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中国历史延续的时间很长，有一千多年，作为一种以考试选拨人才的制度，它的影响非常大，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史学界一直对其起源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科举制”创始于隋朝，一派则认为“科举制”开始于唐朝。这种分歧，不仅仅现代，即使在古代，甚至唐朝时，就已经有不同的意见。譬如唐朝人薛登、杨绾，宋朝人欧阳修、宋祁、朱熹，元朝人马端临等认为起源于隋朝。而唐朝的李德裕、裴庭裕，五代的牛希济，明代的朱国桢就认为是产生于唐朝。
不管产生于隋朝还是创始于唐朝，“科举制”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一度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门阀制度，吸收寒庶学子参加到政府的治理当中，扩大朝廷的用人基础，使得国家治理更加公平，也更有效率。不过，当时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十分繁多。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考试的“常科”就有几十种。“常科”是指当时朝廷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常见的有：“秀才”、“进士”、“明经”、“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选举”等科。相对于常科，还有皇帝亲临主持的考试，称之为“制科”。还有兵部主持的考试，称之为“武举”。
“秀才科”原来是汉代察举的一个科目，历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初期，“秀才科”的地位非常高。“秀才科”必须要考方略策五道，按照文理通顺程度分为四等录取。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不过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现了投考者不能及第而沾罪州长的事，于是秀才科便被废绝了。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又开始恢复“秀才科”，到了天宝初年变为由官长特别推荐。
“明经科”，汉朝察举就有此科，南朝国子生策试入仕也称“明经“。不过，作为科举科目，一般认为应该开始于隋朝。唐代的“明经”又分为“九经”、“五经”、“四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传”、“史科”等多种。“明经科”主要的考的“贴经”和“墨义”。“贴经”就是把经书前后遮盖，留下一行，再遮去三字，让考生读出。相当于现代的考的背诵。“墨义”要求把经义段落联通注疏默写出来。其实，“贴经”和“墨义”的考试重点主要是测试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由于唐朝时，士人们崇尚文学的风气的很兴盛，而“明经”的考试主要在记忆，所以此科在当时，并不很受人重视，甚至一些文人还颇有点轻视。
“进士科”，唐朝初期只“试策”，（主持考试者就政事、经义等设问，令应试者作答，相当于现代的问答题）唐高宗时，开始考“贴经”，“贴经”通过后才可以试“杂文”，“杂文”通过后才可以“试策”。后来次序虽然有调整，但基本上有四场。即“杂文”、“论”、“策”、“贴经”。每一场都关系到能否参加下一场考试。到了唐玄宗时期，诗赋被规定为必考科目。
纵观唐朝的“明经”、“进士”两科，大凡“明经”重“贴经”、“墨义”，而“进士”则重“诗赋”。这两科逐渐成为唐朝科举制度中最重要的科目，因此，应考者也就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最被人羡慕和崇仰，也最难考。甚至到了官员虽做到位极人臣的高位，只要不是进士出身，便觉得始终不是完美的。以至于每年考试的人员不下八九百。一般来说，“进士科”每年录取的几十名，“明经科”录取名额则十倍于“进士科”，所以，唐朝诗人李山甫有诗道：“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两枝”，社会也流行“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朝的科举考试一般有地方的考试和省一级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考生一般也有两类，一类是“生徒”，一类是“乡贡”。“生徒”是国家在地方和中央设立的学校中的学生。“乡贡”则是指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通过向州县“投牒自举”或者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考试合格，同意参加省试者。这些人因为每年都要随着各州进贡的物品解送到京师，故而被称之“乡贡”。朝廷除了允许“生徒”和“乡贡”等人参加考试，也罗列出被禁止参加考试的人员。凡是触犯法令的人，从事工商业的孩子以及衙门小吏都不得参加考试。“生徒”、“乡贡”等通过地方一级的考试后，便取得了参加尚书省考试的资格。
“省试”是国家一级的考试。唐朝初年，省试分别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和员外郎主持。唐玄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李昂事件”，当时考功员外郎李昂被举人所责骂,玄宗以员外郎位秩较低,资历浅，难以主持全国性考试为由，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朝初期的“省试”时，考生们要自带水、炭、餐具等。等唱名后依次进入贡院，考生住在廊下答题，院外专门派士兵把守。试卷一般不糊名，到了唐朝后期，考生除了带木烛外不能携带任何东西，日暮以后，烧尽二三支木烛就必须要交卷。
“省试”录取后称之为“及第”。第一名便是现在人们都熟悉的“状元”。新科进士互相称作为“同年”。考中进士后，并不是马上可以做官，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朝廷吏部的选试，才能授予官职。选试的内容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这其实是现在的“面试”与“笔试”相结合的考核。“书、判”考的是进士书写是否公正，文理是否通达，“身、言”则观其相貌是否英伟，口齿是否清楚，如果长相和口才实在无法让考试官下定决心授予官职，或者“书、判”很差，无法通过选试，还可以要求当权的官僚为其保荐，如果连保荐都做不到，还有一条路，便是去地方官处做幕僚。
唐代的科举考试虽然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但是也有很多流弊。如“行卷”，为了及第，求得到推荐者的信任和赏识，便把自己的文学作品用工整的字体抄写成卷轴，呈献给达官显贵，这种做法被称之为”行卷“。“行卷”中固然有些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人，譬如白居易。
《唐摭言》中记载，白居易初到京师应举，向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到白居易姓名后，便调侃道，长安之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颇有轻视之意，待到开卷读了第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大为赞叹，说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因此竭力推荐，白居易从此声名日盛。
不过，大部分行卷的人都是普通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攀龙附凤、平步青云，所以，请托、叩拜、送礼物，愈发浮滥，使得公平尽失，舞弊频现，朋党趋成。更有“书策”这样公然作弊的行为，也在当时大行其道。“书策”其实就是携带书文去考试。当然，即便如此，唐朝的考试制度还是比从前的选官制度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之前的时代，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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