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最为火爆且极具口碑的电影《无问西东》上映。这部电影通过四个不同时代清华人的故事，讲述了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传递了清华大学之精神，中华民族之精神。
1911年由清政府设立的清华学堂，几次改名，历经百年，发展成了如今国内顶级的一流学府清华大学。
而在清华百余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最著名的校长，莫过于民国时期的梅贻琦先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值清华大学108年校庆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先生。
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1889年12月29日），北风凛冽，大雪纷纷，直隶天津城内行人颇为寥落。正在这时，照壁胡同一处普通院落里忽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接生婆欣喜地叫道：“生了，生了，是个男孩！”
时光荏苒，转眼间20年过去了。
1909年（宣统元年）八月三日，第一批庚款留美生考试放榜。大家都怀着激动且忐忑的心情涌向榜单前，榜上有名者不免沾沾自喜颇有得意之色，名落孙山者亦多懊悔不迭甚或痛苦流涕。
却唯有一名瘦瘦高高的年轻人，缓缓地走向榜单前，脸上神色不慌不忙、不喜不忧，让人无从猜测他到底考没考上，甚或究竟是不是考生，竟能这般淡定从容。
这名年轻人，便是梅贻琦，此年他刚好满20岁。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各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因系针对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而定，被称为“庚子赔款”。
八国联军过后，北京一片残墙断壁
这笔巨额赔款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不啻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幸而在1908年，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以其弱国外交使者的身份联合其他爱国志士，与列国豪强周旋，几经谈判斡旋，终于游说美国决定退还多索要的庚款，将这笔款项用于中国的教育，并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经费。
当时负责实际事务的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提议在北京创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下一代中国学生出洋前先教他们英文。这所学校，日后便演化为当今中国最具声望的清华大学。
1909年10月，梅贻琦与被录取的另46人，作为首批庚款赴美留学生，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
1909年，第一批庚款直接留美生合影，第46为梅贻琦
此时的梅贻琦虽身处海外，仍十分担忧国家时局，在家信中，要家人不时邮寄国内报纸。当时的大清王朝，却早已垂垂老矣，病入膏肓，直待革命的一声惊雷，便将沦为历史的一地尘埃。
1914年夏，梅贻琦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他本可继续进修深造，但因担忧家中父母及弟妹生计，决心放弃攻读学位回国做事，为他们分担些重负。
梅贻琦（后排右二）四兄弟和父母合影。
阔别5年，回到故国，山河未变，然而时代却已轮转。此时，清帝国已灰飞烟灭，中华民国于炮火血水中诞生已逾三年，科学与民主之“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终于诞生。
一批特立独行的时代弄潮儿们，便在这豪杰并起、武夫当国的“进向大时代的时代”里，奋力进击，各自展现着自己的风采，梅贻琦便是其中之一。
1915年9月，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离津赴京到清华园执教，教物理及数理。
周诒春校长（摄于1914年）
此一时期，他给同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持之感。然而他精深的学问、沉稳的性子、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却深得学生敬仰、爱戴。
清华园水木清华匾额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自1911年于清华园废墟之上兴建清华学堂起，至1931年，凡二十年间，校长十易。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学生驱逐校长的风潮尤盛。以致多年后有一名毕业生不无夸耀道，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便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举国震怒，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却仍迟迟不采取行动。学生们被激怒，甚至演变到要到张学良居住府邸游行示威。眼看一场大规模的学潮就要在南北爆发并波及全国。
便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当时尚在美国华盛顿料理留美学生监督事务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接过了这沉沉重担。
1931年12月3日上午，国立清华大学新科校长就任仪式上，一身浅蓝布长衫，身材高挺削拔、精神矍铄的梅贻琦缓缓步入人们的视野中，也从此宣告着清华大学梅贻琦时代的到来。
暌违三年，重回清华，梅贻琦做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演说《大学与大师》，谈及当今国事，他面色沉重地望着众人，以轻缓的语调说：
“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短短几句话，赢得底下师生掌声雷动。
梅贻琦也以其一生所作所为，践行着这一理念，致力学术，造就人才，以教育担负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重任。
1935年校庆日，梅贻琦对清华师生演讲
国难方殷，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平津沦陷，当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不得不向西南撤退，后又由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师生们一路步行，历时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三路入滇示意图，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
▲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成立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自此，数千名师生便在这边陲之地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的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被任命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联大校训
联大以“刚毅坚卓”为校训，且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填了一首《满江红》词作，以最悲壮的呼喊，最不屈的意志鼓舞师生抵抗到底，葆有希望，切不可畏难灰心。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千年前诗人杜甫曾有感于“安史之乱”，写下“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之语，以暗寓乡国之思。而今同样是国势阽危，江山摇撼，梅贻琦更是以昂扬的意志，率领着师生们在烽烟战火中，排除万难，弦歌不辍，于山河破碎的悲凉之中更添就了一股慨然之气。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随着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中国的战争局势日益好转。1944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
曙光将近。
抗战胜利后，重庆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胜利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正式宣告联大结束
1946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复员后首度开学典礼在清华园大礼堂举行。梅贻琦面对着破坏严重的校园，向师生们勉励道：
“不应以恢复旧观为满足，必使其更发扬而光大，俾能负起清华应负之使命。”
然而人们抗战胜利的欣喜并未持续多久，内战便爆发了。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一二·一运动所导致的清华教授团体的内部分裂，加之汹涌学潮的势不可挡，以梅一人之力再难抵挡。
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面对国民军的节节败退，蒋决定退避台湾，并着人草拟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
便在这时，曾多次言及“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梅贻琦的南飞，让许多人颇觉困惑，并因此成为后世许多人对其评价暧昧的根由。
但真实是什么呢？便与之前提到的庚子赔款有关。当时的清华庚款全部由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而梅贻琦作为最清楚这笔赔款重要性的人，自觉保护这笔款项责无旁贷。
据复校后担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回忆：
“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
另据当时有人透露，梅贻琦走时对人说：
“我留下有二种可能，一种是做傀儡，一种是做反革命，因为这两种都是我不想做的，所以必须走。”
梅贻琦对于当时政治时势的判断，不可谓不精准。
对此，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教授的一番话也许是最为合适的。
“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着和坚守。“
留下不代表爱国，离开也并不代表不爱国。许多事一旦牵涉到政治的风云变幻中，便很难分出对错。
鲁迅先生说得好：
“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由此可以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去与留，也终究只是大时代裹挟下个人的一种选择。
赴美拿到庚款基金后，面临周遭众人的觊觎，他曾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始终决意把钱用到教育上，而他说到便当真做到。
去往台湾后，他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从无到有地在新竹建立了新竹清华大学（之所以起这个名，大概是他心中永远牵绊着清华吧！）。
1958年，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好的师资力量，梅贻琦以69岁高龄，多次奔波辗转于台美之间求贤，终于感动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等顶尖专家教授的陆续前来。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在继任校长的仪式上，梅贻琦发表了演说《大学与大师》，他说：
“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其教育理想，首先是“大师说”。正因为对大师的重视，在其任上，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坚持“教授治校”的原则，而将自己放在“公仆”的位置。最终不但没有削弱梅贻琦作为校长的权力和地位，反而有益于他地位稳定与校内风潮平息。
仅这一条便足以显示出梅贻琦对教育的独特认知和大智慧。
其次便是他的“通才教育”。他曾在全校集会中说：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易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在当时普遍重理轻文的社会环境中，他的这番话不啻如同惊雷，给人醍醐灌顶之感。
而”学术自由“的理念，已不仅仅是其对学术的态度，更是其一生人格的写照。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相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秉承着这种“学术自由”的理念，
让他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严峻时，仍坚持自由教育；
执掌清华时，从未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任何一个学生，也从不干涉学生活动，只叮嘱他们要注意安全；
国共两党相争时，始终持中立态度，仅以学术为己任。
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教育家，一个以一生专注学术自由的学者。
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世间的爱情有很多种，轰轰烈烈、铭心刻骨是一种，平平淡淡、细水长流是另一种。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属于后者。
两人少年便已相识，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当时，梅贻琦在天津严氏家塾求学。韩家是天津的名门望族，因与严家是世交，且欲开当时风气之先，严修便将韩家的小女儿一并收进书塾读书。
当时年方十岁的韩咏华，常常会穿上长袍、坎肩，戴上帽头，打扮成男孩模样。她后来回忆与梅贻琦的初识，当时男女生分占院落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透过窗子，可以看见男生那边的活动。其中一个清瘦的男孩渐渐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男孩平素沉默寡言，然而每当少年们有了争执时，大家都会征询他的意见。他天生具有一种沉稳的气度，让人信服。
后来梅贻琦留学归国后先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而韩咏华也已从幼师毕业，业余时常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逢请人演讲等事，她都会首先找梅贻琦联系。渐渐地，两人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爱。在严修的撮合下，两人于1919年缔结婚约。
当时有一桩趣事，梅贻琦曾给韩咏华写了一封信，韩咏华把信拿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不久，梅贻琦又给韩咏华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又把信拿给父亲看，没想到父亲高兴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
两人得成良缘。订婚时，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曾匆匆跑来告诉她：“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韩咏华婚前照
这一过，便是四十三年。两人始终携手相将。
无论是梅贻琦初到清华执教籍籍无名的时候，还是他奠定清华梅贻琦时代、风华无限的时期；无论是在西南联大物质困窘、时时为生计担忧的时刻，还是他南飞台湾、创办新竹清华时期，韩咏华始终陪伴在他身侧，他的失与隐、达与显，她都与他一道担着。
郑芳在她的纪实作品《抗战中的教授太太们》（七）中，曾列举了一个感人的例子。有一位太太，她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抗战以来，她始终辛勤艰苦地工作着。为了让丈夫和孩子们吃好一些，她开始做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每日在昆明的街上来回奔波，不舍得穿袜子，把脚磨破了，仍是不曾停歇。
这位太太，便是韩咏华。
张国荣曾在《最爱》里深情唱道：“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韩与林的爱情大概便是对这句歌词最动人的诠释了吧！
寡言君子，温润如玉诗经《国风·卫风·淇奥》里写道：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从前一直不解其意，直到读到梅贻琦，便觉得所谓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大抵便是如他这般。
学问精湛，品德良善，胸襟宽广，沉稳威严，这样的人怎能不令人见之难忘。
其身上最令人称颂的便是洵洵然的儒者之风。他少年读书时打下了深厚的儒学功底，被稔熟的美国友人称为“博闻强识的中国儒士”。而这些积淀也成为他为人处世的根本。
其中借书一事，尤可看出他的品德修养。当时他身在美国，但在给家人的信中，却花费大幅笔墨阐明借书一事（他曾向同学借了一本书，后来另一位同学从他那里借去，却把书弄丢了。这本来不是他的责任，他却要弟弟将自己心爱的几本书奉还给最初那位同学）。
他说：
“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轻情重，全其大者而弃其小者可也。”
梅校长在昆明（杨立达摄藏，载《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三、三十四期合刊，新竹）
▲1961年春，梅贻琦于台大医院二号病房到一号病房看望病中的胡适。后为韩咏华与钱思亮。（杨锡仁存。照片上手写字：March29，1961[1961年3月29日]送给锡仁适！）
1962年5月4日上午10时50分，梅贻琦因操劳过度离开人世，享年73岁。在其死后，人们打开了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面对里面内容，在场者无不目瞪口呆继而感动敬佩不已。里面没有片言遗嘱，装的是由他亲自管理的清华基金账簿数册，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
梅贻琦灵柩移往墓地，执绋上山者数千人
在治丧委员会同人为他修撰的祭文里，写道：
“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纵观梅先生一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在其带领下，清华由一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到成为与北大并肩而立的学术重镇，涌现出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大师，更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其功绩，当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电影《无问西东》里，祖峰饰演的梅贻琦对陈楚生所说的一句话，最令我印象深刻。他说：“什么是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这就是真实。
我想，梅先生一生只做好一件事，那便是清华永远的校长，也是在做他自己的真实吧！
参考文献
岳南《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
文中图片来自书中插图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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