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八年山本太郎指挥刀刀铭上的东亚史

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供奉着一柄形状奇特的宝刀，刀身左右两侧各自伸出三个枝杈，故得名“七支刀”。这柄七支刀是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宝物，刀身正反面均有精美的错金铭文。随着漫长年代的积淀，铭文被厚厚的锈迹覆盖，以至于人们逐渐淡忘了宝刀背后的历史。直到明治年间，神宫宫司菅政友敏锐地察觉到锈迹下可能隐藏着文字，经过前后两次的研磨，终于唤醒了沉睡千年之久的古老铭文。这一消息很快在学界引起轰动，各领域的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铭文做出阐释，探索其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京都大学的宫崎市定先生（以下敬称省略）也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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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的七支刀

一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著述等身，研究领域涵盖东亚史、中亚史、西亚史和欧洲史等。这本《谜一般的七支刀——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正是宫崎先生在东亚史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最早由中央公论社于1983年出版，1992年以“中公文库”形式再版，随后收入到《宫崎市定全集》第21卷，现今由楚尘文化推出中译本。

全书除序言、参考文献和后记外，主体内容分为六个章节，以下笔者分别对各章内容做一概述。

序章《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宫崎介绍了有关七支刀的基本情况。依据《日本书纪》记载，七支刀是百济肖古王赠送给倭王的礼物，包含着两国永世友好的政治愿望。七支刀的铭文正面有34字，反面27字，合计61字。其中能够确切读出的已有49字，可以通过残存笔画推断的有8个字，剩余4个字完全无法解读。此外关于七支刀的名称，神宫方面原有的名称是“六叉矛”，《日本书纪》的记载则为“七枝刀”，直到铭文重见天日后，才统一成了铭文中所见的“七支刀”。

第一章是《七支刀研究的回顾》，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七支刀的主要研究状况。明治时代中，宫崎最重视的当然是菅政友的研究报告，因为他是最早接触铭文的人，具有其他学者无法企及的优越性。这一阶段中，学者已经将神宫的七支刀与《日本书纪》中的“七枝刀”相关联。大正时期的研究略显平淡，但宫崎十分推崇喜田贞吉的学说，他明确否定了自星野恒以来的所谓“曹魏太初说”，为学术的前进拨正了道路。此外，富冈谦藏的研究虽是针对古镜铭文，但其结论对刀铭的解读也具有指导意义。到了昭和时期，福山敏男和榧本杜人的调查最受瞩目。此前，铭文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正面的34字，背面的27字因剥落严重、句型新颖，研究上留下很大的空白。福山、榧本二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从背面的铭文中读出了“百济”和“倭王”两个词语，尽管具体读法仍存有争议，但已经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二章《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见宫崎学术功力的一章。通过严谨的推演，宫崎以自己的方式成功解读了全部的刀身铭文，这在学术史上尚属首次。这一过程随处可见宫崎深厚的学术功底，其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要数对“五月十六日”和“永年大吉祥”的阐释。依据富冈氏的研究，铭文上的月日通常不是真实的铸造日期，而是会选择一年中火气最旺的日子，故以五月五日（重五）和五月十五日（夏季正中）最为常见。但是，七支刀铭文中却出现了罕见的“五月十六日”，这是历来研究中未能攻克的难题。宫崎从当年的历法出发，指出这一年的夏季月份依次为“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大”，因此五月十六日是当年夏天的中点，自然就是火气最盛的一天。此外，正面铭文的最后一句原作“□□□□作”，历来理解为工匠的名字，因此面对缺字只好束手无策。宫崎则另辟蹊径，通过大量的铭文排比后指出，铭文的最后三字应该是“大吉羊（祥）”，而上面的二字则依据中国人“福禄寿”的观点补充为“永年”。“永年大吉祥”是金石铭文中常见的吉祥句，这一观点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附宫崎市定解读的七支刀铭文：

正面：泰始四年五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练钢七支刀㠯辟百兵宜供供侯王永年大吉羊

反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濨王世子奇生圣德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第三章《七支刀铭文的影响》，宫崎将视线从七支刀转向日本国内的另两件长文刀铭，即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铁刀铭文和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江田船山大刀铭文。稻荷山铁刀有赖于学界通力合作，修复工作顺利，其铭文已经得到完整的识读。因此，宫崎在这一节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以往的释读和断句提出异议。例如铭文首句“辛亥年七月中记乎獲居臣”，学界历来将其中的“记”字解释为“记录”，并在此字之后断句。但宫崎指出，铭文结尾已有“记吾奉事根源也”，如此重复用字在汉文书写中是十分拙劣的行为，进而大胆提出此处的“记”可能是乎獲居臣的姓氏，或许与日本史上著名的纪氏同源。相比于稻荷山铁刀，江田船山大刀虽发现时间更早，但仍留有更多的疑团，特别是在铭文识读上留下诸多空白。在此，宫崎充分运用了汉文中对仗的特点，巧妙地以“美铁一釜”对应“四尺廷刀”，“十握”对应“三寸”。通过旁征博引的论证，不仅完整补足了铭文的缺字，也成功理顺了文章的脉络，这在学术界也是首次。

第四章《七支刀铭文的源流》，宫崎又将目光由日本国内扩大到了整个东亚世界，试图从中寻找长文刀铭的根源所在。首先引起宫崎注意的是冯云鹏《金索石索》中记载的“元嘉刀”。宫崎聚焦于元嘉刀铭文中的“供官刀”一词，指出“官”是六朝时期对天子的称谓，进而提出这里的元嘉并不是东汉桓帝的年号，而是南朝的宋文帝。他还留意到元嘉刀和七支刀在铭文格式上具有明显的共性，因而大胆推测两者间存在继承的关系。仅此并不能满足宫崎的雄心，他又将眼光投向了这一时期中国北方的霸主之一——西夏王赫连勃勃。据《晋书》记载，赫连勃勃善用的龙雀刀上刻有长达三十二字的铭文，而这正是东亚世界长文刀铭的源头。这一风俗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路径，一直传播到了最东端的日本列岛。

昭和八年山本太郎指挥刀刀铭上的东亚史(2)

长文刀铭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图

第五章《五世纪东亚的形势》中，宫崎的探索仍在继续，滥觞于中国华北的长文刀铭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了日本，这正是本章所要解答的问题。在简要介绍东汉至曹魏的中日外交后，宫崎以大量的笔墨记述了中国江南晋宋鼎革时期的政治局势，因为这一时期东亚世界的战争和权斗正是长文刀铭迅速传播的动力所在。在此基础上，宫崎还对刘裕主政期间中日外交的重新展开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两国外交的恢复既是刘裕彰显自身威望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他所剿灭的孙恩卢循之乱。孙恩卢循之乱的主力是海上的道教集团，刘裕平定叛乱并将之收编后，利用着道教徒探访仙山的本能，重新与海外的倭国取得了联系。不过，倭国向江南王朝朝贡只是地域争霸的需要，并非真心的归顺，这与进入隋唐时期后倭国反抗旧秩序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昭和八年山本太郎指挥刀刀铭上的东亚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