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距今最早也不过七八千年，大约只占据人类演化史的百分之一而已。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数千年里，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诞生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宛若百花争艳一般。在这其中，既有以华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形态，亦有古希腊、古罗马这样的海洋商贸文明，不同文明之间既有文明社会的许多共性、也同时存在根植于本土自然环境和地缘环境下的独特之处，本文就让我们探究一番日本这个与华夏文明羁绊千年之久的文明，探寻其“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表皮之下所掩藏的真实脉络。
基于自身狭长多山的地理环境，日本形成了海洋尚武的文化，同时又因处于中华文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加之自身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所以封建礼教、尤其是等级思想被日本完全贯彻。进入4世纪之后，日本天皇制度确立起来，可是由于在此之前一直是氏族部落的社会形态，故而即使大和国打下了大片的领土，日本的实际掌权者却并非天皇，而是以苏我氏为首的几大氏族。
氏族的统治加剧了土地兼并之风，底层百姓生活日趋困苦，这为天皇发动政变提供了根基。7世纪初，圣德太子摄政并推行改革，为后来学习中国奠定了条件。公元645年，天皇组织了刺杀权臣苏我入鹿的行动，皇室夺权成功。此后，日本根据中国隋唐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实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此后，取得了实质权力的日本天皇更加频繁地派出庞大的遣唐使队伍到长安学习。至此，日本才算从氏族部落的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虽说日本深入的学习了唐朝文化，但有两样东西却并未学习。其一是中国古代皇宫中的宦官制度，这可能与日本恶劣环境造就的尚武文化相关。当然鉴于天皇还是有垄断皇宫交配权的需要，于是日本皇宫中除了皇室成员以外均是女人，她们需要完成包括体力活儿在内的所有工作。从宦官对中国古代皇权、官僚体系的伤害来看，没学对于日本而言应该是一件好事。至于其二，则是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日本同样没有学习，而这让日本失去了一次打破内部社会等级壁垒的机会，对其日后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日本的自然环境与欧洲希腊半岛类似，那就是山地密布、平原稀少，面积不大的区域被山川分割成众多零碎的板块，且缺乏一块具备碾压优势的地区统合各方。这就导致日本文明虽然在天皇的旗帜下长期维持表面统一，其内部的众多氏族藩国却宛若古希腊城邦一样林立四方。不过，也正是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日本天皇为了维持权力统治的稳固，没有学习科举制度。他们将儒家君臣礼教思想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铁律，但却并不愿意科举制度成为日本的选官模式。毕竟引入科举制度会严重触及贵族世袭罔替的根本利益，天皇很有可能会再次被贵族灭掉。没有科举制度导致日本的官职和社会地位只能世袭，底层民众没有任何上升通道，甚至就连武士世袭的兵种也是世袭不变的。
在这样一种“唯血统论”的社会环境之下，很容易出现庸才治国的情况。不过由于日本的极端集体主义带来的耻感文化，管理失败的人通常会辞职或者剖腹自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但是世袭制引发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由于官职是依据血统而来的，所以天皇并不具备任免官员的权力。世袭模式下的权力导致所谓的天皇根本无法实际控制手下的将军或者大名，从而使得中央缺乏对地方封建领主的干预能力。
自李唐来，中国的皇帝一直将科举制考试的最后阶段设为殿试，就是皇帝直接监考并批阅试卷，地方官员的试卷也要自己批阅。虽然辛苦，但是官员的任免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权之下，才算是将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才能控制权臣和地方官员。相较而言，日本的天皇除非以军事压力进行威胁，否则地方官员可以选择不执行天皇的政令。所以在这样继承权力全靠世袭的情况下，天皇的权力不可避免的被架空，直到失去所有实权成为国家吉祥物。
摄政关白：藤原氏和武士阶层崛起正因如此，从645年天皇从氏族首领那里夺取政权不到二百年，实权再次被实权将军夺走。公元8世纪，一直作为摄政王存在的藤原家，通过与皇室不断的通婚揽政逐渐架空天皇，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而各地的封建地主也通过世世代代的土地兼并获取了农民的土地，成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
在中国，土地兼并是一个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失去土地的人大部分成为流民或者被地主剥削的佃农。佃农的收成50%以上要交给地主，剩下的还要按照中央税率给国家交税，生物争夺利益的本性会让他们心生不满，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成为农民起义的诱因。这些人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会在募兵制社会环境下成为职业军人，而只认钱粮的职业军人往往会成为颠覆政权的主导力量。中国因土地兼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因为中央权力集中，下层矛盾最终会指向中央 ，农民揭竿而起推翻旧地主和皇帝，社会重新洗牌、土地再次分配。所以，中国古代皇朝都在这个土地集中又分散的过程中不断循环，直到近代土地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止。
而日本由于中央没有很大的权力，矛盾也就不会集中。地方大名的权力很大，他的庄园生产的粮食可以不用向中央纳税，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吏也不能干涉庄园事务，因此土地兼并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了地方农民和大名之间。对此，大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就是雇人，来保护自己的庄园不受平民抢劫，同时也监督佃农耕作交租。这些雇来的人被称作侍从或者家臣（又称“御家人”），最开始很大一部分和领主有血缘关系，随后这些侍从、家臣逐渐演化成武士。武士的多寡和忠诚度就是 一个大名实力最具象化的体现，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武士的重要性。
武士阶层逐渐成为日本社会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也因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而武士的地位后来同样被确定成为世袭制。武士可以随意斩杀庶民，法律也规定庶民不能携带武器，以此来保证武士对庶民的绝对控制。另外，武士不能耕种粮食、也不能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生活来源完全来自封建领主发的俸禄，也因此保证了武士对封建领主的忠诚。
可是用武力压制的方式来解决封建领主与农民的矛盾，解决的只是表面问题，根本问题还是土地多寡决定了粮食产量。毕竟日本一直都处于人多地少的状态，而作为社会最精壮劳动力的武士被禁止从事生产活动，反而需要地主收来的赋税和地租养活，本身也加重了社会负担。根据史料记载，日本战国时代自耕农需要向大名缴纳的赋税地租大约是其总产量的60%，差不多和中国没有土地的佃农一样，而日本的佃农当然更惨。其他时期税率不同，但变化幅度不大。要知道，在中国皇权时代，除了因征收重税二世而亡的秦代，其他时期农业税通常都不超过10%。
当然，特殊时期中国官府也会提前收取以后很多年的赋税从而造成民怨，每个朝代后期大多数农民也会成为佃农，但总体而言中国百姓的压力比日本小得多。所以日本的封建领主就需要大量的武士来压制庶民的反抗，同时结合日本自身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解决粮食最根本的问题就成了去掠夺其他大名的领地，获得更多的土地和粮食来养活自己的人民，才能维持自己统治的稳定。
当然，一个领地内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对外战争也能将这个集体的内部矛盾转移，所以藩国混战也是日本封建时期的常态。可以说，中国解决土地问题是通过起义改朝换代来重新洗牌，而日本是通过下层封建领主之间的相互征伐来消化矛盾。因此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统一过，没有建立起长期稳固的中央集权。当天皇再度被权臣架空，以武士为主角的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幕府将军：源氏和征夷大将军藤原氏是日本大化改新学习唐朝、引入中华文化的功臣家族，在天皇取得国家权力之时，这个家族就获得了很高的地位，随后其家族成员一直以类似宰相的身份存在，即摄政关白，简称“摄关”。天皇还有年幼无知和老迈昏聩的时候，而藤原氏却一直可以让家族最年富力强的人来摄政。由于权力世袭，导致天皇并不能罢免摄关，也不能任命其他摄关进行制衡，这就促使这个世袭家族获得了权力。可是同样的，即使获得了权力，他又不是天皇，从法理上将控制地方就更加不合情理、无法维持稳定和中央权力集中了。
很快，国内有两大家族势力兴起，他们是不同时期因为财政不足而被逐出皇室自力更生的天皇后代，源氏和平氏。两大家族各自集结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30年的混战（即“源平合战”），最后以源氏胜出而告终。从此，源氏成为全日本最强大的大名，而早已江河日下的藤原氏也无法与之抗衡。源氏首领源赖朝在公元1192年被天皇册封为征夷大将军，第一个幕府将军就此诞生。
所谓“征夷大将军”，是指征讨日本北部的虾夷人。而幕府的原意便是用来形容指将军指挥作战的营帐，大将军（源赖朝）在镰仓设立幕府成为他的统治机构。镰仓幕府建立后统治日本一百多年，不过所谓的统治也只是类似漠北草原上众多游牧族群共用推举可汗一般的存在，可以在草原称雄，但无法有效管理各个游牧部落。当镰仓幕府越来越管不住这个天下的时候，天皇再次发动政变造反。公元1333年后醍醐天皇集合力量攻下幕府，天皇如愿夺下政权。可是天皇手下得力部将足利尊氏，也是奉昭攻打镰仓幕府的急先锋，在两年之后反叛，原因便是天皇新政削弱了武士的权力。
足利尊氏集合武士力量成立新的幕府，日本的第二个幕府（即室町幕府）的时代开始了。后醍醐天皇的势力无法与之抗衡，于是逃到南方吉野建立政权，日本进入南北朝时代。两个政权的对抗长达56年，最后天皇势力由于武士力量不足，战争失败后被室町幕府三代目将军足利义满请回京都的新皇宫。随后因为同样的原因，室町幕府不再能震慑各路诸侯领主，在建立的138年后，八代目将军足利义政时期（即1467年）爆发了应仁之乱。幕府手下权臣因为将军的继承权问题反目成仇、相互征战。
连续十年的夺嫡战争耗尽了幕府的实力，幕府将军的权威也丧失殆尽。尔后，日本列岛群雄并起，分裂成了66个大小藩国，开始各自发展并相互征伐吞并，真正的战国时代开始。因为战争被灭国的武士没了职业、丢了俸禄而成为浪人，于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成了倭寇。无论是自成势力还是被中国海盗团伙雇佣，都造成了中国明代沿海倭寇势力的猖獗。接着在连续一个世纪的征伐吞并以后，还是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武士大名集团。在这段历史中，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也相继涌现出来，并再度完成对日本的统一。
天下布武：信长、秀吉和家康确立统一之势之前的日本藩国林立，而织田信长是新上任的尾张国（即今天的名古屋）大名，实力较为弱小，不过它占据着浓尾平原这片生产稻米的沃土。信长小时候顽劣不堪，不愿意学习礼数，这一点也促成了他日后无视阶级制度破格提拔人才的特点，同时他也是最早给部队装备火枪的大名之一，在后来掌权之后曾有意打破日本阶级固化的状态，但没来得及执行。在其初任尾张大名之时，旁边的东海道吞并了几个大国之后与尾张国接壤，其大名为世代显赫的今川义元亲率两万军队欲吞并尾张，而后奔袭京都。
彼时，织田信长可用武士不足四千，因而前期很快在今川义元的进攻下溃败。不过当今川大军路过尾张国桶狭间这一狭长地带之时，部队只能排成纵队经过而无法展开。到了夜晚，迎面吹来的疾风劲雨让金川军看不清前路，这时织田信长派两千武士突入桶狭间，杀敌三千。敌袭和暴雨导致金川军后路混乱，今川义元本人也因无法逃走而被直接斩杀。经此一役，原本最具实力的东海道今川家开始没落，原来被今川家吞并的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原名）趁机脱离了东海道，带着自己原来的松平领地与织田信长结盟，奠定了信长称霸的基础。
桶狭间大战之时，丰臣秀吉还只是一个给织田信长拿拖鞋的仆人，并因为在寒冬会特意用体温暖热拖鞋而被信长注意，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亲信。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和丰臣秀吉也经常被后人并成为“战国三杰”。此后，崛起中的织田信长顺势攻陷了与其长期羁绊的斋藤家美浓国，并提出了“天下布武”的政策，于天下间遍布武力。具体行为就是公开声明要建立武士政权，将自己的官印改成“天下布武”，让天下的武士向其靠拢。
因为日本当时的权力关系是公家、寺家、武家之间的斗争与平衡，得到武士阶级支持的信长开始攻城略地，并向南吞并许多名门望族直接控制了京都，足利幕府和天皇均被他掌控，并将幕府将军流放，这就是所谓的灭掉公家。然而，信长再向北攻打寺家政权，拆毁寺庙、焚烧佛门圣地，也处死了京都比叡山上的所有僧人，完成了铲除寺家的目标，他也因此成为日本僧人口中的第六天大魔王。接下来织田信长先后三次瓦解了外围诸国组成的信长包围网，兵锋所至、无人能敌。
可是恰在信长在全日本所向披靡之时，其手下大将明智光秀在京都本能寺叛变，趁其几乎所有兵力都派往外围拼死之际，率领两万兵力攻打信长驻地。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丧身火海，而此时丰臣秀吉已经是信长手下大将，并且正在攻打西北方向的毛利军。于是明智光秀派遣信使去与毛利军应和，怎料跑错了军营而被丰臣秀吉率先得知。于是，他立刻与毛利军讲和，并在进行了一系列议和仪式之后，秀吉率四万武士杀回京都，以压倒性的兵力于山崎之战大败明智光秀并控制京都。随后织田势力出现过短暂分裂，不过坐拥京都的秀吉还是取得了优势，在大半织田旧部的支持下战胜政敌，并获得统治权。
在此期间，德川家康一度自己独立，可是在秀吉得势之后归降，帮助秀吉整顿力量，继而完成了信长“天下布武”的霸业，统一了日本。可是伴随着国内战事的结束，大量闲置武士频生事端，于是1592年丰臣秀吉率领全国14万武士征伐朝鲜。庞大的军力让秀吉有了征服中国、再征服印度，从而建立亚洲帝国的想法。战争初期，久经沙场的日本武士攻势猛烈、势如破竹，此时的李氏朝鲜正处于党政不休的内斗之中，武备松弛、不堪一击，因而不得不求救于明朝。为此，明朝兵部侍郎宋应昌率兵四万余人与朝鲜组成联军，在平壤击溃日军。日军在异国没有群众基础，持续一年的战争让日军减员近半，秀吉感到战事无望而退兵，不久病死。
当时丰臣秀吉的后代尚且年幼，根本掌控不了局面，政治均势也很快被打破。此时，德川家康最具影响力，这使得很多丰臣家的武士力量开始向其靠拢。作为秀吉的嫡系，石田三成开始与家康对立，双方在全国大名之间拉拢势力，并于公元1600年爆发决战，史称“关原合战”。这是日本少有的二十万武士参加的大会战，德川家康在战前成功策反了对方阵营里的小早川秀秋倒戈，最终赢了战争，石田三成被处死。1603年德川家康被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名号，丰臣家也随后被灭门（即“方广寺钟铭事件”），德川家康迁都江户（即后来的东京），确定了日本日后的经济中心，日本随即进入了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江户时代。
综上所述，日本天皇制度在氏族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前提下，只能凭借武力威胁取得形式上的统一。由于内部缺乏一个绝对碾压优势的地缘板块，天皇亦没有能力干预地方官员，故而其内部矛盾只能通过将军、大名之间的征伐进行消化。随着德川幕府的确立，阶级等级也进一步被幕府将军巩固和加强，日本也准备进入自己下一轮的封建循环。
然而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剧变，恰在关原合战的那年（即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欧洲正在推动大航海时代的船帆覆盖到更为广阔的区域。到了1853年发生了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之后，新的思潮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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