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曾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一长篇小说《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简·爱》问世之际，既是一部受行家称赞的优秀作品，也是一部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将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作为小说最突出的主题表现出来，在英国文学史上夏洛蒂·勃朗特堪称第一人在这部备受关注的作品中，勃朗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关心女性自身命运及出路问题的女作家更将她尊为先驱，并将其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从对简·爱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来讨论《简·爱》女性意识的建构且成果颇多本文试从对伯莎与简·爱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来探寻《简爱》及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的建构 ，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一样?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一样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曾被马克思誉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之一。长篇小说《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简·爱》问世之际，既是一部受行家称赞的优秀作品，也是一部受大众欢迎的“畅销书”。将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作为小说最突出的主题表现出来，在英国文学史上夏洛蒂·勃朗特堪称第一人。在这部备受关注的作品中，勃朗特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命运多舛的女性形象。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关心女性自身命运及出路问题的女作家更将她尊为先驱，并将其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从对简·爱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来讨论《简·爱》女性意识的建构且成果颇多。本文试从对伯莎与简·爱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来探寻《简爱》及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意识的建构。
一 、位于边缘地带的弱者：父权制压迫下的牺牲品
作为女性作家，女性一直是夏洛蒂·勃朗特关注的焦点。《简·爱》中的女性形象伯莎正是这些失去自我的女性中的一员。伯莎是西印度群岛种植园兼商人梅森先生的女儿。罗切斯特与伯莎由双方家长做主结了婚，婚后二人性情不和，四年后，医生宣布伯莎疯了。伯莎被送到英国的桑菲尔德庄园并被关在阁楼上，实为丈夫所弃。伯莎的不停的反抗，使她成为复仇女神的化身。伯莎这种悲惨遭遇正是19世纪妇女受压迫的一个缩影。
妇女所受的压迫首先表现在经济地位上。促成罗切斯特与伯莎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因是财产和地位。罗切斯特的父亲为使自己的财产保持完整而将财产全部留给大儿子，但又不愿让小儿子成为穷人，这就需要为小儿子结一门富亲。罗切斯特的父亲之所以安排儿子娶伯莎是因为他看中了伯莎三万英镑的陪嫁；梅森先生之所以将女儿嫁到罗切斯特家是因为他相中了罗切斯特家族的贵族地位。除了能从彼此那里得到的好处未考虑过其他方面的双方家长为他们的儿女订了亲。尽管后来罗切斯特声称他自己并不知道双方家长的交易，但他并未对这桩婚姻进行反抗，相反，他为伯莎的风姿和才情所倾倒，服从了家长的安排。伯莎在这个过程中，是罗切斯特家族得到财产的凭借，是梅森家族得到政治利益的工具。罗切斯特通过对美貌的伯莎的征服而获得了感官的刺激。伯莎在家人怂恿下在交际场合向罗切斯特卖弄风情，但她因自身被物化而无法体味人的快乐，这一切决定伯莎作为工具的利用价值一旦丧失，便会遭到更大的不幸。伯莎的遭遇对当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还表现在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上。与梅森家族结亲，罗切斯特家族考虑的只是财产问题，他们不齿于将这桩婚姻公布于众，连他们的熟人、亲戚和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婚后罗切斯特认为伯莎不是自己理想的对象，伯莎的情趣令罗切斯特生厌，伯莎的气质庸俗低下并且狭隘，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境界的提高和眼界的开阔。罗切斯特不能安然和伯莎共度一个夜晚，共度白天的一个小时，不可能和她有和和气气的交谈，因为不管罗切斯特说起什么话题，立刻就会听到伯莎粗俗陈腐的话语，既乖僻又愚蠢。丈夫的厌弃加上家族遗传病的影响，与罗切斯特一起生活四年后，医生宣布伯莎疯掉了——伯莎在结婚前并未表现出疯的迹象的。罗切斯特为了不受伯莎罪恶的沾染，摆脱自己不跟她的精神残疾发生联系，将疯掉了的伯莎这个肮脏的包袱秘密地带到了英国，关在桑菲尔德三楼的那间屋子里。在世人眼里，有这样的妻子，罗切斯特无疑是蒙上了肮脏的耻辱，罗切斯特的疯妻未得到任何的同情。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一部失却了女性话语的历史，女性往往被放逐于男权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其生存模式，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都被纳入男权社会秩序。书中世人对伯莎的评价也是以男权社会秩序为准则的。正如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中所说
“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伯莎在整部作品中是作为无言的弃妇形象出现的(读者只听到她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笑声)。她刺伤兄弟表现自己被家人作为谋取政治利益的愤恨，她夜中放火企图烧死罗切斯特以示对这个吞没自己陪嫁而抛弃自己并在世界各地寻欢作乐的男人的反抗，她撕毁简·爱的婚服面纱展示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被取代的怨愤。她最终放火烧毁禁锢自己的牢笼桑菲尔德庄园，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成为复仇女神形象的化身。但在书中的世人眼里，伯莎到死都不是一个光彩的形象。她的一举一动，皆是受迫害的内心流露。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疯女人形象正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
《简·爱》对女性受压迫根源的探究是全方位的。夏洛蒂·勃朗特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其女性生存理论注重女性的自由解放，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
二 、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的反抗者：父权制社会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若说悲剧女性形象伯莎身上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不幸，小说中女主角简·爱则寄托着作者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女性生存理论的代言人，突破了以往文学中绝望痛苦、扭曲和无病呻吟的上流社会的女性形象，代之以自信独立反叛的平民新女性形象。小说开始时，简·爱似乎只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寄人篱下的孤儿，瘦弱而没有财产，但她最终成长为了一个新女性形象。她是一个极富独立个性与挑战精神的叛逆者的形象。虽同为女性，但她拒绝接受父权制社会女人的行为准则：对男人逆来顺受，甘心做家中的天使。夏洛蒂·勃朗特将简·爱塑造成挣脱传统桎梏勇于反抗的理想女性的化身：努力工作使她不再受制于人，遗产的获得使她拥有经济上与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在两性关系上，她一反男人主动女人被动的传统而掌握了主动权，从而动摇了建立在父权制社会基础上的男性价值体系。很显然，她反抗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制。总之，简·爱的生活方式是对父权制社会价值的一种否定，是一种“反叛”。
在恋爱和婚姻方面她敢于冲破阶级鸿沟和蔑视社会习俗。相貌平常的平民女子简·爱最终赢得了美好的爱情。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体现了作者的追求，尽管一个算不上美貌，一个身有残疾，但仍是作者理想化了的爱情。两情相悦的本质的东西不是容貌，在这一点上，小说给我们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英格拉姆小姐比简·爱貌美，而有着希腊式脸型的圣约翰显然也比罗切斯特漂亮。简·爱的人格美在罗切斯特被征服中的重要作用无可争辩，但人格美却未必导致爱情。小说最后一章简·爱对自己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描述：
“我以为自己无比地幸福——幸福得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就像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样。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比我更加同丈夫贴近，比我更加彻底地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的全部信赖都交托给了他，他也把全部信赖都献给了我，我们的性格恰好相投——自然也就完全融洽。”
相貌平常的简·爱的爱情婚姻却能打动那么多读者的心，从作者心中流露出的话可算作最完满的答案。对爱情本质的探讨，是夏洛蒂·勃朗特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简·爱追求平等的爱情。虽然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差，地位有高低之别，财产有多寡之分，长相有美丑之异，但在人格上却都是平等的，这就是简·爱的平等观。明知简·爱爱着自己，罗切斯特却仍试探简·爱，说自己要和英格拉姆小姐结婚，还要求简·爱继续留下来当家庭教师。简·爱立即反驳道
“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我们实际上也就是平等的！”
这是一位女性在爱情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真实呼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几千年来，无论中西，就两性文化而言，一直沿袭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是第二性，是劣等性别。女性对作为人类生活的永恒的美好的爱情婚姻的追求，实质上是对自身幸福的寻找。简·爱的爱情意识中蕴含着对自己人格尊严和价值的肯定与执著。简·爱大胆地爱上了贵族罗切斯特，而当得知罗切斯特已有妻子后，不愿充当上流社会男子的情妇而果断离开了他。
婚姻不应以财产为基础，更不可成为追求和获得财富的手段，这是于19世纪创作出的《简·爱》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迈出的意义非凡的一步。简·爱和罗切斯特相爱后，虽然罗切斯特财产颇多，但简·爱决不想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她不要珠宝华服，却坚持要继续做阿黛尔的教师，这样她可以挣得自己的食宿，外加一年三十镑的薪水。她可以用这笔钱买衣服放进自己的衣橱，而不需罗切斯特的供养。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没有经济上的独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也只能是梦想而已。所以简·爱一开始考虑婚姻问题，马上就想到了财产问题，想到了她几乎完全忘记了的与财产相联系的叔父。
“要是我能有那么一点点独立的话，那就好得多了。我无论怎样也受不了罗切斯特先生像打扮一个玩偶那样打扮我……我一到家就要立即往马德拉写信，告诉我的叔父约翰我就要结婚了，以及和谁结婚。要是将来有一天我能够为罗切斯特先生的财产增加一点份额的话，那我现在接受他的供养也就可以更为心安了。”
这正表现了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在经济上的强烈希望与迫切的要求。对叔父遗产的接受，一方面使简·爱高兴和得益，另一方面又使简·爱感到烦恼和沉重。尽管在法律上是许可的，但简·爱认为这笔财产完全归她是不公正的，所以她将这笔财产在她的两位表姐和一位表哥之间平分。简·爱的确将钱财看得很淡，但这和她把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地位看得很重并不矛盾。反思当今社会中某些舆论倾向仍在宣扬女子“干得好”女学生“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女怕嫁错郎”，这种以丈夫的财产地位来衡量女子自己的价值的陈腐观念仍旧很流行。
婚姻只能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当爱上帝胜过爱人类的圣约翰向简·爱求婚时，简·爱并不因感激之情而委屈顺从。在伯莎丧生之后，简·爱主动向罗切斯特表白爱情时，简·爱已因继承了大笔遗产而在经济上很富有，但罗切斯特的财产则已毁于一场大火且罗切斯特已身有残疾。这桩婚事未涉及任何外部条件，只以爱情为基础。简·爱认为做罗切斯特的妻子，有权拥护她尊重的人，亲吻她爱的人，依偎她信赖的人，是她活在世上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了。
女性在婚姻中应和男人处在平等地位，作者赋予简·爱一种按传统标准并不可爱的性格，这种性格是简·爱成长为一个新女性形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罗切斯特的话，概括了简·爱的性格
“对于那些只以她们的容貌取悦我的女人，一旦我发现她们既无灵魂又无心肝—— 一旦她们向我暴露出平庸，浅薄，或许还有愚钝，粗俗和性情暴躁的一面，我就会是一个十足的魔鬼。而对那些明亮的眼睛，雄辩的舌头，对那些似火的心灵，能屈而不折的性格——既善变又稳重，既温顺又坚韧——我永远都是温柔而忠实的。”
男权文化提倡“真正女人”的四种品质是“虔诚，贞洁，服从，温顺”。这决定了忠于理想的简·爱势必要与传统社会发生冲突，而这在其他各个方面也可以表现出来。她勇敢反抗当时的家庭教育和所谓的“学校教育”。在里德太太那里,她拒绝做绵羊式的“好姑娘”；而在孤儿院里，她又多次顶撞蛮横无理的院长和学监，即使遭到无情的惩罚也丝毫不屈服。在宗教信仰方面，她也是个大胆的叛逆者：她不愿嫁给圣约翰，因为她认为爱上帝并不能给人类给她带来幸福。当圣约翰责备她不爱上帝时，她很直接地回答说，她只相信能为人间带来幸福的上帝。这种对传统教育及宗教信仰的怀疑和拒斥态度，充分反映出新型女性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表现出勇敢无畏的叛逆精神。
三 、从对立到对话：重构两性和谐的理想境界
经济独立的新女性，如何与男性和谐相处，至今仍是作家们尤其是女作家喜欢探讨的主题。《简·爱》中的罗切斯特是变革中的男性形象的代表。女性最顽强的抗争：伯莎的死去，简·爱的出走，唤醒了失去财产断臂失明的极端蔑视妇女的罗切斯特的人性的觉醒，迫使他对女人重新审视，并有了新的认识。他最终认清了自我，重塑了自我：由两性对立冲突到平等对话，夏洛蒂·勃朗特在书中着力探讨了男性的成长及两性关系转变的可能性。女性解放的最终归宿是寻找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与和谐。小说的结尾，简·爱的女性意识与罗切斯特的男性意识已达到了平等交流互利共融的理想境界。简·爱的回归，当代价值不容忽视。事实上，两性发展的不平衡，两性间的对立冲突最终总是带来两败俱伤，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这就注定了这部《简·爱》的厚重。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说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性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性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
这种“双性同体”思想一方面指一个人的写作而言，另一方面也指男女之间应处于平等的位置，显现出女性解放的真正理想的状态。
伯莎是父权制社会压迫下的牺牲品。伯莎的反抗一直持续到死，她成为复仇女神的化身。简·爱是作者塑造的洋溢着自由精神的全新的女性形象。在恋爱婚姻方面，在对当时家庭和学校教育及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上都体现出了简·爱勇敢反抗父权制社会的叛逆精神。罗切斯特的改变及简·爱的回归，实现了两性关系的由对抗到对话，两性和谐的理想境界得以共创。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生存理论追求女性的自由解放和独立自主，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