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渭法
1985年夏天，我在浙江诸暨牌头医院任内科医生时，忽然在北京出版的报纸上见到北京要举办“西山文学讲习班”，立即报了名，并寄去了一些在省、市报刊发表过的作品，10多天后录取通知来了。
我那年32岁，北京还没去过。我请浙江日报的姚振发老师帮我订了一张杭州至北京的硬卧票，共26元5角。医院妇产科的王医师叫我给她亲戚女红军钱希均带2块布料，我高兴地答应了。那年的初春，我开始创作长篇纪实文学《浣江血祭》，写到第38节时，去京的时间到了。是的，我马上可以见到北京的大作家啦! 这其中就有刘绍棠。
刘绍棠，1936年出生北京通州，13岁时发表作品，16岁出版短篇小 说集，其中《青枝绿叶》上了全国高中语文课，故被称为神童和才子；他的小说大多取材自农村、农民，他又被称为“中国乡村文学的旗手”。至 1997年，他出版了《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字体系》12卷，其 中有20多部短、中、长篇小说翻译成英、德、俄、西班牙等多种语言。
请输入图片描述
1985年10 月上旬，北京西山文讲班上，我第一次见到刘绍棠先生。
刘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讲的是“我与乡土文学创作”。我仔细打量他，国字形的脸蛋中有一对浓密的眉毛，一副眼镜搁在鼻梁上， 透出一种睿智而深情的目光。他在讲台上啪嗒啪嗒抽着当时最好的“北京牌”过滤嘴烟，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结束时大家请他签名，我也请他签了，他临走时我从口袋拿着一部已经打印了的中篇小说《船》请他指教。听我是浙江人，他说省作协某某是他好朋友也是个“右派”你可以去请教他。我嗯嗯地应着，专注地看着他把《船》翻到最后一页。“哦，地址有的，好，等我看完我会提出意见的。”
中篇小说《船——献给父亲们的歌》，是我1984年创作的第二个中篇，写的是我儿童时随着父亲撑船的船上生活，觉得他“得意”所以 请诸暨牌头中学资料室一位姓戚的打字员打印，《江南》杂志社杜苕、 俞赞时老师送审两次未获通过。
大概到了年底，刘绍棠先生来信了，称赞这个中篇生活气味极浓，尤其是船上的生活，具有特独性。主题思想寓在其中。作品中父亲、立昌伯和“我”这个孩子思想脉络清晰,很好的！
得到了大作家的肯定，我欣喜若狂，立即把消息告诉了牌头中学高三语文教师朱培甫。后来的1989年，《西湖》杂志第12期作为头条发表了这篇小说。这一年的4月，我的另一个中篇《硝烟下的情与爱》也在《西湖》发了头条。这是后话。
我是1988年秋天第一次去刘绍棠先生家的，位于北京西城区府右街光明胡同。那里他已得了“中风”，双脚不能行走，一只手也行动不便。他躺在床上，无奈地瞧着我。一对比他文讲班上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模样，我流下了眼泪。夫人曾彩美忙着为我沏茶，一边诉说着刘先生的发病经过。先生长期伏案创作，很少起来活动，加上每天抽烟又多，脑血栓堵塞了脑血管，现在苦了自己苦了师母。
请输入图片描述
1991年3月，刘先生的“中风”基本康复，但行走还是问题。他又开始手不离笔创作长篇小说。这年我的长篇小说《西施后传》请刘先生作序，刘先生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刘绍棠认定，西施是一名“浙江诸暨苎萝山下苎萝村的村女”。西施之美名，他从小就知道，只是他心目中的西施是“柴禾妞子(农村少女)”，“必有乡土色彩”，她在“溪边浣纱”，可见她并不是“财主富户”，“而是开放在旷野上风雨中的野花”。他还在序中风趣地说：“我的儿子名字有一个萝，女儿名字用了一个苎，竟然攀上乡亲了”。有关西施的话题，刘先生除序外，还写出了《五出蝈笼》等三篇文章，分别刊在《北京晚报》等报刊上。
刘先生对我十分器重和友好，他时不时推举我、推举西施故里。在《序》中，他说“现在的浙江诸暨市，是西施故里。该市为发扬地区文化和开展旅游事业，建造了西施殿，鼓励当地作者创作有关西施题材的文艺作品。作家田渭法，首先写出了长篇小说《西施后传》。田渭法原是该市一位内科医生，酷爱文学，努力写作，已有不少作品在本省及京沪两地的文学杂志发表。六年前他来京参加笔会，和我结识。因此，他把这部长篇小说交给我看，请我作序。”
一次《健康报》副刊征文，我写了一篇我去万寿街为安之洁、俞寿藏看病、联系住院至出院的故事。安之洁是俞秀松的夫人，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俞秀松烈士牺牲后，其父俞韵琴牵线，安之洁嫁给了俞秀松弟弟俞寿藏。是刘绍棠先生打电话来，说我的征文作品得了奖。我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刘先生做了这次征文的评委，他“捷足先登”了。刘先生知道俞秀松和安之洁，他的一番热心鼓励的话，也促使我随后牵线、联系，和本市史志办许林章、郭武泉等一起，把安之洁、俞寿藏陪送到绍兴市文史办公室、绍兴市委，和市委副书记俞国行商量有关俞秀松烈士的一些事宜。
1992年，我的长篇小说《铜人传奇》要在香港出版，刘绍棠先生为我提了“铜人传奇”篇名。这是这本书印刷十分粗糙，书中与原稿有多处错误，我没有把书寄给刘先生。
请输入图片描述
1994年4月，我正在写作《王冕后传》，刘先生得知后，马上写了序。序中写到，“有一位外国文学专家正在写一部新的《刘绍棠传》，有一回他问我一直向往的田园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说我只是想当个诸暨人王冕，王冕是元末明初战乱年代的画家和诗人，浙江诸暨农家弟子，一生清高自守，贫贱不移，逃隐山中，避而不仕，被吴敬梓供奉于《儒林外史》之首，作为高、大一全的正面人物加以赞美，我只要王冕的生活”。“有几间红砖房，一座篱笆院，院里有几棵果树，篱笆上爬满瓜藤豆蔓，过个相当乡村中等生活水平日子，此愿足矣”。我也向刘先生汇报了毛主席对诸暨的了解。一次毛主席在列车上对诸暨县县委书记说:“你们诸暨，历史上出过西施，出过王冕。”刘先生翘起拇指说你出生诸暨县幸福，这两个人我都认定。
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刘绍棠先生介绍的。他的案头有申请表，我填写完后刘先生看了两遍，然后写了几句对我创作的评语，再在介绍人栏上填上了自己的姓名。因为加入中国作协需要两人推荐，于是又在杭州请同乡、著名评论家骆寒超先生做我介绍人，然后再在单位盖章递交。中国作协通知我交会费时我十分高兴，我居然是诸暨本土第一位加入该会的。
请输入图片描述
1993年秋冬，《西施后传》和另一部长篇《浣江血祭》在天津百花文艺社出版。1994年1月1日，《浣江血祭》长篇在《浙江日报》全文连载。同年秋天，我的长篇小说《西施后传》在京获得“94 北京写作文化节”特等奖。颁奖会上有全国人大常委楚庄、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宋芃(宋丹丹的父亲)、《人民文学》主编和刘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颁奖结束后我采访了《人民文学》主编程树榛，在《浙江日报》上“三味书屋”专刊上发了《成才得益读书多》。这时专刊朱国良先生请我向刘先生约写“三味书屋” 的题签，刘先生很高兴地现场作笔，随后他问我鲁迅纪念馆、三味书屋进去过吗?我说去了，如果可以你也可给绍兴的“三味书屋”题签， 他说鲁迅先生是我最钦佩的文人之一，欣然题了，只是这张小题纸。被几度搬家、整理已经找不到了。
刘绍棠先生最喜爱、最敬重的是胡耀邦同志。1952年，他还是个16岁的孩子，因为有了出色的作品，作为负责共青团工作的胡耀邦就找他谈话，鼓励他多读书，少骄傲，深入生活；快结婚时，他的结婚报告也是在胡耀邦同志指导下写成。1957年划为“右派”后，耀邦同志又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写作，不能消沉写作的意志。1962年摘掉帽子，耀邦同志又鼓励他像司马迁一样发奋。1977年，刘绍棠终于获得平反，胡耀邦同志笑着说:“你那是什么右派呀，只是骄傲!”
1989年胡耀邦同志去世后，刘绍棠呆若木鸡或对天长叹，继而拿起笔饱含情感地写了多篇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他同我说，有段时间，耀邦同志想让他出任文化部部长一职，并通过友人捎话，征求意见，只是这个被刘先生婉拒，认为自己直来直往敢想敢说的个性不易当领导，同时他潜心写作也和部长一样在生产精神食粮，为人民服务。
刘绍棠先生一生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创作，被作家们称之为继鲁迅先生之后的“中国乡土文字的旗手”。他对我说，中国乡土文字的开拓者是你们浙江绍兴人鲁迅先生。他的小说《孔乙已》《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离婚》和《祝福》不但写的是绍兴地方农民生活，而且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绍兴农村的风土人情，是中国乡土文化创作不朽丰碑。作为“旗手”，他提出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原则”：“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1996年6月20日，他抱病写出了《乡土文学浅说》，在理论上对乡土文学作了梳理和阐述。
1996年4月初，我到前门西大街97号刘绍棠先生的家，好长时间刘师母才来开门，师母说刘先生躺在床上，气喘，起不来。我来到他身边，他一边忙不迭地坐起来，一边喘着问我:“我为什么气喘?”我瞟着刘先生的腹部，隆起，如鼓，问一下病史，初步考虑他是肝硬化，久而久之就产生了腹水，我做了简单的检查，说:“因为腹部有水，原本的纵膈往上抬，影响了肺部，把肺部给压缩了，所以产生气喘和下肢浮肿，当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刘先生应着又问怎么办?我说只能到医院去，用脱水、护肝、补充电介质才能缓解气喘。数天后刘先生就去了医院住院，过了约一周，他打电话给我说你诊断同医院的诊断一样， 现在肚子小了，人舒服了，气也不喘了。我请先生多保重!出院后，刘先生写了则《改判死缓》的有感。
1996年12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绍棠当选为副主席，他的工作更忙了。根据规定，1997年1月他正式上任办公。但是他的身体却因劳累每况愈下，3月初，他第二次住入宣武医院，因抢救无效，于3月12日离世。
我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很晚。新华社发了消息，是我家楼上一位老师见到消息告诉我。这时候市卫生局有电话打给我，说有一封刘绍棠治丧 委员会的挂号信。信封上只写着“浙江诸暨”，没有地址，名字有的，邮电局投递人员根据以往投递的经验把信送到了卫生局，我一看追悼会已过去了好几天，仰天长叹。
2005 年，我去京办事，来到前门西大街97号红顶子房，曾老师在，她给我5卷刘绍棠文集，我问她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帮忙，她说大众文艺出版社早先想出刘先生一本书，可到现在还没有出。她叫我去问一下出版社。我眼前一亮，说好。我的老朋友田文军的夫人在该出版社任副总编辑，我和老田打电话，又和他夫人电话，请求他们尽可能快点出版这本书。次年，先生的这本集子出版了。我也总算为先生和师母做了一点事。但后来，随着他红顶子房电话的中断我们失去了联系。
刘绍棠先生去世27年了。直到2020年暮春，我终于和师母取得了联系。刘先生逝世后，苦了师母曾彩美，《刘绍棠全集》的出版，她校对，出版社，她跑，一遍，二遍，三遍。她说：刘绍棠的作品语言和 其他作家有不同，他的乡土文学作品中，通州的土话也多，而要印在作品上就得反复推敲。27年了，她一直坚持着。
去年，师母给我快递新出版的《蒲柳人家》，被杭大中文系毕业的老教师要去。还有一本《如是我人》的杂文集，被绍兴师专一位中文系老师要去。刘先生在浙江的粉丝很多，一位复旦新闻系毕业的老先生，常同我聊刘先生情况和师母曾彩美近况。一位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的研究者，还在探寻刘先生为什么不要当部长而甘坐冷板凳当作家……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