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孔颜乐处”式的纯知识分子是否还能存在于社会上。 我的“试问”其实是个伪命题。
《论语·雍也》载：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可见颜回乐的是个心劲，是不以外物而改的心境。从古至今，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者，几人？而道出此真言者，忍辱负重十余载，忽以是聊自慰，谁人知？ 可见，没有极致的体会，决然道不出绝世的真言。而其中的喜悲，谁又能从新体会呢？只把豪言作敬语，不提英雄泪罢了。所以，孔子讲（《论语·述而》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是在孔子孜孜以求过，经历了世上的千万般事情，而道出了有过真见识之后的“选择”。 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此：当孔颜乐时，乐在知“道”。而寻道的过程中，难免许多经历和体悟。我们不能说“乐”时的孔颜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楷模，更不能说悟到了此般人生境界时的孔颜才是大儒。而忧郁顿挫之时，将信将笃之时，他们进退维谷时的经历却全然被漠视。 这是完美主义的误区，“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所以，痛是悟的生，悟是痛的死，死生轮回。过程更值得推敲，才知终点之乐。“孔颜乐处”需要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追寻。 试问：“市侩心理”是否能用来一笔带过众生相。 我的“试问”确实是个伪命题。 “市侩心理”与“孔颜乐处”一个发轫于商业社会，是典型的唯利是图商人心态；一个滥觞始思想自由时期，是典型的人生境界追求。两者，两端。 但两者亦有共同之处，即是随时而生，终将消逝，改换他面。 “孔颜乐处”之时，社会共同价值观未定，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在轰轰烈烈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活动中，也不断在体悟着天人之间的幽微规则，而即便是在自由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也是人中龙凤，稀罕之物；“市侩心理”泛滥之时，尤其在当下，国家以国力为重，经济又是基础中的基础，那年人人皆兵，此时人人皆商，社会商业化，人们被迫进行各种形式的生存“算计”，于是这种土壤就成了人类最原始生存欲望的必然产物，多数人难以幸免不与此沾边。 由以上追求与现实的矛盾，产生了中国式的文化上特有的社会人格分裂：既希望能够保持农耕文明的生产关系和地位，又希望能够享受商业社会的物质丰富；既痛恨资源分配的不公，却又希望这种不公能临幸自己。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不得不反省深思。因为对于普通人，“孔颜乐处”四字的含义，未甚了了，也就无甚负担。如知孔颜乐处，而又被讥以“市侩”也许就是突如其来的刺痛。所以，生于斯世，带给知识分子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这两者中，找到平衡。 但是，所谓被冠以“市侩”的现代人，是否就违背了作为人的原则，和责任呢？
庄子在《秋水》篇提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外在条件的限制，让人们的目光局限在了这纷繁变化目不暇接的世界里，不知这都是“自认为”的现象。 庄子又借海神说，“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不能正确地对待世界的变化，用偏颇的见解，却自奉为圭臬，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却不自察，“篡夫”之谓，恐怕是庄子最严厉的批评了。 庄子道出世界的变化原来是“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事物的变化是自然的规律，社会的发展亦是规律下的现象，不以一时的成功而自恃，亦不以一时的失败而自退。 “义之徒”，原来是“当其时，顺其俗”之人，明晰时情，顺应变化，从而担当起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哪怕这使命微不足道，但却不可以“无明之讽”来以偏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