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程 波
编辑 /李佳蕾
责编 /杜思梦
电影《满江红》在叙事和视听上最为明显的两个外在标识，一是悬念，一是喜剧。
悬念的设置与解开，是以逻辑的推演和求真的理性快感为前提和目的的：凶手是谁？动机为何？真相是什么？悬念的展开经不起经得起推敲，又能否具有创意而不机械，产生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这能形成故事的硬实力。应该说在这个层面，《满江红》完成得不错。“三一律”的时空关系（去秋凌渡之前的一个时辰/乔家大院）与叙事线索，让“沉浸式大型实景剧本杀”的消费性与趣味感凸显出来，古装与新潮之间多了一个很当下的联通渠道。
当然，这只是半开玩笑的说法，抽丝剥茧和多次反转的结构是故事层层推进的重要载体，戏剧性与逻辑性的平衡是关键。小人物能下一盘大棋吗，这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明面上的反转又会隐藏着怎样更深层的秘密呢？这些所谓的烧脑感是理性的，电影要好看，首先这些推进和反转要有说服力，还要在此基础上触动情感。小人物豁出时间和性命，去完成一件艰难但值得的事情，何以支撑？是“义”和信念，所谓舍身取义。张大一干人等以下九流贩夫走卒面目为伪装，以心中执念和背上刺字为真性情，步步为营前仆后继；孙均以职业军人的身份，完成从所谓走狗鹰犬向侠义刺客的转变，舍身忘死激情投入。底层的卑微，执念的悲壮，表里的反差特别能唤起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还不仅仅是个体、偶然的，它还是有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东西。
《满江红》有着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化、青年化乃至视听化实践的自觉意识：太史公《刺客列传》里的荆轲、专诸、豫让、聂政，或者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里的眉间尺、黑衣人，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于侠义的基本认知；精忠报国和真实历史中形成的民间“岳王”忠义信仰，更是深入血液的集体情感。岳飞《满江红》的流传，显然也不仅仅是其文学和文本价值，而是有着时间密码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迷雾谜题的演进和反转，还会产生荒诞感，这是一种对于理性的质疑，这是和反思结合在一起的情感，比如电影中瑶琴和“密信”的段落逻辑瑕疵明显，复杂的说明反而会让观众产生的不信任感，有几次的突转也显得有些生硬与偶然，但瑕不掩瑜，整体来说，从悬念解开的求真过程中，获得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满江红》给观众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小人物的反差境遇和剧情的反转演进，都能为喜剧风格提供支撑，信息不对称的“井蛙”情景和各怀鬼胎的“错位”情境都是天然的喜剧元素，加之演员的选择和表演风格，《满江红》不仅让人发笑，还能破圈地联通一些诸如“我没有背景，我的一切都来自努力”或者“免死金牌”的梗，使其喜剧性凸显无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喜剧感在闹剧的表面风格下产生了一种“黑色性”。张艺谋当年改编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用小沈阳等一众当红喜剧明星完成的《三枪拍案惊奇》，其电影文本虽有很多具体问题，但其探索方向值得尊重。仅就黑色喜剧的特征而言，《满江红》相较《三枪》更自然、更内敛，也更具有与人物和叙事结合的整体感，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宋词）、史（宋史）、戏（豫剧）等元素结合起来，切实找到了一些黑色电影本土化的书段。
更进一步说，这种喜剧的黑色性背后还具有着不易觉察的崇高感。从虚构的小人物角度切入历史，要“大处不虚，小处不拘”，但“大处不虚”是不是就是雷池呢？可不可以像昆汀·塔伦蒂诺的《无耻混蛋》那样采用“在影院刺杀希特勒成功”的处理手段呢？极致地解构历史，故意违反历史，《满江红》里如果张大孙均等人刺杀秦桧成功，会不会营造出一种极致的宣泄感与艺术的真实感呢？个人以为，张艺谋和电影主创或许真是这么想过，但这样做需要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秦桧的真实内心的某种理解甚至同情，但这是主流价值观和大多数观众或许不能接受的，所以“替身”的桥段从《影》里互文性地移植过来，以达到合理嫁接与“两全双赢”的效果——保留了作者的主题和结构创意又不损失价值观上的“政治正确性”。笔者以为，《满江红》的核心创意和主题是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和创新感的——“超越一人一时一地生死的千古流传”，岳飞“满江红”这首绝笔词在叙事上的托底，以及视听上“全军复诵”的高潮段落，融合了新历史主义的元素但又没有背离传统历史观，使得电影由喜剧之“表”经由荒诞感黑色性入悲剧之“里”，这是在“假翻案，真虚构”中产生的摄人心魄的带着痛感的崇高感。
由悬念和喜剧，入情动与崇高，在《满江红》电影里还有着一些明显好用的视听元素作为抓手。视觉上，拍摄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院”的大开间和多进院子的结构，就具有复杂的封闭感和迷宫感，人在院子中的运动不仅构成了转场，那些行走奔跑，上楼下楼，开门关门还完成了空间的美学建构。院子这一次没有红灯笼，“夜戏日拍”的光影效果对低照度状态的模仿既规避了观众观看清晰度的问题，又形成了黑色电影般的多层次的黑白灰效果，这或可看作是悬念感的外在形式。听觉上，主人公们在院子里奔跑转场时配上的音乐，是“洛阳声音”的新编豫剧，男人们探案式的“包公戏”，女人出场时的“杨家将”与“穆桂英挂帅”，这是一种运用方言和戏曲而产生出来的不易觉察的“明示”效果，宋（特别时南宋）与豫剧或洛阳声音又能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关联，这样的声音，乍一听张扬喜剧，再一听沉郁崇高。“满江红”词是文化积淀的表征，电影如此这般的视听呈现，其意义在于很好地展现出这样的主题：英雄和正义不会真的死亡，其生命会借由“满江红”词甚或《满江红》电影这样的“文化纪念碑”延续下去，英雄虽死却因忠义永生，奸佞苟活但却背负千古骂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满江红》隐藏在内里核心的竞争力，一是情动，一是崇高。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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