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中世纪，围绕着一条历史脉络引起了无数人的探索，那就是关于神权和世俗权力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教会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最后，超越了世俗的权力，而教皇这个神的代理人，也成为了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代表着最高权威的存在，神权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导致世俗权力衰退，将教皇所代表的神权推向至高无上地位的事件无疑就是亨利四世的“卡诺莎之行”。
十一世纪中期的欧洲，法国和英格兰还没有形成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国家，君王掌握的世俗权力根本无力与教会势力相抗衡，因而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合作或是听命于教皇的状态。唯有德意志帝国经过鄂图大帝强有力的统治而强盛一时，再加上他后继者的发展壮大，德意志帝国的势力不断得到加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皇帝而言，只要他有想换掉教皇的决心，就可随时南下意大利废掉现任教皇另立自己人为教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对教皇而言无疑是个极大的威胁，令他辗转难安。于是到了十一世纪时，时任教皇的格列高利七世下定决心要摆脱这种我为鱼肉的局面，开始谋划脱离世俗势力的控制，从而开始与德意志的现任皇帝亨利四世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并不获全胜。
亨利四世之所以处于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意志帝国虽然是当时欧洲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但这主要是依赖于国家有精明强干的统治者压服了地方王公们的势力。德意志帝国的区域划分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它主要分为五大地区，各地区有自己的军事首领，也就是王公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虽然受制于皇帝但同时也是皇帝的潜在对手，时刻伺机而动，摆脱皇室的控制争取完全独立。
因此，当格列高利七世也想要彻底摆脱德意志皇帝对罗马教廷的威胁控制时，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形成统一战线，在斗争一开始就迫使亨利四世处于守势。后来矛盾进一步升级，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而王公们则以此为借口试图废黜亨利的帝位。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亨利四世不得不妥协，他放下了自己身为国王的自尊，于1077年的严冬冒着大雪前往卡诺莎祈求格列高利赦免他的罪过，并恳求撤回开除他教籍的敕令。
卡诺莎之行，亨利四世极尽卑微，他冒着大雪，赤着脚，身着粗布衣衫，一直在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堡外哀求了三天三夜，彻底放下了君王的尊严。也因此，亨利四世的卡诺莎之行也被称为“卡诺莎之辱”，成为了西方世界屈辱投降的代名词。
亨利四世的卡诺莎之行，将神权和君权的斗争推向了高峰，同时也宣告了这场斗争以世俗君王势力衰退，教皇大获全胜而告终，中世纪神权至上观念得以真正实现。
然而，亨利四世并不是就此一蹶不振。虽然中世纪时神权在与俗权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世俗君主与罗马教皇的斗争却是一波三折。亨利四世的妥协行为“卡诺莎之行”虽丧失了尊严，但无疑是极其明智的。格列高利最后赦免了他，使他免受废黜的命运，这为他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让他有充分的时间挽回局势。
亨利在保住皇位后返回德意志，他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一心血耻，因此他开始集中精力整顿帝国内部，平息了以鲁道夫为首的诸侯反对派的势力，将这些曾经和格列高利七世联合起来一度危机他王位的反抗势力逐一剪灭。当亨利四世完成了内部整顿，巩固了王权后格列高利才终于发现了不对，然而为时已晚。当他故技重施想通过宣布废黜亨利四世的教籍以威胁他的皇位时，原本应该配合他行动的各诸侯却无力响应，因此格列高利最后反而被亨利四世所废黜，并任命了与格列高利相敌对的克莱芒三世为教皇。亨利四世率大军南下进攻罗马，迫使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弃城南逃，以罗马城的鲜血来洗刷自己曾经所遭受的屈辱。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孤独的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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