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玉琪
去泡温泉、庆祝生日、遛狗、健身……从大厂裸辞的第一周，Yomi“活”了过来。
Yomi今年26岁，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三年，她经历了三次离职。前两次，她都无缝衔接地从一家大厂跳进另一家，但这一次，她想让自己缓缓。
互联网大厂一度是“好工作”的代名词，然而，今年以来，这里开始出现“逃离”的声音。
2021年被称为“告别996元年”，几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相继取消“大小周”“996工作制”。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十件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当互联网进入存量竞争时代，暴富神话不再，“996”不再是“福报”。站在2021年末，职场人如何体面生活？
图源：日剧《我，到点下班》
“裸辞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我一直以为裸辞会是一个很复杂的决定，但其实做决定就是一瞬间的事儿。”10月的一天早上，她走出北京西二旗地铁站，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撒在脸上的一瞬间，Yomi突然想停下来。
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完成工作交接，把工卡、笔记本、显示器交还公司，正式告别互联网大厂。
Yomi从事的是品牌内容运营相关的工作。刚开始，她对工作充满热情，尽管很忙，常常凌晨三点仍在写周报，但她还能抽出时间建立自己的“运营日记”，每天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记录下来。
渐渐地，Yomi明显感觉自己从疯狂输入的状态慢慢变为不断输出，工作越来越忙，承担的角色越来越多，却很少有时间能静下来学习、思考。
她一个人承担着统筹、策划、对外合作等多个角色，而要申请新的HC（指一个岗位的正式员工数量）难如登天，“处理方法就是多给一两个实习生名额，实习生能帮忙分担一部分基础运营的工作，但肯定不能指望实习生24小时跟进你的工作。”最夸张的时候，实习生人数甚至与正职员工人数相当。
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上、在和男友约会时、在酒店大堂、在音乐节……Yomi加班工作的场景数不胜数。甚至连公司去南京团建，也要一路拎着电脑。“领导们去爬中山陵，我们就坐在中山陵的台阶下面工作。”
每个周日下午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她记得有一次，已经买好了电影票，但因为工作突然要用电脑，只能急急忙忙地打车回家。回到家，坐在电脑前，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压力、焦虑让Yomi不自觉地开始暴饮暴食，在大厂工作的三年里，她胖了40斤，身体也变得很差，过敏、湿疹、胃溃疡、鼻炎……大大小小的毛病没有断过，体检结果显示，她的肝功能、血糖水平都不太正常。
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到了周日，一想到周一要上班就会失眠。
今年5月，Yomi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惊恐发作。“就是一种濒死感”，突如其来的眩晕、心慌、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恐惧，在一瞬间把她淹没，她觉得自己“快挂了”。那十几分钟，Yomi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大口呼吸，让自己慢慢平复下来。
做出裸辞这个决定不存在“最后一根稻草”，失望、压力、疾病都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Yomi意识到，只要工作一天，她就一天没办法健康地生活。
图源：视觉中国
“告别996元年”，互联网大厂祛魅
互联网大厂一度是“好工作”的代名词。然而，员工猝死的新闻频上热搜，大厂开始出现“逃离”的声音。
2020年6月，28岁的程序员郭宇从字节跳动“退休”，去日本开了一家温泉旅馆。像郭宇一样提前实现财富自由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选择换个环境，离开大厂。
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2021》显示，互联网人的整体工作幸福感低于整体均值，尤其体现在工作生活平衡与职业成就感两项指标上，有47.4%的互联网人被迫参与“内卷”。
图源：《人才吸引力报告2021》
今年6月开始，腾讯、快手、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相继取消“大小周”制度，腾讯光子工作室甚至强制6点下班，字节跳动推行“1075工作制”。然而，根据上述报告，相比年初，加班减少的职场人仅占不到三成。
不少人吐槽，虽然取消了“大小周”和加班制度，但人手不增加，工作量就没办法减轻，到手薪资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麦肯锡咨询公司前资深合伙人弗雷德里克•莱卢在《重塑组织：进化型组织的创建之道》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大型企业的组织范式中，管理者只看重目标是否达成，而并不在乎目标将如何达成，因此催生了大量确定目标及跟进的管理流程，例如战略规划、中期规划、年度预算周期、KPI等。
莱卢认为，年复一年地将工作简化为目标与数字、里程碑和最后期限，人们的驱动力仅仅来自物质上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工作总让人感到恐惧和乏味，没有激情或意义。
在以结果为导向的互联网行业，数据就是生命。作为内容运营，文章的打开率、阅读量、完读率、评论、互动……都是Yomi每天要背负的KPI，如果实时阅读数在2000以下，就意味着需要修改标题、封面、重新推送，一下午的时间都耗在这上面。
如果没有完成KPI，她就要承受来自领导的PUA：“你对公司产生的价值还不如公司每天给你发的盒饭钱”“你们配申请这么多资源吗”等等。
大厂另一点让Yomi无奈的是从早到晚、无休止的会议，她常常到下午四五点才能开始处理自己的工作。
“我经常感觉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自嗨’。”Yomi感觉自己做的工作没有什么是别人做不了的，可替代性特别强，再加上大厂里大家都是名校毕业，稍不努力就会被淘汰。
整个行业都在追求快，追求即时反馈、短期流量。Yomi觉得，所谓教人怎么起标题、写文案、做运营的“方法论”都是一些技巧，而不是知识，这些方法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但也是在偷懒，别人很容易也能掌握这些方法。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互联网越来越无聊了。Yomi回忆，刚工作的时候，像“逃离北上广”“后浪”演讲视频这样的现象级的策划层出不穷。“但这两年好像被框住了，大家做的东西像是在‘照葫芦画瓢’。”
莱卢将如今大型企业的组织范式比作“机器”，虽然能动高效，也给活力、创意和创新留出空间，但依然缺乏生机和灵魂，增长和盈亏底线成了全部。
逃离之后
Yomi现在的生活简单规律，早上健身，下午上心理咨询师的网课，晚上遛狗，每天争取在11点前入睡。
有时候Yomi也会感到焦虑。离职时，Yomi的年薪超过30万元，选择离开，意味着很难再找到薪资水平这么高的工作。
但Yomi的父母、男友都十分支持她辞职。“用四个字形容我家人的话，那就是‘普天同庆’。”辞职之前，为了让Yomi早上能多睡一会儿，男友承担了早起遛狗的职责，还要随时安抚Yomi波动的情绪，为她担心、着急，也处在崩溃边缘。Yomi辞职以后，男友也松了一口气。
对于下一份工作，Yomi还没有明确的打算。这段时间，她也接到过其他大厂的面试邀约，但她都拒绝了。“对大厂没有那种强烈的渴望了，我已经体验过了。”
短期内，互联网大厂已经不是Yomi的首选，她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喜欢、有意义的事儿。她热爱旅行，理想职业是开一家自己的民宿。下一份工作，她想离自己的爱好更近一步，她在考虑要不要从事旅游方面的工作。
这些年，从“打工人”“躺平”等职场自嘲话语流行，到“糊弄学”等职场“摸鱼”方法论兴起，再到主动离开大厂，职场人在以各种方式摸索当下工作困境的出路。
根据报告，身心健康成为全体职场人的第一追求，其次才是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在互联网行业，职场人最看重的企业文化是“开心快乐”。
图源：《人才吸引力报告2021》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分会理事、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刘贝妮分析，在社会阶层晋升天花板下降、阶层固化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人的职场心态与就业模式都在发生改变，传统的就业模式已经不再是年轻人唯一的职业选择。
她指出，当代年轻人在工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自我感受，追求以自己选择的、喜欢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赚钱不再是唯一的目标，追求独立的个性和保持较高的生活品质成为他们就业的风向标。”
图源：猎聘大数据研究院《2020年90后职场人洞察报告》
各种背景与境遇的职场人开始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点。告别“996”，除了像Yomi这样裸辞，也有人加入考公浪潮。35岁的方铭鹏在互联网行业摸爬滚打十年，在经历了大企业内斗、创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后，选择考进体制内。
有人把兴趣爱好作为职业方向。Yucca曾经在广告公司工作，节奏奇快。辞职以后，她用4个多月时间和先生游历了印度、中东、非洲。回国以后，她与合伙人成立目的地婚礼公司，在雪山下、森林里、湖泊边，见证不同的浪漫。
有人在空闲时间发展副业。根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90后职场人洞察报告》，近五成90后有副业，在90～94年出生的职场人中，从业人数比例最高的副业是微商、撰稿、代购、设计。
在豆瓣，有11个关于“副业”的小组组员超过一万人（图源：豆瓣截图）
离职那天，Yomi在班车上看着灯火通明的西二旗，写下这样一段话：“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希望我能找回我的生活，西二旗也仍然保持着属于它的光芒。”
她打算先用3个月时间好好调理身体，给自己放一个长假。
（应受访者要求，Yomi、方铭鹏、Yucca均为化名）
（编辑：戚梦颖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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