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擒匪撼山威—追忆剿匪英雄武秉谦 （散文），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有关跋山涉水散文?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跋山涉水散文
智勇擒匪撼山威
—追忆剿匪英雄武秉谦 （散文）
作者：絮语如歌
远去的山风，拂过旧日的尘埃，逝去的岁月，雕琢永恒的精魂。拨开缓缓推进的年轮，当我们再度找寻他，找寻他气宇轩昂的英武气概时，才知道，无论怀着怎样的敬仰，无论倾尽怎样的墨笔，都无法还原他的伟岸、精明、大度、勇敢。就让我们顺着时光的隧道，走近他，走近他的荣耀与非凡吧。
他叫武秉谦，五十年代他到过北京，受到毛主席、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解放初期，他受到山西省公安厅的通令嘉奖；《忻州地区革命史实》、忻州市（现忻府区）编写的《烈火真金》记载着他的英雄事迹；忻府区烈士陵园的“革命斗争史陈列展”的展厅里，展览着他的丰功伟绩。他是三晋大地的好儿郎，是秀容沃土上响当当的大英雄。
一．少年儿郎敢担当
定襄县河边镇青石村南街，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家族——武姓家族。在当地武家算不上富有，却也是有地、有房、有院的中农家庭。武家人粗通文字，祖辈儿郎的姓名，也有讲究，排开了“荣”字辈、“理”字辈、“振”字辈，彰显着耕读世家与众不同的气质。
1926年5月6日，武氏家族喜添一丁——武秉谦（家里人起名叫武振魁）呱呱坠地，他带着武家人的书生气，也带着武家人的武骨风，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豪情满怀。
儿时的小秉谦跟着芳兰村的姥姥生活。1934年2月，9岁的小秉谦被姥姥送到芳兰小学上学了。上世纪30年代，能上学的孩子何其幸运，有文化的孩子又何其难得。村公所一旁的学堂里，校长范富山（抗战时期的定襄县委书记）是一个地下党员，课前课后在潜移默化地宣传抗日救国知识理念。小秉谦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打鬼子、保家园的种子，就这样一直上到了四年级。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大规模进犯中国，抗日烽火逐渐烧到了忻州大地。1938年8月，十三岁的小秉谦被迫退学。他没有回家，而是一头扎进了当地儿童团组织，站岗、放哨、送信、查路条，破坏敌人的交通，捉拿汉奸特务，夜宿青纱帐。铁路旁、山岗上、村庄地头、田埂桥边，都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身影。没有惧怕，只有英勇无畏，只有一颗爱国之心向着敌人抗争。
耳濡目染的爱国热情，让他心有所属，他在用自己的优秀品质高尚行动不断向党组织靠近。1941年1月，不满16岁的武秉谦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起拳头的那一刻，他立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不久，就荣任定襄县五区儿童团团长。
1941年6月的一天，注定要发生什么。武秉谦跟着区青救会主任李有银在敌交通线上的王家庄下乡，跟村支书王四全会合后，晚间住在村青救主任韩隆德家中。
虽然他们行动隐蔽，但还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半夜的风悄悄拍打着窗棂，黑暗的天不期然孕育着一场诡秘的行动，十几个伪军悄悄包围了这间农家草舍。屋里的人听到响动顿时警觉起来。李有银和王四全各有一把枪，为了装成平民百姓，他俩掀起铁锅，把枪藏在了炕洞里。刚放好锅盖，伪军就破门而入，二话不说就翻箱倒柜，贼溜溜的眼睛很快盯住了刚刚移回去的铁锅，一把掀起，取出了刚藏好的枪支。
“谁的枪？”伪军用审视的目光盯着眼前的四个人，“谁的？”
“我的。”李有银平静地承认，他不想让无辜的人跟着连累。
“还有我的。”没等鬼子再问，武秉谦一口承认了。原本武秉谦没有枪，他只是一个儿童团长，还不够资格发枪。他在保护村支书王四全。哪里来的勇敢？却是铮铮男儿的血性和担当。那一年，他才16岁。他的这一举动，使王四全安全脱险，也使该村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一个还是孩子的人，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保全他人，该是怎样的气度，该是怎样的勇敢？
伪警分队长审问韩隆德：“八路军和你什么关系？怎么就住在你家？”
韩隆德不慌不忙地说：“我傍晚在街上碰见他们，他们逼住要来我家住，我只好带他们来了。”
伪警分队长又向武秉谦和李有银证实，他们都说是。就这样，韩隆德也免遭被捕。那时那刻，一句话就人命关天，理智的辨析、从容的应对、高度的责任，武秉谦一一都有。要知道，他，才16岁！
武秉谦被捕了，伪军把他和李有银从河边车站拉到了定襄县城监狱里。而一把手枪的故事远不止这些。面前的卷宗上，是武秉谦亲自书写的长达12页的资料，上面这样写着：
“就是王四全的这支手枪，我又救了一个叫赵四毛的老百姓。事情是：汉奸赵先存原系我军六大队侦察员，其有投敌嫌疑。上级叫我区武委会的张明高、武万来把他捉捕归案，当时他正在村里建房。但晚上就跑掉投了敌。当张、武扣捕他时，赵二忙正在他村收布料（他是个染布的），赵先存认为赵二忙是侦察他的，为此结下私仇，要将赵二忙以八路军的罪名致于死地，将赵二忙抓回定襄，同我们关在一个牢房。赵先存伙同伪军中队长威逼我，不要说是我有手枪，企图把手枪加在赵二忙头上，以便把他处死。眼见赵二忙被打得遍体鳞伤送入牢房，所以敌人问我逼我时，我就意识到了汉奸赵先存的阴谋，我不能使其阴谋得逞，我忍受了严刑毒打，始终咬定手枪就是我的。就这样，我以王四全的一支手枪豁着性命救了两个人。”
一把手枪，豁着性命，救了两个人，真是超人的胆识，过人的智慧，无限的忠诚。要知道，那年，他，16岁。
武秉谦被捕，消息传来，急坏了家里人特别是爸爸，他可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上有姐姐，下有妹妹，也只是跟着他受着急。爸爸急得团团转，卖了家里的十几亩地，四处找人花钱说情，也因为狱中一位地下党员的暗中使力，才把个子不高、一看就是孩子、在伪军眼里成不了什么大器的武秉谦放了出来。从县城跑出来的他，家都没回，又跟上了八路军的队伍。在部队又是好苗苗，由于年幼，表现好，上级领导特别补发了生活费。
1942年，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大肆虐行，斗争更为残酷，八路军队伍实行分散隐蔽，武秉谦回到了家里隐居。
二．地道战里巧谋略
“跟上小区长，就能打胜战！”这是战士们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1946年，武秉谦任忻县一区的区长，时年仅有20岁，是名副其实的小区长，却又是身经百战，运筹帷幄的小将领。
1946年，当时忻县未解放。主力部队走后，忻县环境异常混乱，一区的地理条件，注定了斗争更加尖锐，形势更加残酷。武秉谦做好了随时效命疆场的准备，常常带领区小队配合地方部队打仗。
特别是播明一战，彰显出武秉谦敏锐的洞察力和英明的指挥力。残敌41师一个排的兵力，朝着播明村疯狂而来。武秉谦主张非打不行，取得了忻崞支队部队领导的支持。武秉谦和忻崞支队大队长郭治厚带头冲杀在最前面。进播明村时，武秉谦说：“村口留一个班，阻断敌人的退路。”果然，当村里的敌人惊慌逃出村外时，被早早埋伏在这里的战士打了个正着。好一阵枪响之后，阎锡山40师的一个排，被我军全部俘虏。并缴获了机枪三挺，步枪40余支。硝烟过后，清点人数，我军无一人伤亡。
此次胜利，武秉谦受到区司令部的表扬，取得了指战员们的信任，战士们的心里，武秉谦就是能打胜仗的小区长。
那时的阎锡山兵员好猖狂，半个月里能13次进发一区，但往往是气势汹汹而来，灰头土脸回去。
绝技在哪里？原来血雨腥风真刀真枪真雷真炮的厮杀中，少不了的掩体是地道。
一区包括现在的曹张乡、义井乡、东楼乡、播明镇等地，地势平坦，打起战来没有高山深谷杂草树木可以掩护。特别的地形选择特别的办法，武秉谦率先决定——挖地道，这是战斗的需要，取得区委书记的同意后，各村地道就大规模地挖开了。武秉谦亲自设计，亲自指挥，有名的曹张地道战，大获全胜，武秉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挖地道时，各村分片包干，日夜突击，在速度上跟敌人较量。宅院、房间、街道，依着地形设置主干、支线，处处有进口，处处有出口。枪眼，射击孔，分散设置，周密布局。支线里挖筑了“8字迷魂阵”、“陷狗坑”，敌人一旦进来，不是跌到“陷狗坑”，就是在迷魂阵里转得晕头转向，加上不时从枪眼里冒出来的冷枪热枪，依托地道，常常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小区长，大谋略，地道战，打胜仗，武秉谦功不可没！
三.陀罗山智擒韩生贵
巍巍陀罗山，位于忻州城西北22.5公里处，这里巍峨险峻，悬崖峭壁，松柏繁茂，杂草丛生。虽然春有花草依依，绿茵如潮；冬有寒风瑟瑟，白雪皑皑，却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件闻名天下的剿匪大案。
1948年7月，忻县解放，武秉谦受命组建忻县第一个公安派出所。这一年，他完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活捉韩生贵。
韩生贵，定襄县南关村人，是一个作恶多端，狡猾奸诈的反动军官。1940年，他投靠日寇，曾亲手杀害我区、村干部50余人，烧毁房屋100余间。日寇投降后，他又投靠阎锡山，任中尉队长，更加肆无忌惮。1949年1月，“飞鹰队”侦查组长米子文伙同韩生贵带领“别动队”的36人，流窜到五台县东冶镇区公所，残忍杀死我区、村干部12人，伤6人，制造了血腥的“东冶事件”。韩生贵双手沾满血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1948年7月21日，忻县解放后，阎锡山三十九师残部逃到太原，在原来的“飞鹰队”基础上，组成了“敌后政治救护工作队”，继续破坏解放区的土改和支前工作。太原解放的前一天，阎锡山39师政治部下令，让韩生贵和傅宏堂各带七名匪徒，外出活动，其任务是：一是到静乐县一带偏僻山区寻找占山为王之地；二是侦探北逃大同的路线，以便太原失手后流窜大同，再到内蒙古当土匪；三是刺探忻县城内我党政军情报。
傅宏堂一伙因手榴弹走火，炸伤几人，当即返回太原。韩生贵一伙伪装成解放军，沿山路抵达静乐，在山中隐藏七天后，又窜到了陀罗山上，住在一个破窑洞里。当晚，韩生贵派胡金忠、高海明下山打探情况。二人潜入逯家庄胡金忠妻子的一个亲戚家里。胡金忠的妻子得知后，立刻到公安局做了汇报，因为在此之前，大部分匪徒家属都受到我党政策的感召。
武秉谦带着公安人员立刻来到逯家庄村，俘获了胡金忠和高海明。经教育，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二人交代了实情，并表示要戴罪立功，协助我方捉拿韩生贵一伙。
在公安局长、副局长都不在的时刻，武秉谦当机立断，立刻组织公安队长梁树林带领段炳戌、刘成四、侯毛海等14个精兵强将，组成小分队带上胡金忠、高海明即刻出发，路上又商定了捉拿韩生贵的具体方案。
经过五十余里的行程，傍晚，爬上了陀罗山，有胡高二人带路，在一片深树林的背后，很快找到了匪徒藏身的窑洞。战士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却发现窑洞里空无一人，只在炕上发现一张静乐县地图和一个黑挎包。
小分队立刻断定，韩生贵一伙没有跑掉，只是暂时离开窑洞。于是让胡金忠和高海明二人留在洞内，其他人埋伏起来。
夜晚，寒气逼人，山风刮着发出阵阵胡哨声，战士们打着冷颤，静静地趴在窑洞顶上等待着韩生贵几个回来。
黎明时分，韩生贵一伙鬼鬼祟祟地回到了窑洞，窑洞里随即发出了一阵争吵声。只听着胡金忠、高海明对韩生贵等人讲明了形势，劝其投降，并说我们已经被公安局包围了。
韩生贵一听，顿时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暗暗想着对策，提出要与我公安人员会面，并派出一名匪徒前来联系。武秉谦当即答复：“可以，如有诚意投降，就把枪架在院子里。”
武秉谦当机立断，决定自己去见韩生贵，这时的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命令段炳戌：“如果我和敌人滚在一起，你就拿机枪一起扫，不要管我。”铿锵有力的声音悲壮而又不容置疑，战士们含泪看着自己的领导。
一切安排就绪后，武秉谦迅速来到匪徒住所。院内并未架着枪，而是各持武器准备拼杀，韩生贵正从窑洞里往外走，边走边说：“咋呀？咋呀？你们想收拾我呀？”
武秉谦感到韩生贵根本没有缴枪投降之意，就决定先发制人。只见他手持张着机头的驳壳枪，大喊一声：“韩生贵缴枪不杀！”随即闪电般地扑向韩生贵，未等韩生贵反应过来，他的卡宾枪和手枪已被拿下。这时埋伏在窑洞顶上的公安战士，如猛虎下山，飞跃而下。其他匪徒见状，赶紧将枪扔下，缴枪投降。
就这样，未发一枪一弹，就活捉了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韩生贵，为民除掉了一大祸害。
英雄不问出处，壮举已名扬天下。陀罗山巍然屹立，英武儿郎声震广宇。
武秉谦受到省公安厅的通令嘉奖；《晋绥日报》用连环画的形式连载剿匪事迹；太原解放初期举办的“公安展览馆”公安事迹图片展览上有名有姓。荣光的背后是英勇无畏、有胆有识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荣誉的背后是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艰苦历练。
四．条条战线出色兵
自古英雄多壮志。解放前后，武秉谦在各条战线大显身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除了没当过商人外，都当过。”
1941年，他是定襄县五区儿童团长；1945年，他是忻县第一任邮政局局长（交通局长）；1948年，忻县解放后，忻县公安局成立第一个派出所——城关派出所，他是所长；1951年，忻县行署成立行政干部学校，他是班主任；1957年以后，他在农林局、水利局独当一面。
1956年，当时新中国刚刚起步，百废待兴，各种建筑兴起，需要大量石材，这里又成了重中之重。忻县地委、行署抽调时任行署工业局副局长孙建富任书记，武秉谦任厂长，组建忻口石料厂。期间放弃了调省城工作的机会。
当时缺少先进设备，炸石头，运石头，加工石头，全靠人力，最大的担忧就是怕出事故。武秉谦上任后，立马规范操作，狠抓安全生产，采石运输，碎石加工，石材成形，都严格把关，做到保质保量。石料厂很快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工人数量快速发展到2000多人。
1979年恢复工作后，他一次性交了500元的党费。他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按捺不住的开心与喜悦，表达着自己的初心——忠诚。
同年4月，他担任了忻县建委副主任，又担任了城关镇常务副镇长。时值第三次人口普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连续40天不回家，国家媒体记者下来采访要表扬他，他拒绝了，很干脆地说：“我不要表扬，去采访别人吧。”
1983年，老干部要休息了，时年他57岁。他说当年他是儿童兵，就特别选择了6月1日递交了申请书，为官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一年的那一刻，他是多么不舍，43年的风雨历程，43年的重任担当，放下了，却没有轻松，一颗不老的心，永远向着阳光跳动。
退休后的武老依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次生病，去了一趟医院，有人要借机沾光开药，武老生气了，愣是小病自己扛着，两年多没去过医院。
2000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武老因脑出血走完了最后的历程，与世长辞了。长水呜咽，大地悲鸣。
英武儿郎有壮举，智擒匪首撼山威。巍峨的陀罗山，链接着一个英雄无畏的名字，青山不老，与山齐名。辽阔的忻州大地，镌刻着一串坚实奉献的足迹，沾满汗水，刻满功绩。铁骨男儿，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陀罗山剿匪的温热还在，曹张挖地道回音还在，铿锵的足迹，震响山谷巅峰，激荡平原丘陵。威武的武秉谦，与山同巍，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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