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制是《导演请指教》的特别之处。如果说节目第一阶段是呈现导演的工作流程以及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在解释“制片人是干什么的”问题——在电影这个体系里，钱和创作同样重要。节目通过层层递进的阶段设置和行业幕后的展现，拉近了大众和影视行业的距离。
作者｜赵雅静
编辑｜李肖
曾赠输给了德格娜。上周末，《导演请指教》进入第二阶段， 竞演类节目的残酷性开始显现，这组被观众称为“神仙打架”的对决，最终还是以14票之差分出胜负。
虽然从主题、立意等方面去分析，两个人的作品实则难分高下；但节目需要输赢，才有人来人往。曾赠暂时离开舞台，终止与郝蕾工作室的合作；德格娜留了下来，继续着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表达。
然而，对于参加节目的导演们来说，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输赢只是一种衡量，“与制片人对话”拉开序幕后，直接的商业和市场的评判才是更残酷的阶段。
如果说节目第一阶段是呈现导演的工作流程以及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阶段就是在解释“制片人是干什么的”问题——在电影这个体系里，钱和创作同样重要。
这种赛制恰恰是《导演请指教》的特别之处，通过层层递进的阶段和行业幕后的展现，拉近了大众和影视行业的距离。
德格娜和曾赠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均曾在知名电影节上崭露头角。
2015年，德格娜执导的剧情电影《告别》获得第9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剧情长片奖；2016年，曾赠执导的首部电影长篇《云水》，入围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德格娜有着鲜明的少数民族风格，曾赠则在第一阶段中获得了最高上座率。因此，这一组的对决，又被观众称为“神仙打架”。
节目第二阶段，德格娜的表达一以贯之——依旧以呈现蒙古族人的生活为主调。她前往拍摄地赤峰进行采风，进入牧民家和乌兰牧骑，通过聊天了解草原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终完成了影片《巴德玛》的创作。
她在第一阶段的作品《回到伯勒根河》，展现了一个母亲在年迈时对故乡的怀念，被质疑“呈现方式过于陈旧”。德格娜对此提出自己的困惑：“我们真的要看电影才能拍吗？能不能就过生活，去拍电影？”
那之后，她身体力行地解决着自己提出的问题，并运用在新作品当中。《巴德玛》以歌唱家巴德玛为原型，通过展现其富有张力的生活，揭示着传统和现代的矛盾。
影片运用了诸多隐喻——年迈的骆驼、老去的人们、衰落的传统文化......“淘汰”一词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但在最终长调声响起的时候，没有谁被真正淘汰。
德格娜《巴德玛》
袁子弹用八个字形容这个故事：沉而不闷，举重若轻；郝蕾认为其在拍摄技法上有所精进；相国强则表示“看到了其与大众连接的曙光”。无论从哪一种维度来看，这一阶段的德格娜无疑是成长了。
曾赠带来的作品是《明月的花园》，和旷远的蒙古草原相比，被花草包围的四合院无疑更加寻常。
《明月的花园》只关乎个人成长，也因此无法激荡起像《巴德玛》那样更广泛的情绪。暂时中止合作，并不意味着曾赠是失败的 。从个人角度来讲，她首先完成的是在作者电影中的成长——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呈现出来。此前，她对“拍摄自己”是抗拒的，因为会陷入“技术处理上的不冷静”，这也确实为她带来了一些质疑。
然而，正如危笑所言：“曾赠了解观众喜欢什么，只是在拍摄这个故事时，将爱与耐心献给了片子内部。”
放弃“讨好”观众，完成对自我内心的展现，在一个竞赛类的节目中需要一定的勇气。无论成功与否，至少曾赠认为这个短片于己而言是重要的。
曾赠《明月的花园》
在发布会上，曾赠曾说：“每个人都是想尝试不同类型的东西，短片是一个快速试错的机会，一试到错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我想这是这个节目的可贵的意义。”《明月的花园》是否是她对自己的挑战与试错不得而知，但至少她说：“参加节目让我发生了改变，我找到了初心。”
无论是“回归初心”，还是在同一表达主题上走得更远，都是新人导演在节目所提供的试错空间内的探索。在第一阶段，节目中已经涌现出不少类型多元、风格各异的短片作品，比如蔡康永用京剧做底、梁龙尝试黑白默片、王一淳将女性议题和悬疑融合在一起……市场越残酷，越是凸显出节目所提供的试错空间之宝贵。
“吵起来了”《明月的花园》播放之后，激起了更多影片之外的讨论。比如，“爱与梦想”“健康和学习”，究竟哪一者更重要？
专业鉴影人杨超认为，这种价值的对抗是珍贵的。他提出：“在这个时代，最好的类型片已经不是善战胜恶，而是诸善之间排次序。”此次，曾赠正是在影片中提供了两种价值维度，并通过明月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傅首尔则是不同的观点，她认为两种价值不应该对立起来。席瑞进一步给出解释：“爱与梦想”更多时候属于“外在自我”，而“健康与学习”带来的力量则更为绵长。
“吵起来了”，有网友这样形容节目中不同观点的碰撞，亦有观众干脆将《导演请指教》调侃为“导演请辩论”。
实际上，这些对话正是《导演请指教》创造出的舆论场，每个人都可以发声。也许，有些言辞会被网络解读为“吵架”或“互怼”，但其真正的意义是给予了一个各抒己见的机会。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节目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早在开播发布会上，制片人徐扬就谈及：“大家的立场不一样，但是谁想说话，我们就会把话筒递给他……更希望现场能够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空间。”
观众举手表示不喜欢《明月的花园》
节目提供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正如石子落水一般，关于《明月的花园》对话以影片为中心延宕开来，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已经延伸至影片之外。只有好的作品，才能在电影之外引起更广泛的争论。
对于德格娜和曾赠来说，她们来到《导演请指教》，也是请大众“指教”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民族题材，但很多观众表示，看完后爱上了里面悠扬的长调；后者虽然充满着青春感，却面临着部分观众“无法共情”的质疑。
陈祉希因此提出问题：现实改编该如何更好地进行？答案是商业性与作者表达都要兼顾。“导演需要在自己的故事中，找到与大家情感连接的表达。”
这或许是在价值争辩之外，节目所提供的一种可能性与反思空间。尤其是在《导演请指教》节目进入第二阶段后，制片人亲自下场，电影行业不再阳春白雪，资金、商业植入和电影创作之间的平衡被赤裸裸地摆在眼前，“钱”是导演终究绕不过去的东西。
节目规定，导演选择拍摄的类别只有“真实改编”“喜剧之王”“脑洞大开”三种，每位制片人手里握有210万元的资金，于是分配题材和分配资金成为制片人最需要平衡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能也进一步明晰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求参与竞赛机制的导演做出主动和被动地改变，也让观众更清晰地了解了制片人的职责和这个行业里谁也绕不开的规则。
进一步的呈现《导演请指教》从节目刚一开播，就对导演工作进行了多维度的呈现。
第一阶段，导演面临的课题是“与演员对话”；第二阶段，又叠加了“与制片人对话”。后者包含着更多实际的问题：沟通、资金、商业……
从导演加入相应的工作室、与制片人的第一次见面开始，节目就开始了完整的记录。比如，主题上的博弈，看似是一种选择，实则暗含着多种关系的平衡和较量。
在一切以最大程度地拍好电影为基础的前提下，导演和制片人的沟通，是一个两方都需要不断权衡的过程。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可以在什么地方进行突破与尝试，是二者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环节中，各种结果都已然出现：曾赠与德格娜坚持真实改编；王一淳被鼓励进行脑洞大开的尝试；包贝尔继续在喜剧领域突破，决定继续沿用朱志鑫作为影片的男主——这也正是制片人陈祉希凭借对演员的认知和成熟的经验，所提出的建议。
在此之前，每个制片人就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王晶认为，专业的导演需要有拍各种类型影片的能力；方励认为“真实改编”是考察导演的时代敏感度，“脑洞大开”则考察导演的想象力——尤其是反传统的能力；陈祉希认为喜剧是最难的，“想让观众笑，那个尺度是毫厘之间的。喜剧没做好，就变成了闹剧。”
这些对于电影类型的深刻理解，正构成了制片人们故事把控力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是资金的分配。“分钱”是个充满戏剧感的场景，与主题选择不同，无论导演如何坚持与争取，制片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划清价格底线。
王晶直接均分，并且和每位导演都说了同样的话；方励和陈祉希考虑不同题材拍摄的成本问题，做了不均等分配；曾赠和王一淳的报价被反复打回，成本压缩的细节被呈现出来：群演数量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尽量一人多用、歌曲要更换为无版权费的……
郝蕾工作室的执行制片人王宝江在节目里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制片人与导演的矛盾经常发生，“开机前会有无数次，怎么去利用好现有的资金，把价值做到最大化”。
对于无法争取到的资金，节目为导演提供了诉求商业的机会，也将这一关键元素引入局面——在创作中植入商业元素，提案通过者，将获得天使制片人的投资。
要实现市场化，商业是电影无法回避的一环。如何将商业植入和艺术创作更好结合，也成为了对导演的考验。当王文也前去请教陈祉希时，后者告诉她：“现在的观众都很聪明，但我认为一定有更聪明和更高明的方法。”
节目层层递进的赛制将导演工作抽丝剥茧式的向大众一一展现出来。据悉，节目的第三阶段，导演们将面对“和市场对话”，作品将接受最直观的市场考验。那时，交锋可能会更加激烈。
播出至此，节目尽可能地构建了电影与观众、影评人、制片人、商业等多个维度的连接场域。尚未成熟的新人导演如何在自我表达之外，真正完成能够立足于行业的成长？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需要怎样更有力量的作品？《导演请指教》在提供反思与试错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立足行业，展现幕后，面向观众，拥抱市场。一切如制片人徐扬的初心：“影片也要服务于市场、服务于观众的，给导演们一个空间，直接面对观众面对反馈吧。我们对市场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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