叫暂存柜房。关遇龙和朱万明商议，要重新安排剧目和名演，坚决赢戏。关遇龙接着又采取了措施，邀请洛阳及周边的所有优秀曲子人才来加盟助阵演出，偃师的周富须、秦中胥、李修德带来了《闫家滩》、《打蛮船》等新剧目，其它各县也来了不少的玩友登台助援，声势越来越大。几天的对台竞争，中州舞台的梆子班的戏票卖得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收场到乡下唱野台去了。同乐曲子社独霸城关，场场爆满，演出大获成功。
首登河南舞台成功，不但使临汝同乐社闻名遐迩，而且促进了洛阳、汝州及周边地区曲子戏的大合作、大交流，最重要的是此次演出开了曲子界售票演出的先例，使曲子社走上了商业化和职业化的演出道路，为河南曲剧的繁荣发展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履。
五、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率先实行主演奖金奖励机制，调动主演积极性。
在演出实践中，同乐社头人关遇龙和朱万明看到实行按人头均分演出收入，客观上不利于调动演员尤其是主演的积极性。于是就着手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后来，关遇龙根据戏迷们传说的一个药方“天水一两，六来一两，双奇八钱”想出了一个法子。即在算账均分红包时，先按观众对主演评价的打分抽出若干钱来，作为主演的补贴，也叫奖金，然后主演再和大家平分红包。实行主演奖金制度后，主演们的演出和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朱香水、朱六来等主演虚心向京剧演员学习演出技巧，演出水平不断提高。
六、临汝县农民同乐社首次把河南曲剧带到省城和外省演出，为河南曲剧远播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临汝县农民同乐社金字招牌的影响力，引起了旧军队的注意。民国23（1934）年7月，二十路军接到移防江西的命令，张钫召集临汝同乐曲子班前往开封为该军驻汴办事处作辞别省府酬酢助兴演出，这是曲子戏第一次进省城演出。紧接着关遇龙遵命选拔演员随军南下。这次组成的剧团共计30人，阵容
庞大，都按士兵待遇关饷。在南昌，朱万明和唱南阳大调曲子的曹东扶、王又民和“曲子状元”汤印侯会面，互相切磋技艺。汤印侯夸同乐社唱的这种小调曲子很新鲜，和大调曲子不同，是一种创造。这次的小调曲子创始人 朱万明和南阳大调的“曲子圣人”汤印侯相会，第一次把流行于南阳等地的大调曲子命名叫“南阳大调曲子”，把风靡于洛阳的杂调小曲命名为“洛阳小调”。在异乡的土地上陈万顺、李金波、朱二才等被捧得大红大紫。民国23（1934）年底，国民党45师奉命调往江南，师长戴民权是临汝半扎人，他派副官到临汝招收曲子唱家成立随军剧团。临汝赵庄同乐社的陈玉保、陈宣组成的8人的曲子班正在郑州卖票演出，副官派人去请他们，陈玉保又召集了一些人，同乐社人员达到了14人。1935年阴历二月，他们跟随45师副官到许昌上火车赶往江南，同乐曲子班在广泽县演出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民国25（1936）年春，张钫派副官带人到临汝（汝州）重组老汝州“同乐班”，从春到秋副官在临汝（汝州）共招收72个唱曲子戏的，包括学徒，前往江南走了。那时，随军演出的同乐演员接士兵标准关饷，除伙食外，每人每天8块银元。那时，一个小学老师月薪包括伙食才只有10块银元。由此来看，那时的同乐社演员待遇和地位并不低。
七、临汝县农民同乐社率先移植京剧等剧目，丰富了曲剧演唱内涵。
1934年，临汝县农民同乐社在南昌随军演出期间，总指挥张钫给同乐社请来了两名京剧专家，为随军剧团排演新戏。两位京剧专家带来了京剧《坐楼、杀惜》。这是同乐社首次移植外来剧种。朱万明把剧名改为《宋江杀院》，并把京剧剧本唱词标上曲剧应唱的曲牌名字，划出每个曲牌的长短句词格，京剧专家按词格改剧本，演员按曲牌去唱。曲剧第一次移植外来剧种成功后，又一只了《玉堂春》、》《三堂会审》等。农民同乐社的改革改革创新精神以及接受新剧种的移植能力，深受京剧专家的的夸赞。
八、落实制度，严明管理，临汝县农民同乐社始终保持金字招牌的本色不变。
作为民间群众演出团体的临汝县农民同乐社，不但有其固定的组织、活动场所，而且选举领袖人物领社，制订有社规章程等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管理非常严明。在同乐社的管理中，既贯穿着“以‘义’为本的管理理念，又体现着落实制度严明管理的思想。关遇龙是社头，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管理，既主外又主内。朱万明主抓业务，专心从事曲子艺术的研究改革和创新。两个人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真可谓同乐曲子社的黄金搭档。
义气千秋，凝聚人心。驰名演员朱天水沾染上吸烟恶习患病后，不得不离开同乐社走下舞台治病。关遇龙征得同乐社玩友同意，从份子帐中提取一些钱送给天水治病。朱天水病故三年后，关遇龙还经常到他家给天水送身份（工资）。关遇龙如此重情重义，凝聚和温暖同乐社演员们的心，保持了同乐社演员的相对稳定性。
像三皇社、火神爷社一样，临汝县农民同乐社制订有社规和章程，据《洛阳曲剧史话》载：临汝农民同乐社社规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可以商议修订。民国23（1934）年同乐社随20路军南下演出时，少数玩友受到旧军队不良习气的浸染，开始吸烟、酗酒、逛花街柳巷。针对这些，关遇龙、朱万明立即坐下商议，重新修订出台了同乐社社规“五不准”，即：（一）不准吸烟、吸毒；（二）不准下馆子喝酒；（三）不准串花街柳巷；（四）不准一个人进军官家；（五）不准与官太太来往。关遇龙把“五不准”用一句汝州的土话精辟总结为“不准当‘下渣皮’”。
在制度管人的同时，同乐社领导非常重视演员的思想教育，抵制社会的不良习气的侵袭。平时，不论谁违反了社规制度，都要坚决处罚。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责打开除。如：同乐社主要曲剧演员名声远扬之后，慢慢沾染上了吸鸦片、药丸的恶习。一身正气的朱万明、关遇龙提出戒毒。同乐社召开整顿会议，首先进行正面教育，大力表扬李富年、高八字等演员纯正清白，远离毒品，然后再说服教育吸毒成瘾的一些演员坚决戒掉毒瘾。在说服教育的前提下，实行强制戒毒。朱万明请来了洛阳曲子界德高望重的解新富、吕老八坐镇压服戒毒。通过努力，大部分吸毒的演员戒掉了恶习。这次戒烟，纯洁了队伍，提高了同乐社的演出能力，保持同乐社金字招牌的本色始终不变。
九、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是曲剧人才成长的摇篮。
三十至四十年代，临汝县同乐社培养的曲剧驰名演员就有很多，如丑行的许雷、樊大力、李万邦、何守义、吕华、刘驴娃、赵金海；须生行的有赵六德、毕怀、张凤禄、高法、龚天成、尹运、冯天顺、南花池；小生行的盛三（盛德馨）、王立、岳定、霍记娃、张花成、王喜胜；生旦兼优的有胡定、王中彦；青衣花旦的有陈玉保、刘保才、李玉林、胡双、张新法、邓金杯、杨小北、段新喜、高铁头、路青山（白菜）、乔金山、任林、高龙、叶来法、郭老长、戴洪选、席狗娃、尚全成；五把叉杂角行的有李福生、赵麦、刘会生、任俊杰、王荣堂；驰名弘手朱万明、陈雪老（白娃）、张治、赵遂山、朱二才、宋文章、胡振、狄勋臣、韩银福（四弦）。朱万明作为同乐社的业务负责人，培养了大批的曲剧人才。从20年代到40年代，曲子界许多成名人士多出自同乐社门下。如：洛阳的“三朱”（朱六来、朱天水、朱双奇）、栾川的兰辑吾、禹州的李金波、汝阳的李久长、汝州的许雷、刘保才、樊大力、李玉林、陈万顺、盛三等等。同乐社直接培养的琴师有钟国顺、马德山、朱二才等为代表，至于同乐社门下的再传弟子就不计其数了。例如：河南曲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当年曾拜临汝农民同乐曲子社的驰名演员胡定、王中彦，陈万顺，李金波为师，并于1956年在河南省首届曲剧观摩会演中和老师李金波同获一等奖，王秀玲的继父王俊卿（王串），郏县人，他是朱万明培养的第一批弟子。2005年，我们一行三人采访93岁的王俊卿老先生时，他激动地说：“老汝州是河南剧子的根，同乐曲子社是曲子玩友们的家……”被誉为“曲剧皇后”的张新芳，当年曾从师汝州籍的河南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李玉林为师，并和老师一同在1956年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中荣获一等奖。张新芳的另一位老师，也是他的养继父李文彬，也是汝州当时有名的曲子演员。《张新芳艺术生涯》一书中这样写道：“……身份上是继父，艺术上是她的老师，同业同行同台同唱，最主要是同心……”2005年7月，我们在郑州采访张新芳时她动情地说：“继父是演青衣花旦的，可是为了我，他改演胡子，把舞台让给了闺女……”。
同乐社培养的大批曲子艺术人才，有的东奔许昌、漯河；有的西进洛阳、西安；有的南下南阳、信阳；有的北上郑州、开封，逐渐扩大着自己的阵地，培养着新一代的曲剧人才。如张新芳的继父李文彬是汝州寄料观上村人，当年南下到了南阳，参加了苗俊卿的曲子班，主演花旦，后改演胡子生。李文彬为人诚信，品行敦厚，富有同情心。在湖北他和逃难而来的张新芳的母亲汤秀英结为伉俪。李永彬既是张新芳生活中的父亲，也是他艺术上的老师。张风禄，汝州温泉官庄村人。1943年赴南阳淅川县李官桥和曲剧驰名艺人李金波共同组织了“抗日剧团”，排演《长台关》，宣传抗日，后以郑州市新生曲剧团的名义在西安人民市场从事演出活动。在1956年的河南省首届西区观摩会上获演出三等奖。李玉林，汝州寄料镇人，1937年以后主要在湖北老河口、河南漯河、驻马店、郏县一带演出。1949年11月调开封市民众曲剧社任社长。他的唱腔具有豫西地方曲子戏地道独特的艺术魅力，在1952年的中南地区观摩会演和1956年的河南省戏曲观摩会演中均获演员一等奖。邢金萼，汝州镇上河村人，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1942年在陕西富平县参加了洛阳早期著名演员孙三耀的曲子班。从同乐社走出的大批曲子艺人在外地演出，扩大了曲子戏的影响，使河南曲剧在全国各地的不少地方扎下根。
同时，同乐社实施跨区域的大合作、大融合，促使一批曲剧人才脱颖而出。
“黑子唱、宝才浪、玉保唱得老稳当”1926年5月，同乐社登台演出后，百姓夸赞临汝同乐社演员的顺口溜传到了白沙镇。白沙镇邀请临汝县同乐社到白沙演出，关遇龙于是率陈玉宝、刘宝才、王黑子、刘银、黄新发、李西奎、许雷、卢面堆、陈宣、李升堂等人到白沙登台演唱。在白沙正唱到热闹处，临汝镇闫曰仁军长的四弟闫曰智派人来，命令同乐社回临汝镇演唱。闫家派来了很多车辆来接，有轿车、大马车、脚驴。闫家势力大，派来的人不但让戏立即停住走人，而且还让关遇龙到洛阳再找些新手去回去对戏演出。关遇龙派人领马车到龙门北接来了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等人。临汝镇闫家这次共请来了四台大戏，有曲子、越调、梆子。关遇龙率领的同乐曲子社，独压群芳，一胜到底，观众好评如潮。同乐曲子社演出场地的围墙被观众挤倒，砸伤了几个人，这才不得不停演。名声大振，同乐曲子社又被请到了临汝县城的关爷庙、火神庙、钟鼓楼、南门口、州衙演出，一演就是18天，人山人海的观众把“清官碑”都挤倒了。临汝镇演出是洛阳和老汝州曲子玩友的第一次大会合，推出了“洛阳三朱”（朱六来、朱天水、朱双奇、）等驰名演员。。随后，1931年，临汝同乐社的演员们又闯进了洛阳久负盛名的“河南舞台”。 关遇龙邀请洛阳的朱天水、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和同乐社合作演出。接着同乐社又采取了措施，邀请洛阳及周边的所有优秀曲子人才来加盟助阵演出。跨区域人才大合作，保证了首登河南舞台成功，不但使临汝同乐社闻名遐迩，而且促进了洛阳、汝州及周边地区曲子戏的大合作、大交流，使一代曲剧人才脱颖而出，由此推出了“朱六来、朱天水、李久常、朱双奇”等8位洛阳曲子界驰名演员（观众称为“上八仙”）。
十、临汝县农民同乐社还培养了以郭成章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促进了曲剧的繁荣和发展。
原临汝县毛寨的郭成章先生十分喜爱高跷曲子。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中过举，有功名，父亲是个私塾教师，自小教育他苦读诗书，使他对诗词格律、音韵辙口比较通达。郭成章爱看曲子戏，并根据曲子戏曲牌表达感情的特点，编写几个小唱段，送交曲子社试唱。他编的小段，唱词通俗，琅琅上口，演唱者遂心如意，要求他再写，他于是就在教书之余不断进行创作。他编写的剧本有从《聊斋》挑选改编的《鬼狐传》、《莲香》、《桂莲》，有按《今古传奇》和民间故事改编的《风雪配》、《庄子点化》、《曹福踩雪》、《六月雪》；他与杨万春合作改编了《嫦娥奔月》、《春秋配》、《狐狸闹书馆》等剧目。郭成章还创作有《打岗楼》，并亲自任导演。郭成章先生在毛寨办私塾，教育后代，深受人们的敬仰。他编写的剧本从《六月雪》、《风雪配》等戏最初在本村曲子社上演，后传到外社、外县。毛寨的张新法因主演他编的剧本而出了大名。《风雪配》由刘保才最先送到洛阳，《天仙配》从宝丰传到洛阳，其它剧本由张新法口传到洛阳。张新法联合龙门南北一些玩友把郭成章编的《芸楼会》、《偷诗》以及郭成章改编的《陈妙嫦》（部分场次）串在一起，凑合出了一部完整的《陈妙嫦》，先后在汝州、洛阳等地演唱。郭成章先生创作的《风雪配》一剧，后经曲剧老艺人张新法传给郏县曲子社的王俊卿（王串）和当时临汝县的王增、任俊杰，他们又将此剧传给省曲剧团的前身——郑州曲剧团，成为该团的保留剧目。后经岳军、马力前改编，1980年由王秀玲主演被拍成电影。郭成章创作的《陈三两爬堂》最先由嵩县曲子班演出，在南阳、老河口、襄阳、樊城演红，后经改编由张新芳主演拍成了电影。和郭成章同时进行曲子戏剧本创作的还有汝州纸坊街的韩宗皋，他先后创作了《巧中巧》、《错中错》、《打砂锅》等大型剧本。同时改编的剧本有《朱卖臣休妻》和《十五贯》等传统剧本。老汝州小店街的李升堂，外号“老八员”，文化水平较高，他编写的剧本有《黄翠莲采桑》、《刘全进瓜》、《阴阳河》等。
在河南曲剧发展史上，临汝县农民同乐社以其独特的的地位和显赫的功绩被誉为“第一功勋班”，应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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