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的大改革家。他在变法初期，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当时统治集团其他头面人物的赞誉，照理说应该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可是为什么最后却失败了？我们试着找一找其中的原因。
变法的重点，是片面的理财政策
王安石变法的重中之重是为王朝理财。他想通过推行新法，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王安石自然知道国家养了2万多的各级公务员、养了120多万的军队，也知道有多少贪赃枉法的现象存在。但是在他眼里，这些导致国家严重经济危机的主因，不是冗员、冗兵、冗费，而是没有取尽天下之财。
他认为，不在于开支多少，而在于生产多少，通过生产发展就能维持政府不断增长的支出。所以从他颁布的十几项新法来看，似乎只有开源的政策，而没有节流的措施。
他的新法政策，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把民间的财富归到国库里去。“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就是他的理财目的。
比如，青苗法，以政府贷款取代了民间高利贷；均输法、市易法，将原先由市场调节的物资流通和物价，变为政府垄断。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为朝廷理财着想。
变法，富国不富民
王安石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深知农民的疾苦。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痛心疾首地说过，“富人兼并百姓的土地，使他们的财产布满州城；穷人失去土地，使他们惨死在山沟水渠之中。”
因此，他认为变法首先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安心发展生产，不加赋而富民。
他的初衷和本意是好的，可是现实却很残酷。
比如，他推行了青苗法，本意是想让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通过政府低息贷款，减轻经济负担，安心种田。可是他忽略了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贯性。青苗法在执行中大大走样了。本来，百姓向政府自愿申请贷款，半年2分利息，年息约40%。可是衙门官员却将利息提高到4分甚至8分，而且强制农民必须贷款。这样一来，利息超过了民间高利贷。青苗法就演变为过度剥削农户法。
再比如，他推行了免役法，本意是想让民户出钱来代替服役，使他们安心农业生产。可是他没想到下等民户哪有多少钱买不服役。免役法反倒便宜了富户，他们出得起钱。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不在如何救低层老百姓于苦难中，而是在如何为朝廷增加收入中，所以他在施行新法的时候，只是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如果影响了他理财的目的，他是很少顾着百姓死活。变法第六年，当北方大旱时，无数农民身无完衣，草根充饥。他照例按规定收取青苗税、免役税，害得在家灾民只好揭瓦拆木卖给官家以抵偿。
变法确实大幅度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至国库钱粮可供7年之用，可是百姓生活依旧叫苦连天。
变法，触及了地主豪强和特权阶层的利益
北宋中期，地主豪强势力加快了对土地的兼并速度，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到嘉祐六年（1061），全国平均总户数为1051.5万户，其中有田的主户为656.27万户，无田的客户为395.2万户，即大约有37.6%的农户失去了土地。土地兼并的最终后果，必然造成悬殊的贫富差别，加剧社会矛盾，无地者无路可走，必然会激起民变。
王安石看到了兼并势力的发展和官吏的贪暴腐败，看到了“丰年不饱食"，荒年"弃饿婴”的百姓苦难情景，使他忧虑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万一掀起大规模造反，就会危及王朝统治。他知道光在宋仁宗期间，每年都有民变事件的发生（注：仁宗在位的42年间，发生“变乱”有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农村造反者不断，城里偷盗者不断，甚至大白天众“盗贼”在京城中呼啸而过的吓人情况发生。
因此，他想通过变法，来抑制一下兼并势力的肆无忌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豪强势力的经济利益。
他推行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前者在农村通过主、客户每10户为一保，每10保为一都保，每家出一个民兵的办法，让农户忙时耕种，闲时训练，既维护当地治安，又防止民变发生，还可成为军队的后备力量。后者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清查，通过丈量土地，获得准确田亩数，按规定纳税。这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富民买田而不受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谓之产去税存”的状况。
同样，市易法、均输法，也是抑制富商政策，以政府代替豪商操纵市场。
王安石的新法不同程度上触犯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中无论哪一个朝代，上下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每一个豪强地主背后几乎都有后台老板，每一个后台老板本身就操纵着一条粗大的利益链。变法表面上损害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实则更损害了后台老板的利益。这就引起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反弹，从普遍支持变法到公开反对变法。
司马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安石刚开始进行变法准备时，司马光写信给他，盛赞王安石，说王安石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不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都说王安石如果主事，天下就可大平，百姓也都得到好处。其他大臣也纷纷称赞他。
司马光本来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他自然希望王安石变法能够给社会带来安定，给政府增加收入。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王安石变法代表了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但是，当变法一旦造成了对特权阶层的威胁后，司马光就立刻换了一张脸，变成了反对变法的头面人物。
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倾心倾力支持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态度，从十分支持倚重，到有所保留，最后如王安石自己所说，只得五分。这从王安石两次辞职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辞职，是在熙宁七年(1074)。熙宁六年以来，北方连续大旱。司马光、郑侠等人借旱灾攻击新法引起天变，说大旱是变法引起的，只有罢免了王安石的官，废除了推行的新法，天就会下雨。
王安石可以不畏天命，神宗是畏天命的，他犹豫以后，终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请求。
第二次辞职，是在熙宁九年(1076)，当时代替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向神宗诬告王安石“犯命矫令，罔上耍君"(欺上欺君)，神宗半信半疑。同时，神宗在对契丹、西夏用兵策略问题上与王安石存在歧义，再让吕惠卿他们一告状，可想而知，就又一次同意了王安石的辞职请求。这一去，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基本结束，过起了读书写诗的生活。
另外重要一点，神宗皇帝不对保守派进行严厉打击，相反有牵制变法派的意思。如司马光并不是神宗贬出的，是他主动辞职；文彦博一直当他的枢密使；富弼女婿冯京做御史时，就上书弹劾王安石，神宗不但没有按照王安石意思解其职，反而提升他做上枢密副使，后又升参知政事。因此在京城就始终存在着一股庞大的反对派力量。所以神宗一去世，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后，保守派就能在短时间内一拥而上，推翻变法。
变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王安石实行变法，是关系到北宋王朝国计民生的大事，照理应该有一个能负担起改革大任的坚强有力的专门领导机构。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机构似乎是临时的，班子力量似乎也很薄弱。
改革伊始，王安石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领导机构，看似权力极大，掌握全国变法事宜和国家财政收支。可是好像条例司没有发挥过轰动性的作用，而且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三个月。以三司条例司名义颁行的新法，除均输法、青苗法若干外，其余大部分的新法，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都是由司农寺颁行的。司农寺管辖的范围相当现在的农业部。由它负责颁行新法，其权威性可想而知，基层执行不执行还是一个问题，效果好坏更是说不清楚。
如果王安石在相位倒还好说，在他第二次辞职后10年多里，各项新法尽管继续执行，但执行结果，很大程度上与王安石的预期愿望相反。
除上述原因外，变法派内部日趋分裂，如吕惠卿原来在推行新法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后来却为私利与王安石反目。另外，王安石还有自身的毛病。如：用人不当，性格固执、气量不够，不善于团结人，树敌过多。这也可能是变法失败的一个因素。
如果在新法施行过程中，他能够听取朋友们的一些正确意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变法政策，也许变法的效果会显著一些。遗憾的是，他是属于一根筋的“拗相公”，听不得反对意见，有人越是反对，他越是坚持到底。司马光说他，虽然贤良，但很固执，这话好像并不过分。
结论
王安石属于向前看的政治家，他代表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从维护和巩固王朝统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推行了一条改革之路。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与其它封建王朝进行的变法失败一样，归根结底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它不可能产生犹如现代的经济体制，任何变法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王朝的根本性质，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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