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百岁的孙克实老人说，“你们那时候还没出生，我早活了几年，经历了一点事，你们想知道，我有义务告诉你们。”
孙克实，1922年生于本溪，少年时代就读于丹东教会学校，伪满时期进入本溪湖日本邮局工作，因遭日本人迫害，于1942年夏末只身逃奔沈阳，经历了1945年的光复和1948年的解放。
在沈阳解放70周年来临之际，沈阳视觉文献馆工作人员采访了他，听他讲述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
本系列口述共六篇，此为第二篇，为了谋生，孙克实老人当了伪满洲国的警察，但他内心对侵略者充满怨恨。他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以自己的警察身份为掩护，帮助他们从事反满抗日活动。
以下是孙克实老人的讲述：
【三驾马车】
我在地方警察学校受训期间，经常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有些怨言就流露出去了，被一个学员发现了，他与我是同期考上的，叫张振作。有一天训练完，大家都在操场上休息，张振作过来问我：“老兄，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那时也分不清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我说：“我就是恨日本鬼子，我不想当亡国奴。”他就清楚我这个底细了，告诉我他是国民党派来到沈阳的，说：“这个礼拜六，放学了你跟我走。” 我说：“好吧。”
到礼拜六我真跟他去了，他领我到大东门外，进了一个小胡同，有一所民宅。大白天的院里黢黑，屋里也黢黑，进了屋看里面影影绰绰的，知道是个人。他介绍自己，叫老赵，是国民党派到沈阳搞地下工作的。他跟我讲了一些道理，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抗日……”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最后他告诉我，吸收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一听太高兴了，我是祖国的人了，我再不是满洲国的人了。
1946年冬罗大愚（右）和张宝慈（左）在南京合影 资料来源/《罗大愚先生纪念集》
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张宝慈，他是国民党重庆那边派来的三人小组的重要成员，是未来国民党在东北的“三驾马车”。张宝慈是老二，老大叫罗大愚*，老三姓王，名字记不住了。日本投降以后，张宝慈马上当了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第一把手了。
注释：罗大愚，辽阳人，曾留学日本，受国民党指派积极联络留学生，与张宝慈等组建青年抗日组织。回国后潜入东北，成立东北抗战机构，进行反满抗日活动。1945年5月被捕入狱，抗战胜利后出狱，任国民党辽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7年当选为辽宁省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后逃往台湾。
【沉重的行李】
我从警察学校毕业分配到日本人的派出所工作，张宝慈就给我布置任务了。他说：“以后我就经常上你家去，你家就作为一个据点。”我不是有警察的身份嘛，他告诉我什么时间，哪趟车到沈阳，让我去接站，掩护他住在我家。他还说：“有时我会带着行李，要我接过去，那东西很沉，让日本鬼子查出来就完了，你拿着那东西就象很轻似得，不要让人看出来。”我说：“那行，没事。”
伪满时期的奉天驿
到了日子，我穿上警察的衣服，带上大腰刀，耀武扬威地进了火车站。我拿什么东西，谁敢检查，很方便就接出来，把他安置在我家，吃住。我猜那行李里面装的一定是电台。
他到我家也不多待，很快就走，不是去辽阳，就是上北边，这一趟那一趟，行踪不定。就这样我接了他三五次，我就是他领导下的联络员，但我没法直接找到他，尽管这样我也觉得很满足了。
【大东边门的王庄头】
我在青叶町派出所时，经常晚上查窑子。派出所都是日本鬼子，语言不通，不便查窑子。我带上刀，带上枪，到平康里挨家查。一般到妓院来玩的都是关里黄县来沈阳做买卖的人，他们常年不回家，没事逛逛窑子，无可厚非。唯独有一次，我到一家窑子，一查，有个年轻人，一问，是北平哪个大学的学生。这让我火冒三丈，你本来是堂堂正正一个中国人，跑满洲国来逛窑子，还是个大学生，太没出息了，真恨死人了。当场让我好顿打，我那时候打人像吃面条似得，踢啦秃噜地，打得他直告饶。一边打我一边训他，“你是中国人还是亡国奴？”
打完了以后，我也缓和过来了，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告诉他，“你到我家来，我跟你好好聊聊。”我就把我的住址告诉他了，因为他是中国人，不是满洲国人，告诉他没事。到我家，我请他喝点小酒，唠唠，开导一下，教训教训，把原来打他的事化解了。他跟我说，像你这样的还有一个人，从关里回东北的，让宪兵队抓起来了，刚放出去不久，这人住在大东边门。我一听，这我得见一见，不能放过去。
青叶町派出所 图片来源/《奉天警察署纪念写真帖》
第二天，在派出所值完班以后，我合计怎么去呢？我穿便衣，他不一定相信我，还是正大光明，实事求是地，这样去好。我就把警察制服都穿上了，那时候我的警衔是警长，刀也带上，耀武扬威地就去了。这个人叫王丹，家在大东边门，有个叫王庄头的。庄头就是过去给皇帝进贡特产的一个官职，在当地挺有名。王丹的老爸就是王庄头，到大东边门外我一打听王庄头，果然找到他家了。他家有个院，有前后屋两趟，他在前面那趟房住，后边那趟房是他爹妈，还有个老妹妹。我打一个小角门进去，找到王丹，我就照直蹦了，说我遇到个“王老五”，打了他，他介绍你。王丹听说吓坏了，他刚放出来，眼神惊慌地看我。
【战干团的王丹】
我跟他唠了很多，我说我怎么爱国，你从关里来，有什么好消息。他没敢和我多唠，顾左而言他。最后我告诉他，我在大和警察署青叶町派出所工作。告诉他我家在哪，不要害怕，有空来找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回去后三四天，正在派出所里值班，受理什么事。我注意到派出所外面有一个人来回走，还猫腰往里看。我仔细一看正是王丹。我说：“来来，进来。”他看我说的是真的，就这么一来二去熟了，我还领他到家喝小酒，就什么都说了。
他说西安有个战干团*，他是第七期第二队，队长叫赵渤鲸。西安把他派回来，任务就是招生，招收学员，发展抗日队伍。自从和王丹认识了以后，我们就经常来往，忒熟悉，也忒信任。但他并不给我安排任务，也不是我的领导，我们就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注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分别在武昌、西安等地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西安“战干四团”成立于1938年9月，由胡宗南任副团长。
【警察署受刑】
我在大和警察署下面的青叶町派出所工作长达两年多，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不断和王丹、张宝慈这些国民党的地下党员来往，一心一意搞我的地下活动，也许日本人有所察觉。因为派出所其他人都是日本人，他们很可能在暗中监视我，可能认为我与别人的行为有些不一样。我当时也愚蠢，那时我也年轻气盛，我就在敌人的老虎窝里放心大胆地搞我的地下活动。他们怎么注意到我的，我就不知道了。
满洲中央银行大楼后期改为大和警察署 摄影/杰拉德·华纳
有一天，是1945年6月19号。那天我照常上班，来了一个电话，是大和警察署的警务系主任，用日本话说的，叫我去大和警察署来一趟，有点事。这个主任从来没找过我谈话，没打过交道。我这个时候心里有了一点防备，带上战刀、枪，全幅武装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一进警务系的门，主任说：“你来了。”我抬头一看，情况很不妙，警务系是二楼，三楼是特务系，我看有三四个特务系的日本鬼子都在警务系坐着。
没办法，到老虎窝里了就得听人家的。警务系主任说：“你上三楼去一趟吧。”特务系那三四个日本鬼子就尾随我上三楼了。一到三楼，特务系主任，也是个警佐，跟我说日本话，“姓孙的，今天天挺热，你把衣服脱了吧。”我一看周围都是日本鬼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了，我已经入了虎窝了。有一个日本鬼子告诉我走，他领我到特务系的后面，有个小门，那里面是审讯室。一进去我心想，坏了，墙上挂的都是刑具——灌凉水的，打鞭子的……事已至此，我也只好面对了。坐下后，大写字台后面是一个日本人，穿便衣，后来我知道是辽宁省警务厅派下来的，叫小林警正。他旁边是翻译，朝鲜人。他让我先说社会关系，我猜他们是怀疑我搞反满抗日活动了。他问我，是兴中会的嘛，是新民会的嘛。他说的还是孙中山那时候的事呢。我觉得他是在蒙我，没掌握真凭实据，我这回心里就有数了。我就说一些毫无相干的事，他听得不耐烦了，发火了，“你再不说真话，就把你押起来，带走！”我心里就有点数了，他们很可能并没掌握什么情况。
后来他火了，“给我打！”那个朝鲜人就把我按倒了，拿皮鞭子这把我打的哟！所谓的皮鞭子呢，就是用木头棒，前面安一个板带。什么叫板带呢？就是橡胶压缩的，一层布一层橡胶。打后背，什么滋味？一两下之后，我后背像冒火似的，一盘火下来了，又一盘火下来了，几下以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把神经打死了。
回家以后，我老伴看我挨打，受了惊吓。她死的很早，都是因为我，她经常受惊吓。打够了，他也觉得没什么可问的了，审讯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也没问出什么事来，定罪也不好，最后说：“今天不押你进去，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就放我一马了，我赶紧答应，最后他们撤走了，我也出来了，刀、枪、服装也发回来了。我穿好了衣服，后背呼呼地冒火啊！那我也挺着，回派出所了。这就是1945年6月19日，审讯我的是辽宁省警察厅叫小林的警正。派那么大的官来审讯我，我不知道他从哪个线知道我的事。我怀疑，可能到了45年，日本人摇摇欲坠，对谁都怀疑。我回去后，一直到8月15日光复，再没有找过我，没事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沈阳视觉文献馆微信号，原标题为《从光复到解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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