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郁达夫，很多人冲口一个词“渣男”。郁达夫在感情上确实不检点，他一生纠葛过的女人无数，无论婚前婚后他都频繁嫖娼出轨。他的原配孙荃是一位贤妻良母，两人婚后曾有过恩爱时光，但是孙荃无法满足他对梦中情人的奢望，在孙荃挺着孕肚的时候他移情别恋，热烈追求杭州美女王映霞。在与王映霞十几年鸡飞狗跳的同居生活中，两人的感情冰火两重天，好的时候如蜜里调油，不好的时候两人在报纸上互骂，互揭对方隐私。在与王映霞分手前后，他又与玉娇、李筱英等人同居。最后他在南洋与华侨女孩儿何丽有结婚，在何丽生二胎前夜，他被日本宪兵杀害。他在感情上从来没有空窗期，如果不是他的生命在不到五十岁时终结，他恐怕还会与更多女人发生纠葛。
但是，我仍然不愿意用“渣男”来称呼郁达夫。这个词太标签化，它在降低理解难度，有利于传播的同时，也降低了我们对复杂事物的感知力。
“渣男”用于形容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没多大问题，他们多半是作者按着读者的需求量身订做。“渣男”用于形容郁达夫这样一个生于新旧交替的特殊时代，接受过中西思想的洗礼，一生经历斑驳陆离的人来说，这个词太单薄了，远不足以概括他复杂矛盾的一生。
一、富阳城里孤独忧郁的天才少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小城富阳，他的家在风景如画的富春江边，是一个有花有树有金鱼缸的精致小院子，院中一座二层小楼。这所住宅是个无声的告示牌，告诉人们，这个家庭过去是个富足的中产之家。郁达夫祖上行医，他的父亲一面行医一面在县衙里做事，在小城里算体面人家。
郁达夫生来体弱，母亲奶水不足，他因营养不良不到十二个月患上肠胃炎，一病一年多，严重的时候发烧痉挛，把一家人闹得精疲力尽。他三岁的时候，身体有所好转，父亲却去世了。他的母亲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庭，以一己之力养活一家老少七人。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有个五六岁的孩子坐在江边的大石板上，孤独地向着远方眺望，有人问他：“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小孩儿回过头，脸上露出一个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
这个坐在江边等待母亲的小孩子就是郁达夫。父亲去世以后，他的母亲又当娘，又当爹，每天早出晚归。农时季节，母亲要亲自到乡下去收稻，把收来的稻谷晾干，碾成米，运回城中，做一家人的口粮，常常一去很多天不回来。
小郁达夫没享受过父爱，也很少享受到母亲的抚爱，母亲不是不爱孩子，而是被生活折磨得没多少精力去爱孩子。郁达夫的姐姐送到乡下做了童养媳，两个哥哥出去读书，他日常只与吃斋念佛的奶奶和他家的养女翠花为伴，翠花给他的陪伴与温暖让他成年后依然念念不忘。他缺爱，渴望爱，但他不知道怎样去爱。
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缺失让他失去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一个直觉体验怎样做丈夫和父亲的机会。他成年以后，既想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又没有做好父亲和好丈夫需要的绵长细腻的耐心。他给他的每个女人和孩子都留下了爱的回忆，也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无尽的苦涩和遗憾。
他的母亲是个坚强女人，尽管丈夫去世后几乎断了收入来源，她仍然咬紧牙关供三个儿子读书，为了给儿子们支付学费，她把房屋、田地和一部半庄书都抵押了出去。她的孤注一掷给了儿子们强大的学习动力，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最终的事实证明郁母的付出是值得的，她的三个儿子全都成才成名，郁家成为浙江名门。
自幼无人关爱，无人陪伴，小郁达夫只能埋头读书。郁达夫天资过人，他上高小的时候，城里刚刚出现新学堂，学生中有几个是秀才，年龄是他的两倍多，郁达夫的成绩却比他们好，连连跳级，在富阳县城引发不小的轰动。
他在学堂里既骄傲又自卑，骄傲是因他成绩优异，自卑是家境不好。学堂里的学生统一穿黑制服，有钱的学生配锃亮的皮鞋，走路神气活现，他只能穿布鞋。第二年开学，他向母亲提出买一双皮鞋，母亲拿不出两块大洋，只好带着他去赊。他们一家家店铺走进去，刚开始伙计们笑脸相迎，听说他们是来赊鞋，伙计们的笑脸就变成白眼。母亲含着泪领郁达夫回家，收拾起一包衣服想送进当铺，给儿子换双皮鞋穿。郁达夫跪倒在地，抱住母亲的胳膊哭求：“娘，你不要去，不要去，我不要皮鞋了。”母子抱头哭泣。
从那以后，郁达夫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要新皮鞋，衣服用具也不要新的，只是拼命地读书，拼命地跟贫苦的同学来往，仇恨有钱之人和经商之人。
从这时候，他的性格就有点怪异。
给他刺激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自从父亲去世，他家经常被人欺负：他家的田地被人偷着卖掉，堆在乡下的稻谷被人盗去，祖坟山上的树人被人砍去，他母亲争不过，只好对着亡夫的遗像痛哭。小小年纪的郁达夫也跟着母亲哭。
这点点滴滴的事情刺激着他，他要发愤读书，出人头地，不能让人们看不起他。他同情那些像他一样贫困孤苦的人，仇恨富人和资本家。
高小毕业以后，郁达夫到嘉兴上了一年学，插班到杭府中学，跟徐志摩成为同学。杭府中学的学生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注重衣着，油头粉面。郁达夫身材瘦小，衣着朴素，跟同学混不到一起，只好埋头看书，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个“怪物”，每到考作文，这个怪物就大显身手，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
这个时候郁达夫开始文学创作，他经常写些旧体诗，匿名寄到报刊上发表。
郁达夫在杭府中学上了一年学，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因为闹学潮，转到另一所学校。不久他退学，回家自学，他不理会人们的流言蜚语，每天凌晨起床学外文，早饭后学中国古典著作，下午看一会儿科学书，然后外出散步，实地考察农民生活状况。
郁达夫回家的时候，局势翻天覆地，清朝灭亡了，民国成立。他的大哥郁华（字曼陀）去日本考察司法，把十七岁的郁达夫带到日本。
他在日本留学将近十年，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巨大。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腾飞，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中国是个贫弱之国，虽然去日本留学的大都是中等以上人家的子弟，他们仍然受歧视。这种感受因人而异，有的留学生家境好，人帅，性情豁达，就没有什么感觉。有人心性敏感，家境一般，其貌不扬，就处处感觉受歧视。
郁达夫在日本生活得很压抑。他因为选专业的事跟大哥闹过矛盾，一度非常怨恨他大哥。他想跟日本女学生搭讪又不敢，觉得人家心里一定瞧不起他是中国人。他恨日本人傲慢，恨自己怯懦，更恨自己的国家弱小，害得这些祖国的儿女在国外挺不起腰杆儿。
他自幼心思细腻，对情感需求强烈，年龄渐长，他的情感需求转移到异性身上，他上高小时，喜欢上几个漂亮女孩儿，只是没有勇气去追逐她们。到日本以后，他的需求更加强烈，日本风气开放，男女相处不避讳，更让他春心萌动。
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每月领一笔补助，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独立。他不想让自己的一颗心总在暗夜里骚动，他要去体验体验异性的感觉。有一年寒假考完试以后，他踏上一列从名古屋开往东京的客车，他在车里喝了几瓶酒，壮了壮胆，在一个小站跳下车，用围巾包住头，走进一家妓院，找了一个肥白高壮的妓女，度过了一个疯狂迷乱的夜晚。
第二天醒来，他陷入深深自责之中。他这样的优秀青年应该拯救贫弱的祖国啊，怎么能把青春和精力浪费在妓女身上。
自责没持续多久，他就原谅了自己。他呼喊：“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逛妓院，把自己在妓院的所见所闻与同学分享。
他在日本妓女身上发泄性欲时，他的母亲在国内给他寻了一个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孙荃是个乡下财主的女儿，读过私塾，会写诗，相貌清秀，性情温顺。他二十岁那年暑假回国订亲，他对未婚妻的评价是：“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回到日本以后，郁达夫陷入矛盾之中，每读孙荃寄给他的诗，他都很惊喜，想到跟孙荃共度一生，他又很丧气，他理想中的妻子不是这样的。
几年后，他在家人的一再催促之下回国结婚。他提了一个苛刻条件：不举行婚礼，不燃放鞭炮，天黑的时候，一顶小轿把孙荃抬过来，就算结了婚。
结婚以后他又回日本，跟老同学郭沫若等人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他开始写小说。他在“创造社丛书”上发表了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写的是一个留学生在日本遭受的蔑视和性苦闷。小说出版以后轰动一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敢用这么大胆的笔调写小说。
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国内。他发现他这样的海归精英也要奔波求职，不由灰心丧气，几次徘徊在黄浦江边，想自杀。他不想静悄悄自杀，他想在死前搞个大动作。
但我若要自杀，我必须先弄几个钱来，痛饮饱吃一场，大醉之后，用了我的无用的武器，至少也要击杀一二个世间的人类——若他是比我富裕的时候，我就算替社会除了一个恶。若他是和我一样或比我更苦的时候，我就算解决了他的困难，救了他的灵魂——然后从容就死。
这段自白让人看了不寒而栗，临死拉上垫背的，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反社会人格？
不过别担心，他压根没打算实施这个计划。这只不过是他戏剧人格的一部分。他喜欢在文字中做惊人语：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国家、制度与家庭的受害者，一个压抑与放纵的变态青年，一个同情弱势群体、仇恨强国与强势群体的大慈大悲之人。
他在文字中塑造的那个“他”，有真实的一部分，也有夸张的一部分。
他在朋友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到北京大学当讲师。他不习惯刻板的教学生活，跟同事们关系搞得很僵。他想辞职，但是他的妻子孙荃怀着身孕，想到还有妻儿要养活，辞职都辞不得，他就气不打一气来，回家对孙荃破口大骂——让孙荃去死，孙荃死了，他才有出头之日。他骂孙荃是个只会坐在家里吃饭的行尸，活在这个世上毫无意义。骂得孙荃呜呜哭泣。
他胸中的怒火发泄够了，又柔声细语安慰孙荃，说他受社会的虐待，满肚子苦水，只有回家发泄。善良的孙荃反而安慰他。他先是一周发一次火，后来一天发一次，一天发几次，可怜的孙荃怀着身孕无人疼惜，还要每天被丈夫辱骂。
他的长子龙儿出生了。郁达夫辱骂的对象由孙荃一人变成了孙荃和龙儿两人。他喝醉了酒就骂孙荃母子，让他们去死。
他有时也自责：
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害者的我，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
但他不认为自己有错。他认为首先是国家社会的错，让他没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其次是孙荃父母的错，没有教育女儿独立生活；再次是他母亲的错，明知道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却苦劝他结婚。
我平时虽则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怜你的，却在痛爱你的；不过我在社会上受来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教我更向谁去发泄呢！
这奇葩逻辑，也是让人服了。
每读他的《茑萝行》，我都对孙荃万分同情。孙荃跟他一起生活的几年，是他事业最不顺利的时候，他先后在北京、武昌、广州多个地方工作，在哪里都干不长，在哪里都跑到妓院鬼混。孙荃跟他聚少离多，生活拮据，还要忍受他的坏脾气。
他说他“哀怜”孙荃，“痛爱”孙荃，也不是假话。他们曾有过诗词唱和的美好时光，比如他回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填的这首《卖花声》：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赌书泼茶的时光，他也确实把孙荃比作过李清照：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他从日本回国的时候带给孙荃一个银质相框架，回国以后，他变卖典当，都留着这个相架，想一定交到孙荃手里，最后还是当掉了。他见孙荃受他母亲的气，把孙荃从老家带出去。他的长子龙儿脑膜炎去世，他跟孙荃抱头痛哭。他心情好的时候，会陪着孙荃散步，吃饭，像正常的模范夫妻。
只是他喜怒无常，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雷霆万钧，孙荃整天提心吊胆，像坐在过山车上。
郁达夫一边苦闷生活，一边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他的文坛上名气渐渐大起来，名气大了，选择的机会就多了。
四、诗人住在隔壁，就是个疯子
1926年底，郁达夫从广州到上海，身在北京的孙荃怕他受寒，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一个人从邮局的包裹处出来，夹了那件旧皮袍子，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的报答我这位可怜的女奴隶。想来想去，终究想不出好法子来，我想顶好还是早日赶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
这是多么真挚的情感！哪知他当晚写完日记，第二天穿上皮袍子去朋友家，遇到十九岁的杭州美女王映霞，就把孙荃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像个花痴一样对王映霞展开热烈追求，给王映霞一封接一封写滚烫的情书。表示他为了王映霞，情愿抛弃家庭、名誉、地位，甚至于生命。
他软硬兼施，终于把王映霞追到手。
他做了一个惊人之举——把他的恋爱日记发表了。他哪天见到王映霞，哪天跟王映霞亲嘴，亲了几次……这本自曝隐私的日记出版以后大受欢迎。王映霞对郁达夫的做法很恼怒，但是这本日记提高了王映霞的生活质量和知名度，王映霞虽然不情愿，也默享它带来的好处。
郁达夫跟王映霞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孙荃在北京挣扎着生了一个女儿，她抱着小的，拖着大的，回到老家，赡养婆婆，抚养儿女，吃斋念佛，寂寞走完一生。
许多年后，孙荃的长女郁黎民长大成人，读到父亲的日记，伤心得无法自抑。从她有记忆起，就很少见到父亲，她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状态。当她读到父亲的恋爱日记，才知道，他们姐弟与母亲相依为命时，她的父亲正在与另一个女子轰轰烈烈地恋爱。
她说：
在喧嚣的‘日记九种’背后，有谁会想到我们这被抛弃的母子四人的痛苦，真是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郁达夫的性格注定他跟任何女人在一起都不会安宁。他对王映霞缺少了解与沟通，一个慕对方之貌，一个慕对方之名，初时只见对方的长处，天长日久生活在一起，双方的缺点都暴露出来。
王映霞是个很世俗的女子，她喜欢男人欣慕的目光，喜欢丰裕的物质与安逸的生活，责怪郁达夫不努力挣钱。郁达夫很不高兴，认为女神应该不慕虚荣，不重物质。他跟王映霞不断发生矛盾，一言不和就离家出走。有一回他跟王映霞闹矛盾，扭头跑回老家，想跟孙荃复合。那时，王映霞怀着身孕。当初他抛弃怀着身孕的孙荃追求王映霞，如今他扔下怀着身孕的王映霞与跟孙荃复合。他的自我任性，一直不变。
居家期间，他写了那句著名的诗：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本来跟孙荃没离婚，如今扔下王映霞跑回老家，王映霞怕自己人财两失，逼迫郁达夫写下“版权赠与书”，把他书的版权赠给王映霞。
矛盾暂时告一段落，两个人的心都有了裂痕，郁达夫埋怨王映霞太物质，王映霞埋怨郁达夫神经质。
1936年，他们的新居“风雨茅庐”建成，王映霞移居杭州，成为社交场上的明星。郁达夫远赴福州参加抗战工作，听说王映霞与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关系暧昧，回家发现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两人激烈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见王映霞一件纱衫晾在绳上，提笔写上“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几个字，又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寻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他还把许绍棣的信复印出来，发给众人围观。
这让王映霞无比尴尬，虽然两人又和好，还签订协议：
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
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1938年，郁达夫带着王映霞远赴新加坡，两人的关系仍然无法修复。第二年，郁达夫又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把他的《毁家纪事》二十首诗词拿到香港《大风》杂志上发表。他唯恐人们看不明白，在每首诗词后面写上注释，把王映霞与他人通奸导致他毁家一事公之于众。写到最后，他按照他的习惯做法，把个人私事与国家兴亡联系到一起：
许君毕竟是我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王映霞再也忍不住，拿起笔反击，骂郁达夫是“无赖文人”“包了人皮的走兽”。王映霞的心凉透了，她结束了与郁达夫的十二年同居生活，独自回国。
曹聚仁住在郁达夫家楼下，经常听郁达夫与王映霞争吵对骂，他说：
一个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便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便是个疯子。
五、写作、社会活动与抗日
郁达夫与王映霞同居期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这期间完成。这些作品的出版给他带来了名声和丰厚稿酬，他终于不必因生活拮据而怨天恨地。
他的社会交往也越来越广泛。他的大哥郁华是司法界知名人士，他的同学、校友遍布文坛、政界、学界。特务头子戴笠是他的校友，也经常到他家做客。据诗人汪静晚年透露，王映霞的情夫实际上是戴笠，王映霞为戴笠打过胎。郁达夫不知是不知情，还是知情不敢言。
郁达夫在北京教书期间认识鲁迅。两人是浙江老乡，有着相似的家庭、经历和爱好，惺惺相惜，成为好友。后来两人居住在上海，交往更加密切。郁达夫给鲁迅主编的《语丝》撰过稿，跟鲁迅合编过《奔流》月刊。他跟鲁迅一起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跟鲁迅一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来还跟鲁迅一起加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郁达夫的性格不稳定，他不像他的同学郭沫若和好友鲁迅那样积极热忱地参与革命事业。他经常表现出失意、彷徨的一面，加入左联不久就退了出来。
1936年郁达夫到福州漫游，接受福建省政府陈仪的招聘，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进入政界。抗战爆发以后，他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研究部主任，负责编辑《抗战文艺》。这期间，他多次到抗日前线参加慰问和采访。
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到新加坡办报宣传抗日，在这里他跟王映霞的的缘分走到尽头。新加坡沦陷，他跟好友胡愈之等人去了印尼。
他的感情生活仍然丰富多彩，与王映霞分手前后，他先后与歌星玉娇、播音员李筱英等人同居。李筱英仰慕郁达人的才华，主动追求郁达夫。郁达夫把她认作干女儿，让她住进自己家。但是他俩的恋情遭到郁达夫儿子郁飞的反对，李筱英不得不搬走。
郁达夫在印尼化名为赵廉，开了一家酒厂，为了掩人耳目，他娶了一个年仅20岁的贫苦华侨女孩儿何莲有为妻。何莲有相貌平平，郁达夫笑她“何丽之有？”，给她改名为“何丽有”。何丽有不识字，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
何丽有给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她一直不知郁达夫的身份。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被一个印尼青年叫走，再也没回来……第二天凌晨，何丽有的女儿出生。
六、没有人比他更矛盾
郁达夫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情的一个，也是性格最复杂的一个。他那一代人的优点和缺点集中体现在他身上，加了粗体，每个优点和缺点被他的戏剧人生放大了数倍。
他因早年受的歧视和压抑憎恨强者，同情弱者。他恨资本家，恨有钱人，恨日本人，恨欧美人。他听到几个女学生叽叽喳喳说洋文，心里就生气，大发感慨，说自己在日本嫖娼，是对日本女人的报复。他若有黄金千万，就去买些白种女人做性奴，供黄包车夫、苦力、小工做乐。这种想法够荒唐的，人家黄包车夫说不定只想娶个本分女人，安安稳稳过日子呢。
他初期收入不多，却经常资助贫寒学生和落魄青年。沈从文来到北京，穷得吃不上饭，郁达夫去看他，把自己的围巾送给他，请他吃了一顿饭。这顿饭，沈从文直到晚年仍然记得。诗人冯至上学时，有一回在书店看到一本书，身上的钱不够，郁达夫掏出自己口袋里的钱交给书商，跟冯至说：
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先走了。
冯至说郁达夫兼有“相濡以沫”和“相忘于江湖”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质。
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诚相待，坦率交谈，对贫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知情的确有如‘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沉浮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我觉得这段话也可以解释郁达夫为什么是个“渣男”与“情种”的混合体。他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的，只是遇到另一个女人，他就把上一个女人给忘了。
他有爱，无恒爱，有心，无恒心。
他这种性格让孙荃和王映霞吃尽苦头，时光推移，她们终于原谅了他。孙荃经常回忆起跟郁达夫在一起的时光。何丽有也向女儿说起她买东西不舍得，郁达夫让她不要吝啬钱财。她怀孕的时候，郁达夫会搀着她走路。这一点点温暖，湿润着这个贫困女孩儿的心。他对何丽有无爱，这是真的，他同情这个贫苦女孩儿也是真的。
这种性格让他既得罪人，又朋友遍天下。他失踪以后，他与何丽有、王映霞生的几个儿女，大都是国内外的朋友帮他抚养。有的一养十几年，直到他的孩子长大成人。
关于郁达夫是抗日分子还是汉奸，也有争议。香港学者梁锡华说郁达夫“忠奸飘忽”。他思维怪异，我行我素，他的一些行为若非至亲好友，谁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总起来说，我还是认为他是抗日的，从性格上来说，他一直恨日本，恨欧美。从他的家庭来说，他的家人都很有骨气，他的大哥拒绝事伪，被汪伪特务暗杀；他的母亲在日本来了以后闭门不出，冻饿而死。
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
他的儿子郁飞这样说。
郁达夫与王映霞居住的风雨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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