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父与子》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屠格涅夫最好的作品，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小说。
一
《父与子》这部书构思酝酿，是在屠格涅夫受革命文学刊物《现代人》影响的时期。但小说1862年发表之时，已是作者与《现化人》决裂以后了，小说的写作是紧密伴随着瞬息变化的巨大历史事件的。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而尾声写的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的事，小说的写作日期也横跨了1861年的二月改革。屠格涅夫最敏感地反映了历史变革时期的尖锐斗争，他第一次描写了19世纪中叶俄国的新人。小说的基本主题是代表着不同阶级的两代人的更替的问题。屠格涅夫证明平民知识分子已以巨大的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这代青年在各方面都胜过罗亭、拉夫列茨基们。由于作者在在“父”与“子”的矛盾中，真实反映了60年代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因此小说深深激动同代人。再者，不仅小说真实表现的内容，就是作者在其中反映的思想局限性，也引起不同的看法。屠格涅夫离开革命阵营的思想根源，在小说中生出了败叶。因此《父与子》也以复杂的矛盾性引起了评论界和各阶层人士的争论。《父与子》以反映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而轰动社会，它翻转来又引起了尖锐的斗争。自由主义贵族认为屠格涅夫嘲弄了他们这样的青年；反动文人不满意作者把平民知识分子放在小说中心地位；而沙皇警察机关则愚蠢地认为著名作家把未成年的革命者称之为“虚无主义者”则动摇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学说。至于《现代人》编辑、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安东诺维奇在《我们时代的阿斯莫德》一文中则说这部小说是对青年的诽谤，是“对于年青一代的无情的和有害的批评”，是“最恶毒的讽刺画”①。只有皮沙烈夫在论文《巴扎洛夫》、《现实主义者》等之中才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屠格涅夫在巴扎洛夫身上表现了俄国的先进力量。赫尔岑基本同意皮沙烈夫的观点，他认为巴扎洛夫是当时民主青年的典型，他：“大部分青年人在巴扎洛夫身上认出了自己。” ②对这部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屠格涅夫认为：“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③的确，《父与子》不同于作者以前的任何作品，其中“优秀”贵族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甚至也没有屠格涅夫式的少女。作者指出了自由主义贵族从老一代到少一代，从男人到女人们的身上那种反动性、没落性、投机性、庸俗性与虚伪性。当描写到普通人时，作者却离开了或讽刺、或感伤、或严厉的态度而是和蔼、同情。如在老巴扎洛夫们身上，屠格涅夫就开展了“小人物”的线索，对这对伤心的老人表现了同情。至于对巴扎洛夫，作者则说这是他“心爱的孩子”，④他认为巴扎洛夫是“正直、诚实，而且彻头彻尾的民主的”⑤。这就清楚表现了作者的态度。
二
小说的中心形象巴扎洛夫是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新人的典型。这个出身平民的人身上体现了当时反封建和反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湖。这个形象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他的原型是一个具有否定当时现实的思想的青年医生。为了创造这种作者发现而却又不太清楚的典型，作者曾经用巴扎洛夫的观点去看待周围事物，写下了厚厚的一大本巴扎洛夫日记。
屠格涅夫认为他所塑造的巴扎洛夫是一个先驱者，一个英雄，一个和布加乔夫相等的人。巴扎洛夫是个当时称之为虚无主义者的人，即一个否定者，一个不承认权威与原则，即用批评眼光去看一切的人。屠格涅夫在给诗人斯鲁切夫斯基的信中说：“倘使他叫做虚无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小说题辞写道: “纪念维萨里昂·格利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显然作者强调了巴扎洛夫代表的阶级性格是平民知识分子要求改变当时现实社会的性格。
巴扎洛夫在外貌与行为上，显得非常突出。他高大、健壮、清醒、务实，从不做无聊的冲动。巴扎洛夫出现在贵族庄园里，他显示出了坚强有力的性格。巴扎洛夫身上没有任何罗亭和拉夫列茨基们的痕迹。他不把自己沉浸在理想与痛苦之中。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有坚实的力量、明确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巴扎洛夫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人。在他和阿尔卡狄分道扬镳时，他说：我们却要战斗……我们要做别的事情！我们要打倒别的人!”在和巴威尔激烈争论时，巴威尔曾问过他：“ 你们是在准备着行动吗?”并对他表示“哼!行动，破坏……”而他回答说：“我们人数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少。”这一切显然证明了巴扎洛夫在小说情节之外，还从事着什么活动，而这活动的信念贯穿者巴扎洛夫对贵族社会的彻底的否定。但是描写民主革命家的活动的任务，不是屠格涅夫所能完成得了的。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的拉赫梅托夫的形象中，才体现了完美的典型。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巴扎洛夫只是活动在几个地主庄园之中，但是，他是一个各方面都胜利的人，他战胜了巴威尔，揭穿了阿尔卡秋，克制了阿金左娃对他的诱惑。在巴扎洛夫与他周围的人发生争论或是交谈中，表达了他的世界观。巴扎洛夫的世界观虽然没有达到当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的高度，但是从他的观点与暗示出的他的活动看来，这无疑是革命形势形成1859-1861年高潮年代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民主主义青年活动家的典型。
巴扎洛夫的观点，反映了60年代初先进人士的民主观点。巴扎洛夫彻底否定贵族阶级，否定贵族政治，反对贵族自山主义者。他不仅鄙视基尔沙诺夫们，而且一般地认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当时已酝酿的改革及其他一切原则都是无用的，应加以扫除。他说： "我们白费时间谈论某种艺术啦，无意识的创造啦，议会制度啦，辩护律师制度啦，跟鬼知道的什么啦。可是事实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我们每天的面包；我们让极愚蠢的迷信闷得透不过气，我们的股份公司处处失败……我们的政府目前正在准备的解放，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巴扎洛夫认为指导他行动的只能是对当时现实有用的，而有用的就是否定，他说他的任务就是打扫地面上的一切。他指出只有改造社会才能从精神上改造人，所以他否认贵族阶级与其原则。巴扎洛夫说。“原则是不存在的……一切都依靠着感觉。”作为唯物主义者,巴扎洛夫只承认生活本身的逻辑给人的感觉，而否认由生活概括出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自由主义贵族正是拿社会福利、真理、逻辑等字眼在装饰着自己。而各种原则、制度，是人为的结果，对它们所作的概括已经根本歪曲了生活本身。所以他强调感觉的重要性，而而否定原则。巴扎洛夫主张扫除旧有一切，不管是“好”、是坏。因为他认为所谓“好”，只是根据贵族阶级人为的原则衡量的结果。在巴扎洛夫看来，否定则应该毫无保留。既然“好” 未必是好，那么只有连“好”一起否定，才保证环的的不再残存。不过我们看到，巴扎洛夫把感觉绝对化了，甚至认为感觉是认识的源泉。同时他把作为社会现象人的关系同作为自然现象的森林与白桦混为一谈，这些都是显示出他的唯物主义的机械和庸俗一面。
屠格涅夫没有描写巴扎洛夫的政治活动，却在其他方面指出这个形象的重视科学、实验以及他的人民性。巴扎洛夫重视具体的科学,作者通过解剖青蛙,做化学实验等表现他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当时的贵族大都令人生厌令人畏惧不同，巴扎洛夫是可爱的。他的直率大方、诙谐、肯于同身份低的人来往，都显出这个平民知识分子同人民的接近。这个礼拜堂杂役的孩子曾经对巴威尔自豪地说：“您随便去问一个您这里的农人，看我们——您跟我——两个人中间，他更愿意承认哪一个是他的同胞。”确实，他同马车夫谈话，给农民治病。在马利因诺，农民孩子跟着他跑，费尼奇加见他毫不拘束,甚至他成了使女杜尼亚霞“心里的残酷的暴君”。由这里可以看出否定贵族一切的巴扎洛夫是面向现实、受普通人尊重和喜爱的人。
屠格涅夫描写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时，指出了巴扎洛夫否定艺术、否定自然美、否定爱情的观点。这里有两方面应该注意：一是作者夸大了巴扎洛夫的粗野、无人情，一是反映了当时代青年的某些偏激情绪。关于前者，出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体现出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艺术美和情感的本质观点；关于后者，巴扎洛夫与当代青年的某些偏激导源于对旧传统和贵族阶级的彻底否定。巴扎洛夫否定普希金、拉斐尔和拉大提琴，他用地质学眼光看风景画。这在于他认为科学实际与行动本身比无谓的艺术更有用些，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诗人还有用"。60年代初自由主义艺术家提倡“纯艺术”，并用普希金的浪漫诗歌作为工具，这这遭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的打击。在反“纯艺术”的斗争中，皮沙烈夫就曾低估了普希金。可见巴扎格夫的偏激表现了60年代进步力量的某些代表人物的个别特征。必须指出，巴扎洛夫并不是无原则的否定艺术。他认为如把艺术放在解放斗争之上，那么拉菲尔就一钱不值。巴扎洛夫对大自然的美是漠视的，他认为“大自然不是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巴扎洛夫否定自然的美是与他否定贵族分子陶醉于大自然中的感伤与梦想相联系的，至于他自己，他只收集植物和昆虫标本而不作欣赏式的散步。巴扎洛夫深刻了解贵族社会中，甜甜蜜蜜的罗曼蒂克爱情的虚伪与无聊。他认为这种爱情是荒唐无稽、腐败、做作的。至于骑土式的浪漫感情，则是不可宽恕的愚蠢，是一种残疾。这种否定精神充分体现了60年代民主青年对农奴制的不调和精神。
屠格涅夫不赞成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他基本上仍然站在自由主义立埸上。这一思想局限决定了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必然歪曲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因此巴扎洛夫不能被认为是革命战士或领袖的典型，即尚不是当时代最积极的正面人物。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导致了对巴扎洛夫形象描写上的矛盾。作者把巴扎洛夫描写成了一个孤独者，他的追随者全是精神道德低下、思想水平距民主主义很远的人。屠格涅夫回避写巴扎洛夫的正面理想和纲领，而且匆匆地借一细故结果了主人公的生命。作者甚至使这位早夭的人考虑起自己的观点。表现他对前途的没信心： “俄国需要我。……不，明明是不需要我，那么谁又是俄国需要的呢?”在巴扎洛夫嘲笑农民的落后与巴扎洛夫疏远的场面中，作者认为巴扎洛夫与人民中间还是横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这就贬低了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屠格涅夫在很多方面描写新人的不一致：巴扎洛夫反对爱情而又爱上阿金左娃，他鄙视库克新娜之流，而又同他们鬼混，他仇视贵族，而又在贵族庄园享用；巴扎洛夫粗暴，对父母冷酷，作者甚至直接讲出，在农民眼中，“唉! ……他不过是一种打诨的小丑。 ”屠格涅夫说过“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屠格涅夫这一理解，特别是在小说后半段更多表现巴扎洛夫的矛盾性，是与作者脱离《现代人》密切相关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的语言独具特色。他的话语中自然科学词汇、谚语格言与警句不少，显示了他思辨的能力，以及他熟悉科学与人民语言、能对现象作准确而精辟概括的能力。巴扎洛夫的语言充满了刻薄话，这出自他对贵族阶级的否定。屠格涅夫从人物语言上也显示了形象的个性特征与那个时代精神的特征。
三
自由主义者在改革年代中的反动性清楚地在作品中有所表现。屠格涅夫在基尔沙诺夫们身上体现了这点。虽然作者理解得还不很深刻。屠格涅夫认为他所描写的自由主义贵族，在当时是贵族中的优秀分子，而这些人物也证实了贵族阶级的没落与腐朽。他说：基尔沙诺夫们“他们多软弱，多萎靡，眼光多狭小。我顺从自己的审美感挑选出贵族方面的代表人物更真实的证明我的主题。倘使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我要是挑选官僚、将军、强盗之类，那就会是粗俗的，——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而且也会靠不住了。”我们根据作品的客观意义看来，基尔沙诺夫们就不是只达到软弱、萎靡与鼠目寸光，而是带着鲜明的贵族阶级反动性、没落性和投机性出现的。
巴威尔是一个保守而顽固的自由主义者。这位处处模仿英国人，在胡子上洒香水的欧化贵族体现了贵族阶级反对民主主义的反动性。巴威尔满嘴中讲着个性、自尊心、社会福利，而他一心一意捍卫贵族阶级的制度、原则和利益。在他的小传中，作者指出，这个花花公子在无聊的爱情中虚度了青春。他一生无所事事，抱着高傲的自信成为孤独的忧郁者。也许30年前这是一个奥涅金或毕巧林，而60年代初自由主义贵族则是社会发展的阻力。通过巴威尔的形象，我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漂亮言词，实际是贵族用来弥补警察和牢狱在革命形势形成高潮年代所不足的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攻击民主主义世界观。巴威尔的反动性集中休现在他仇视新人和新思潮上。他污蔑虚无主义，憎恨巴扎洛夫。当他在政治思想上不能压倒民主主义时，他就卑鄙地想以决斗方式杀死巴扎洛夫。巴威尔与巴扎洛夫的水火不相容，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的固有特点。他一再向巴扎洛夫挑衅，表现了他自信旧势力的不可动摇。
尼古拉同巴威尔那种顽强地捍卫贵族原则略有差别，这个人物体现了自由主义贵族的没落性。尼古拉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浪漫派，他只是没有力量去顽强地为贵族原则争论罢了。他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了他的原则。尼古拉的形象集中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而感伤的情绪。尼古拉生活中重要的事是梦想、爱情、回忆、自嗟自叹和无缘无故地流泪。也许30年前这是一个连斯基，而60年代的自由主义浪漫派已是对民主主义的消极对抗了。尼古拉在青年时代因为从事研究和读书而曾被保守派们称为“赤色分子”,而今天则巴扎洛夫把他叫做螵虫。这就形象地表明了尼古拉作为一个有花点外壳的寄生虫的性质了。
尼古拉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作者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化身。我们认为作者通过他的人物表现了自己的一些思想情感。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通过尼古拉的嘴表明自由主义的日子的消逝，并且在民主主义青年面前认输。尼古拉虽然承认平民知识分子比他们自由主义者强，但从内心深处，他认为这一代离真理更远。
阿尔卡狄从年龄上说来是属于下一代的，而其世界观实质与自由主义的父辈别无二致。他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的信徒，他只学了一些挖苦话、抽下等烟等等用以装模作样的作风。进步的红水，并不能染透他的自由主义骨头，他依然对贵族阶级表示了同情与眷恋。不过他是从自命不凡的可笑高傲的角度，来向贵族陈旧的现象显现自己的宽大为怀的。阿尔卡狄同情父亲的婚姻、伯父的遭遇，赞成伯父对农民的意见，他企图为了贵族的利益进行某种改革。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充当着虚无主义的追随者。阿尔卡狄之所以崇拜巴扎洛夫并非因其精神与事业感召，而是他发现了巴扎洛夫这类人了不起，会有大前程。阿尔卡狄这个形象，表现了在革命形势形成高潮年代自由主义贵族的投机性。
阿尔卡狄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外部的软弱、感情脆弱、胆小、不相信自己，而更在于他与民主主义格格不入。巴扎洛夫看穿了阿尔卡狄的阶级本性，于是他们分了手，巴扎洛夫说：“我们这次是永别了，……你不宜于过我们这种痛苦的、粗鄙的、穷人的生活。你没有锐气，没有愤恨，……你不肯战斗——你却以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可是我们却要战斗。啊，好吧!我们的灰尘会瞎你的眼睛，我们的污泥会弄脏你的身子，你是一个柔软的、爱自由的少爷。”的确，这不是一只如巴扎洛夫般的猛禽，只是一只飞不远的寒鸦。好像阿尔卡狄也狂吠过几声，但是他是只叭儿狗，很容易地就被贵族的生活与爱情驯服了。屠格涅夫在阿尔卡狄身上创造了一个牢守本阶级利益而又会耍时髦适应潮流的自由主义贵族。在结尾中，我们看到，经过了二月改革后，阿尔卡狄热心地经营农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了他的“事业”,并使农庄每年增加了大批收入。从阿尔卡狄身上，屠格涅夫显示了俄国自由主义贵族向资产阶级的过度或演化。作者对他自己的阶级的“子”辈也并不抱任何宏大的希望，这是很清楚的事。
四
小说《父与子》显示了屠格涅夫在其他各长篇小说中（包括以前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后来的《烟》与《处女地》）所表现出的共有的风格特点，同时也有它自己的独到之处。
一般看来，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善于最敏锐地反映当时最敏锐反映当时代最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主题单纯而明确，小说所包括的范围不太大，场面的展开也没有弯子，在事件进程中很少大篇幅的插述或讨论。屠格涅夫的作品多是单线索的，小说围绕一个中心人物的活动展开，从而体现中心主题。插入错综复杂的副主题，不是屠格涅夫爱用的手法。这位善于描写当时代生活的作家，他所选择的题材事件都比较单纯、明朗、有确切的日期。《父与子》这部小说就是只围绕巴扎洛夫的故事展开的。故事发生在三个地点(玛利因诺、阿金左娃庄园、巴扎洛夫家)，第四个地点省城较为次要。作者把平民知识分于处在与他不协调的贵族庄园中来表现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问题。《父与子》的情节很短，除了尾声，全部故事只发生在不到两个半月之间，事件的确切日期开始于1859年5月20日，而巴扎洛夫死于同年7月底。屠格涅夫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他的故事里没有果戈里故事中的离奇。《父与子》和作者的其他长篇小说一样，没有曲折的情节、不平凡的场面，没有吸引人的急剧发展的戏剧性布局。小说的登场人物也不多，在32个人中主要的只有六七个人。人物关系中并没有复杂的纠葛。这样我们看到屠格涅夫的技巧，在单纯的形式中展现复杂的社会问题。
屠格涅夫揭示形象的手段也是别具特色的。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是社会集团及其世界观的代表者，典型性突出、阶级性鲜明。如巴扎洛夫就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体现了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而巴威尔等则是自由主义贵族原则的化身。屠格涅夫的主要主人公没有过去传记的直接描述，我们没有看到罗亭、英沙罗夫、巴扎洛夫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写照，至于巴扎洛夫的过去，我们更是毫无所知。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其性格不是处在发展中的，他很少写人物的成长过程。罗亭、英沙罗夫，巴扎洛夫一登场就已经是定型了人物。屠格涅夫的英雄往往被处在一个低于他的发展水平的环境中，从而显示了自己的高超。作者把他的英雄处于同周围人进行世界观的争论中加以表现（罗亭与拉松斯卡雅沙龙中的人们争论、拉夫列茨基与潘辛和与米哈莱维奇的争论、巴扎洛夫与巴威尔的争论) 从而突出主人公对当代最尖锐社会问题的看法。
由于屠格涅夫世界观的局限，我们还看到，他的主人公不是失败者就是牺牲者，或者二者兼之。罗亭、拉夫列茨基、李维诺夫(后来写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主人公)、涅兹达诺夫(长篇小说《处女地》中的主人公)就是在事业、理想和爱情方面的失败者。在小说结局处，罗亭、英沙罗夫、巴扎洛夫、涅兹达诺夫全死了，成为自己事业的牺牲者。他们的死都不是性格发展的逻辑，也不是现实的真实,而全死于偶然。这表明作者认为主人公毁灭于其革命事业必败的这种自由主义观点，也表明屠格涅夫不能进一步写出如果这些人活着将怎么办的局限。
爱情的线索在屠格涅夫小说中不仅常是情节的依附，更是显示人物性格的手段。除了《父与子》，在其他五部长篇小说中爱情都占主要地位。至于在屠格涅夫的一些中篇小说中甚至占唯一地位。只是由于《父与子》中社会问题的巨大与突出，爱情的线索才被排挤到极次要的地位上了。屠格涅夫在他的其他小说中都创造了屠格涅夫式的少女，一般说来，作者怀着一种偏爱，使他的女主人公高出于男主人公。而在《父与子》和《烟》中没有这种性格优美的屠格涅夫式的少女。作者笔下的爱情线索是社会问题之一部分，也是社会性格的反映物。如《父与子》的巴扎洛夫在爱情线索中也表现丁他某些方面的特征：对爱情的否定观点、抑制个人的冲动与否定贵族妇女生活。在巴扎洛夫对阿金左娃的爱情中包含着内在的思想的搏斗，而胜利者属于巴扎洛夫。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好像是一系列特写画面的融合，人物就活动在这连续的画而上。人物性格是在逐次展现中显示其多方面特点的、揭示其本质的。在这一系列画页上，屠格涅夫善于几笔勾画出人物行为的背景：社会生活环境或大自然。作者爱用的手法还有是在把某个人物引入画面时，常对他作肖像描写(如对巴扎洛夫、阿金左娃)，也用概括性的小传集中揭示人物的过去(如对尼古拉、巴威尔) ,更常常自己在叙述中夹上自己的分析，来论述一个人的本质(如对阿金左娃)。
除此之外，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更以生动出色的对话、鲜明的性格对比。细腻入微的风景描画、柔和优美的风格、简洁洗炼的语言，丰富了俄罗斯的现实主义艺术。
[注]
①巴金译《父与子》，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第296页。以下关于《父与子》及附录略注。
②赫尔岑：《再论巴扎洛夫》，辛未艾译《赫尔岑论文学片断》，见1957年4月6日《文汇报》第3版。
③-⑤屠格涅夫《给斯鲁切夫斯基的信》，《父与子》第288页。
载《天津师专学报》1982年第3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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