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人多爱辛弃疾，是因为这种爱慕里，有壮怀激烈，有惊涛拍岸，是畅快淋漓江湖的刀光剑影。而陶渊明，却是鲜有人爱慕，有的却多是想往。
只是，世间事，只要是成为想往的，就一定是难以企及，或者，是潜意识中不愿意接受的。
试问，有多少人能真正接受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清贫，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悠然现南山”那一刻，内心的安宁和澄澈？
孔子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说的大概就是辛弃疾和陶渊明了吧。辛弃疾，一生都在进取，即使有过“藏”的日子，也一样胸怀进取。因此，往往在受挫后，多苦闷。
而陶渊明，却始终是那个看透官场世事后，愿意“结庐在人境”，“晨夕看山川”，然后，道一句“我醉欲眠卿可去”的五柳先生。
我们的进退文化，可以说是比较朴素的辩证法了。在进退自如的处世智慧里，更多的是对环境的关照，以及环境对人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强调的是人和环境的一种良性互动。
孔子所言“行”与“藏”，其实质仍然是一种权衡之后的进退法则。只是，如陶渊明这般，真正退到坦然的，少之又少，因此，他是治愈的。
用之则行。
意思是若用我，那么就去干，就努力去进取。
曹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说天下有才能的人，都在苦苦寻觅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而我曹操就是能让天下有才能之人施展抱负的所在。曹操的这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显著特征，就是经世致用，家国社稷。
儒家文化的这一点，是推崇积极入世的，是必须要做出一番功业的。
这种积极进取的价值观，让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辛弃疾、陆游、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而辛弃疾作为文坛的高手，是仕途相对不错的，也是“用之则行”特征特别显著的，甚至于是超越“行”的。
因此，之所以很多人说辛弃疾是被逼出来的词人，正是因为他强烈的进取心在遭遇挫折后，这种挫折也会特别明显的缘故。
对于崇尚“行”的人而言，一旦受挫，就很难真正做到“藏”。那种跌落的感觉，那种被边缘化的苦闷，那种有才无处的施展的孤独，深深折磨着他们。
因此，中国文人士大夫群像中，便有了一个高频词汇，“际遇”。只是，“不遇”，却占领了大半江山。也因此，催生了无数冠绝千古的文章达人。
陶渊明，欧阳修称他：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他的文学成就有多高，他的存在就有多独特。
舍之则藏。
意思是若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这是中国隐逸文化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在讲白居易的时候，我们讲过大隐、中隐、小隐之别，也讲过终南捷径，更讲过鼻祖姜子牙。只是，大部分的“隐”，目的仍然是“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进取的机会。
而孔子说的“藏”，也更多的是一种生存智慧，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意思是，与那些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因此，陶渊明进入孔子所说的“藏”的案例，是有道理的。只是，陶渊明最后有了偏离而已。他最终是没有获得“行”的机会，因为门阀制度，因为战乱，因为官场荒谬。他挂冠而去，“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为什么后世那么多人，会想往陶渊明？为什么那些文豪大家们都会在失意落魄时吟咏陶渊明？
因为，陶渊明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做了他自己愿意做的事，活成了他自己喜欢的样子。
任世事纷扰，五柳先生要吃不上饭了，他就去问人家要一点嘛，有什么难为情的。有人给他钱，他就把钱放在了酒铺，说省得麻烦。他爱喝酒，有朋友畅饮，如若感觉自己醉困了，就说一句，我困了，你们请便吧。
一切都是那么随意，那么随性，那么自然，他是真正活明白了，真正看透了世人真相：
对什么厌倦了，那就离开。
对什么厌恶了，那就不计得失。
喜欢成为什么样，那就努力往那个方向去。
对世间的人情繁缛，不想应对，那就大不了说一句“我醉欲眠卿可去”。
不委曲求全，不拖泥带水，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找到一种合适，或者舒服的状态。
其实，生命的意义，也是仅此而已。
人都道陶渊明文章诗词真淳自然，却不知，所有的真淳背后，都是经历了困顿、挣扎、抗争之后的清醒与豁达。
活明白了，一切都不急不躁，一切都抵不上内心的欢愉和安宁。
我们读陶渊明，除了读那“落英缤纷”，“鸡犬相闻”，“飞鸟相与还”，是一种想往，是一种休息，更多的还应该是一种治愈。
时隔千年，或许，我们也当听听孔子与颜渊的那一段对话：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第七章·述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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