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东方翻译》2020年第3期

转自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资料中心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 译者许地山印度文学译介的先驱(1)

引言

民国时期处于西学东渐向纵深发展、文学改革如火如荼的阶段。吸收优秀外国文学、关注弱小民族文学的需求,使翻译这一重要媒介,尤其是文学翻译得以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林语堂等大量文人投身其中。不过,其中一位学者型作家性格复杂,爱好广泛,精研哲学、宗教且中外会通,一贯将人生信仰贯彻于生活、创作、评论和翻译,其翻译成就却被长期荫蔽,他就是许地山。30多年间出版的翻译家传略均未见许地山名号,几部主要的中国翻译史著对其翻译及影响几乎未着笔墨。

一、许地山的翻译活动

许地山(1894—1941),笔名“落华生”“落花生”,“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他精研宗教,熟习音律,善英语、梵文,在翻译上也颇有建树,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和神学院,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学、宗教比较学,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土俗学和人类学。他一生翻译作品颇丰,涵盖的体裁有诗歌、故事、散文等,领域涉及印度文学、圣经诗卷与歌词翻译。

许地山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印度文学翻译上。他崇拜泰戈尔,曾译《吉檀迦利》中数首诗歌,只是未曾发表(周俟松、王盛,1987:134),后译泰戈尔散文《在加尔各答途中》和诗歌《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分别发表于1921年4月《小说月报》12卷4号和1931年1月《小说月报》22卷1号。由于推崇泰戈尔,许地山进一步对印度文学发生浓厚兴趣,陆续翻译了三本珍贵的印度民间故事集:1928年译的《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1934年《二十夜问》(作家出版社,1955),1934年《太阳底下降》(作家出版社,1956)。其中第一部译作计263页,后两部分别为102页和84页。尽管这三部作品涵盖面和体量算不上很大,但它们是最早译入中国的印度民间故事,为中国学者开展印度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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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译作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三本故事集中,《孟加拉民间故事》体量最大,包括22篇极具印度特色的故事,网罗“罗刹”“天马”“鲛人”“龙”“鬼魂”等异域形象,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印度文学特质。许地山还在译本前撰写了一篇五千字的“译叙”,内容丰富,极具研究价值,涉及到如下方面:

(1)翻译蓝本:是戴伯诃利(lal Behari Day)编撰的Folk-Tales of Bengal,其中故事是作者从印度农村妇人处听说。许地山以1912年麦美伦(Macmillan)公司版本为蓝本。

(2)翻译原则:因编译民间故事只求内容明了,不必如其余文章逐字斟酌,故他并未逐字逐句翻译,只把故事意思率直写出,原文辞句在译文中时有增减,这说明许地山追求译文的可读性。

(3)翻译动机:有二,一是自己对“民俗学”的深厚兴趣,二是其夫人周俟松爱读故事的兴趣。他的翻译纯粹是服务于兴趣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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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许地山夫妇结婚纪念全家福。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本是从印度辗转流入的。许地山认为,多译些印度故事,对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许地山,1929:3-13)。他还在“译叙”中详细分析了民俗学与故事的关系以及故事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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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的故事分类(许地山,1929:9)。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另两本民间故事《二十夜问》(A Digit of the Moon)和《太阳底下降》(The Descent of the Sun)均来源于英国作家贝恩(F. W. Bain)编译的《印度故事集》(The Indian Stories of F. W. Bain)。贝恩此书共13卷,许地山选取的是第一卷和第二卷。其中《二十夜问》译本前附有许地山写的一篇“小引”,分别介绍故事背景、内容、源文本和印度故事的特点。可以推断,许地山翻译这两个故事集的目的与翻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大致相似,即探究中、印民间故事渊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探路。我们比照阅读这两个故事集的源文本和许地山译本后发现,其翻译策略与《孟加拉民间故事》相仿,即不求完全对照,只求原文意思流畅表达,或曰追求译本可读性。

除印度文学翻译外,许地山曾作为基督徒重译雅歌(Song of Songs)。1919年4月22日中文圣经“和合本”出版发行。许地山参照美国学者莫尔顿(Richard Green Moulton,1849—1924)所著现代英文圣经选集里的雅歌(Moulton,1907),以当时出现不久的新诗体措辞和格式进行翻译,并另写长文《新译绪言》。该绪言和译文《雅歌新译》分别刊载于《生命》1921年11月第2卷第4期和12月第5期上。十分难得的是,在《新译绪言》中,许地山以学者的眼光,把国外学者对雅歌的文学解读加以综述,对牧歌体的历史起源、表达手法及其与中国田园体的异同做了详细介绍和总结(马月兰、任东升,2017:173)。雅歌辞藻优美,将美好爱情融入优美诗歌中,其中包含的大量隐喻与意象又指向其神圣作者(Gledhill,1994:255),是《圣经》中文学性极强的一卷,许地山重译时,便突出重现了其文学性。

许地山善音律,会弹琵琶,能谱曲编词,且熟稔西洋乐曲和西洋民歌,因此翻译了20多首外国歌词。1932年,北平中华乐社柯政和主编了十册本《世界名歌一百曲集》,每册十曲,其中第一册全十曲与第三册中三曲歌词为许地山所译,第一册“前言”也由他撰写。基于对音律的热爱与歌词翻译过程中的感悟,许地山既翻译又根据原曲歌谱自行创作歌词,这在同时代学者里极为少见。1933年,柯政和主编三册本《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前两册为北平中华乐社出版,第三册为新民音乐书局出版),收有许地山的歌词译作和创作。第一册收入许地山翻译的歌词4首,创作的歌词3首;第二册译词3首、作词7首;第三册译词8首、作词1首。这些译词多为情歌,或向爱人传递爱恋与忧思,或与亲人朋友话别,或诉说人在他乡对故土的怀念,而许地山自己作的词多为勉励青年人畅想美好生活,无论是译词还是作词,都明显体现出许地山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社会人文的关怀。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前言”中,许地山提到自己与音乐的渊源,由于看到“学校所授底唱歌不但与十几年前一样”,甚至和“小学时代所学底不差只字”(转引自商金林,1996:60),所以出于普及音乐教育的目的,他自己开始翻译、创作歌词。文章最末,许地山提到了自己翻译歌词时的策略:

以直译为主,如能一字对一字,把原意达出来更好,如不能只好意译了。译底不通顺自知难免。但有原文对照我想也可以使译者藏藏拙,看不通时,看原文也可以。

(商金林,1996:61)

但结合他所译的歌词来看,这种说法难免自谦。他的翻译是忠实基础上的灵活应对,具体策略下文会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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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地山翻译评析

清末民初,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构建新文学呼声高涨,翻译也得以迅速发展,大批文人志士为此创立众多文学团体,如新月社、创造社、未名社等,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是文学研究会。许地山作为该团体创始人之一,其翻译从选材到策略再到思想,都有深刻的个人和时代印记。

(一)翻译选材基于理念兴趣

许地山翻译内容杂,选材广,但也并非无迹可循。结合他的个人发展经历与所处的时代坐标,可以发现影响他翻译选材的因素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个人兴趣的顺从。许地山的译作中,体量最大的当属印度文学,这与他对印度文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脱不开关系。许地山幼年便深受佛教影响,“生本不乐”和“因果循环”等佛家思想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自然格外受他关注,他还曾亲赴印度进行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印度文学的兴趣。泰戈尔也是许地山对印度文学产生深厚兴趣的原因。他将泰戈尔奉为偶像,不仅翻译其作品,甚至模仿其穿着举止。这两个因素使得许地山对印度文学兴趣与研究颇深,甚至学习了梵文,进而选择大量印度文学进行翻译。同时,在《孟加拉民间故事》的“译叙”中,许地山提到的两条翻译动机均与兴趣相关。由此可见,许地山首先考虑的翻译题材都是遵循兴趣而来的。

第二,对“为人生”的深刻践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选材上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扩大,不同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文学翻译观出现了由为宣教启蒙到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发展,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顾建新,2003:82)。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选材体现出文学倾向与风格,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学。许地山作为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践行“文艺为人生”理念,创作与翻译都基于人民疾苦与社会所需。因此,当他看到学校里教授的音乐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时,便身体力行,甄选西方优秀经典音乐,翻译其歌词,同时还自己创作歌词。

第三,对宗教的理性虔诚。许地山是一名基督徒,同时又对佛、道二教有自己的认识,他对宗教所持的态度并不是盲目信奉,而是理性、选择性的。他曾在福建加入“闽南基督教伦敦会”,但逐渐不满其教义,开始有志于宗教比较学研究。正是出于对宗教的理性虔诚,同时在社会环境宽松、文人追求文学改良、呼吁构建新诗学的条件下,许地山才能在中文版圣经“和合本”仅出版两年后,便在1921年翻译出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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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图片来源网络。

(二)翻译策略体现读者意识

许地山鲜有对翻译的论述,目前发现的仅有《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和《世界名歌一百曲集》“前言”中的相关文字,另有1920年发表在《新社会》第12期上的一篇《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翻译能力和水平可以被忽略。事实上,通过分析他的译本,再结合这些零星的论述,可以窥见许地山作为译者有着较强的读者意识。

1. 因裁施译,照顾不同读者

许地山的翻译策略灵活,面对不同的文体风格,秉持不同的翻译动机,他采用灵活恰当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多样化处理,是一名合格且优秀的译者。下面是他译的苏格兰民歌《你能忘记旧时的朋友么?》(Auld lang syne)头两句歌词的两个译文:

例1.

原文: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 lang syne?

(Burns,2007:171)

译文1:

你能忘记旧时的朋友,不放在心里么?

你能忘记旧时朋友,和旧的时日

(转引自商金林,2018:54)

译文2:

你能忘旧日朋友,心情一点不留?

你能忘旧日朋友,和旧日的优游

(同上)

译文1来自1932年出版的《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译文2来自1933年出版的《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可以看到前者完全是一一对应翻译而来;后者在忠实呈现原歌词的基础上,对格式、对仗、押韵进行了处理,去掉语助词“么”和部分结构助词“的”,用“不留”和“优游”达到压尾韵的效果,更符合音律、朗朗上口。二者有如此差距的原因,要从不同的翻译动机、目的以及受众来分析:在《世界名歌一百曲集》“前言”中,许地山提到翻译这些西方经典歌曲目的在于“把含有永久性底外国高尚乐歌连谱带词,裸白地介绍给国人”,以提升时下国民的音乐素养及音乐审美,受众是没什么音乐基本知识,甚至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体,所以选择忠实的策略,也就是“以直译为主,如能一字对一字,把原意达出来更好,如不能只好意译”(转引自商金林,1996:61)。而《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受众是初中生,重点在“读谱、歌唱、欣赏”,“力求其平均进展”,“歌曲之排列与调,乐式,节奏,拍子等之分配,各具有密切的关系”(转引自商金林,2018:54)。出于这样的翻译目的,许地山对歌词进行了重译,最后呈现出更符合歌曲节奏、韵律,更适宜教学的版本。

相较于歌词翻译,许地山翻译故事时策略更灵活大胆,为表意顺畅,他常将原文语序调整,有时还涉及细微删减或增加,比如在《太阳底下降》中:

例2.

原文:Then his friend laughed in derision, and said: Boasting is useless, and in words, all men can do everything, and every woman is another Rambh. Babble no more of her beauty, but come, let your paragon of a wife put her power to the proof.

(Bain,2012)

译文:他底朋友轻侮地笑说:“夸口是没用的。说起空话来,一切男子都是万能的,所有的女人都是蓝婆。不必再说空话了,教你那典型的妻子用她底能力来证明罢……”

(许地山,1956:7)

这段翻译,许地山做了不同程度的加、减法,将then、her beauty依据汉语语义惯性忽略不译,将in words语义蔓延到“说起空话来”,既符合原文含义,又照顾到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体验,这种做法实践了《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中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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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歌一百曲集》第一册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2. 深入研究,译文详做注释

许地山译作的另一特色是基于自身理解在译文中添加注释。译文中常夹注大量注释,有的前后附有文字说明。如《在加尔各答途中》原文仅有两条注释,许地山却做了12条注释,另附一段600余字介绍作者、创作背景以及文本内涵的“译者跋”;《可交的蝙蝠和伶俐的金丝鸟》后附有一段说明“乐的故事”文章类型的文字;《二十夜问》前有“小引”,《孟加拉民间故事》前有“译叙”。三本印度民间故事集原文有大量注释,许地山译本不仅译出这些注释,且增添了大量基于自己理解和研究的注释,为读者提供文化背景知识,扫清阅读障碍;《雅歌新译》也写有单独的《新译绪言》,且为长文。大量的注释与说明,充分印证了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深入细致的研究与了解,也体现出他的读者意识,他将译作当成启发民智、向民众宣扬外国文化的手段,单纯的翻译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惟有将译本分析、解释,甚至赏析后呈现给普通受众,才能真正地将译作中的风格、内容、主题传达出来;否则,面对满篇的拗口姓名或不知所云的异域元素,读者只能囫囵吞枣了。

3. 翻译专名,采用注音字母

晦涩的表达用注释加以解释说明,对于完全陌生的译名,许地山则用自创的注音字母标注。在《我对于译名为什么要用注音字母》中,他论述了自己翻译外国名号时使用注音字母的缘由,是少见的他专门就翻译所作的论述。文中提到四点原因:一是“离本来的音最近”。因发音大都离不开“牙、舌、唇、齿、喉”,故外文与中文读音可以大致对照起来,但与汉字却难以对应,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同一个汉字,放到不同的方言里又是不同的读音,所以用注音字母对应外文发音是比较合适的;二是“字体一律”。若用汉字翻译外文名字,有可能造成字体不一律的现象,如Darwin当时的译法就有“达尔文、多尔温、达威”,这就容易造成误解;三是“容易忆写”。他认为忆写名字时,用汉字和方言都不如注音字母简单便捷。此外,许地山还认为注音字母应当人人皆学,学起来不过一两个钟头便可,并提供了自己的注音字母表(许地山,1920:6-9)。

许地山采用注音字母翻译专名,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汉语发音为基准,能标就标,不能标的就不标”(朱志瑜,2003:11),如此一来未免简单粗暴。由于推行和习得困难,他自创的字母表最终没能推广使用。然而,他对语言文字与翻译关系的思考在当时是前卫且极具理论意义的,同时,他推崇注音字母翻译专名的初衷,也是基于读者方便阅读的考虑。

(三)翻译思想面向世界文学建构

民国时期面临文化转型,翻译事业承担了建设新文学的崇高使命,在这种条件下,翻译作为创作的前瞻与先锋,融合了作者/译者的创作需要、兴趣爱好、经济利益,以及诗学审美与文化政治等功能,因此,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呈现出同一性、双向互动性与互文性。同时,翻译也起到了连接世界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中介作用(黄焰结,2013:71)。郑振铎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改革宣言》中提到,当时中国文学家的两大责任分别为“整理中国的文学”与“介绍世界的文学”(郑振铎,1921:4)。许地山便是秉持构建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思想来进行翻译的。

1. 创译协同发展

从时间上看,许地山的翻译与创作齐头并进,也互相影响,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翻译与创作双向互动。这体现在,翻译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同时新文学创作反过来也要求进一步的翻译活动(黄焰结,2013:72)。许地山将大量印度文学译入中国,这也促进了他的创作,催生了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专著《印度文学》。该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仅有6万余字,但系统论述了印度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中作品里的异域元素,将印度文学史进行分期,首次译介了一些印度文学名词术语;同时,书中贯穿着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意识,这一点弥足珍贵(冯新华,2005:19)。许地山创作《印度文学》后,又着手《二十夜问》和《太阳底下降》的翻译,由此构成翻译与创作的双向互动;第二,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性。翻译与创作虽相对独立,但“它们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黄焰结,2013:74)。许地山创作的文学作品多以闽、台、粤和东南亚、印度为背景,主要著作有《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危巢坠筒》等,这些作品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异域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常能捕捉到印度民间故事的踪影,如《二十夜问》第五夜的故事与《缀网劳蛛》的情节走向基本一致。此外,《缀网劳蛛》中至少有7处是从圣经里引用的文句(王本朝,2000:135-136),相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许地山的翻译于他是灵感来源,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性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异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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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著《印度文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图片来源网络。

2.《雅歌新译》的比较文学价值

许地山去世后,文学圈哀悼不已,纷纷写下纪念文字。郭邑在《许地山补记》中说道:“治宗教史较梁任公氏为博,汉英梵文大辞典功缺一篑”,“匪仅文坛学术失一巨星,而国内宗教学者从此如失北辰”(郭邑,1941:144)。许地山作为宗教比较研究的学者,对宗教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多篇学术文章中,《雅歌新译》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雅歌新译》让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牧歌体”这种新的写作体裁,在“教义传真”与“语言审美”间达到一种认知平衡,同时为《圣经》诗歌重译史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中国文学家以白话文完整翻译的第一部圣经单卷,上承和合本,下接中国学者对圣经多卷诗歌进行的重译,在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独具价值。“许地山是第一个独立全译《圣经》诗歌书卷的中国学者,他的《雅歌新译》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打破在华传教士诠释和翻译《雅歌》乃至整部《圣经》的垄断权,开启了中国文学家面向创作的《圣经》诗歌翻译传统”(马月兰、任东升,2017:172)。沈从文模仿《雅歌》创作了一系列表达湘西青年男女强烈爱情的牧歌体抒情诗篇,从这个意义上看,许地山的《雅歌新译》给比较文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以深刻启发。

3.翻译与研究并重引入印度文学

许地山对印度民间故事的译介开创了先河,而他也是印度文学研究的先驱。他基于自身研究所著的《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却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讲印度文学的著作。(薛克翘,2010:110)译介印度民间故事,不仅促进了他的创作,更高层面上,还增进了国内对印度民间文学的进一步了解,推动了中印的文化交流。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周总理就将许地山译的印度民间故事介绍给了他。几本印度民间故事带给当时民众的,绝不仅是新奇有趣的故事,更让人们认识到印度民间故事的神奇魅力、古代印度人民丰富的想象力,以及中印民间故事有何异同,这无疑增进了我国人民对印度文学的认识。事实上,除了引入国外文学内容外,许地山对印度民间故事的译介还有助于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在《孟加拉民间故事》的“译叙”中,他认为很多中国民间故事起源于印度民间故事,这一点也是被学界普遍认可的,他的翻译对中印民间故事以及民俗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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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民国年间翻译蓬勃发展,许地山作为翻译的构建者与被构建者,在翻译与创作近乎同一的年代,从翻译选材到策略,再到思想,始终秉持着世界文学观,致力于将世界文学译介入中国,同时为中国新文学建设添砖加瓦,进而反作用于世界文学。他的一生就像落花生,扎根土地,成果颇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尽可能地构建桥梁:《雅歌新译》搭建了宗教与文学的桥梁,歌词翻译搭建了音乐与人民的桥梁,印度文学翻译则搭建了文化与文化的桥梁。作为译者,他的译作量上不占优,但质量很高,影响深远——他是中国独立全译《圣经》单卷诗歌书卷第一人,近代译介印度民间故事第一人,切实推进了世界文学的构建,对后世圣经书卷翻译以及印度文学与民俗学研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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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升,男,1966年生,河北井陉人,民盟盟员,南开大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方向带头人,兼任副院长、翻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会委员,中国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基地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服务行业专委会副会长、翻译史专委会常务理事。担任《中国外语研究》副主编,《英语世界》编委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史专业委员会会刊《翻译史研究》编委。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国家翻译实践、宗教翻译研究。在《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圣经文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2007),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圣经文化导论》(2012),主编翻译论文集3部,译著5部,译审200余万字,主持完成和现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2项,主持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央部委委托课题2项。主讲课程有:本科生《英汉翻译》、《圣经与西方文学艺术鉴赏》,硕士生《基础笔译》、《翻译学通论》、《涉海法律英语翻译》、《学术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博士生《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学科经典阅读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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