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语基本情况（秘鲁的许多蔬菜）

文、图（除署名外）/广州日报 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1968年11月8日，秘鲁政府在全国农业代表大会上授予老华侨戴宗汉一枚“农业功勋章”，赞誉他为“秘鲁农业功臣”。这位老华侨，是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高增村人，是一位著名的秘鲁侨领。他和他的家人与上世纪80年代享誉体坛的中国女排有着不解之缘。曾有段时间，他每隔一年就要到华侨新村住上半年。他的一生，是广东华侨可歌可泣的出洋史的一个缩影，也是国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不懈奋斗，改变命运的缩影。

现在许多人对华侨在100多年前于美洲修筑铁路的伟大功绩已经比较熟悉，但他们的另一项杰出贡献可能相对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对农业的贡献。从传统的农业大国、也是农耕意识最强的国家走出的华侨们一旦在当地站稳了脚，扎下了根，就开始将目光投向那大片未开发的沃原。其中华侨数量特别多的秘鲁，其农业体系受华侨影响至为深远。

扎根异乡七十年的

“秘鲁农业功臣”

戴宗汉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靠打鱼维持一家生计。戴宗汉6岁开始随父做农活，10岁读书，两年后失学。为生活所迫，1918年，年仅16岁的他带上一张旧毛毯，几件旧衣服，搭上日本货船，远赴秘鲁，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史。这一去，就是70多年。

戴宗汉先后在百加米纹、古担郎、南巴益忌等地垦荒，改瘦地为良田，变荒漠为粮区。他不但不避艰辛，奋力劳作，而且肯动脑筋，善于研究改革耕作技术，把中国的耕作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创造了“平面弯形引水法”，实现自流灌溉；并善于培育良种，大胆改革插秧技术，探讨推广疏播育壮秧的方法；同时重视引进农用机械，兴办现代磨坊；还办起了全秘鲁第一科技种植样板田，第一个养猪中心场。

1968年11月8日，秘鲁政府在全国农业代表大会上授予他一枚“农业功勋章”，赞誉他为“秘鲁农业功臣”。在秘鲁，他对于贫苦农民常常不吝帮助，如义务传授农业生产技术，指导耕作，借贷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1970年秘鲁华拉斯发生大地震，他捐资100多万秘鲁币救济灾区，并亲自驾车运大米、食糖等物资前往灾区救济灾民。为解决秘鲁青年就学，捐资300余万秘鲁币建起了一间中学，赠送一台X光设备给利马医院。还在利马市开办商业电台，向海外侨胞传递祖国信息。他无论在秘鲁人民还是华侨之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作为历史悠久的秘鲁中华通惠总局领导人之一，早在1964年，戴宗汉就捐资20万元给家乡高增村兴建同文中学(即现在广州市七十三中学)。之后又与家人多次捐款给暨南大学、高增小学、人和小学、广州市七十三中学等，用于购买教学、科研设备，扩建、改造校园等，并有多笔捐款用于广州多处的修路、医院、少年宫等。

有一次，戴宗汉正和家人回广州探亲，听到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秘鲁举行，当即吩咐女儿戴碧媛速返秘鲁，为中国女排安排好食宿等事宜。女排勇摘桂冠后，教练袁伟民满怀深情地说：“女排夺得世界冠军，是和华侨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 他还特别提到戴宗汉一家对女排的支持。戴宗汉在华侨新村的故居，是按照他在海外的住宅的形式、大小、方向和结构等进行设计的。夫妇俩每隔一年便回来住半年。1988年，戴宗汉被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白手起家的华侨改良了秘鲁农业

1849年，首批75名契约华工抵达秘鲁卡亚俄港。之后的25年，有大约12万名华工抵达秘鲁，当中大多是广东人。这是一段充满了艰辛与血汗的历史。许多华工因漫长海上航行的恶劣条件丧生，还有很多，倒在大洋彼岸艰苦的劳动环境中。

早期华工从事的是强度最大，劳动环境恶劣，待遇差的工作，比如开矿、开采用作肥料的鸟粪，修筑铁路，等等。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凭借卓越的眼光、过人的毅力和灵活的头脑，还是拥有了一定的积累，为自己的未来事业攒下了宝贵的启动资金。假以时日，终于出人头地。

戴宗汉毫无疑问是赴秘鲁华侨中的杰出人物。在那些年代前往南美洲的华侨中，有不少类似他这样白手起家，以砥砺奋进和精于积累，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士。知名农业巨子刘金良是第一个在秘鲁创办农场的华侨。1922年，他在秘鲁北部的巴加司马育开辟了2300公顷耕地，除了种植棉花和稻米以外，还养了几千头牛。

华侨对秘鲁的农业发展贡献极大。有研究者指出，最初抵达秘鲁的契约华工多被分配到秘北部沿海地区的种植园，比如瓦巧（Huacho）、卡斯马（Casma）、特鲁西约（Trujillo）、皮乌拉（Piura）等地。契约华工大多为农民，具有丰富的农耕经验，他们将种植稻米、甘蔗、蔬菜、杂粮等方法经验传授给当地人，并从中国引进良种，提高了秘鲁农业单产。比如，优良稻种“中国白”和“中国雷丁”都是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引进的优良稻米种子，使每公顷产量达6000公斤，远远超过其他品种每公顷2000至3000公斤的产量，而且能够实现一年两熟。至今秘鲁人称呼许多中国蔬菜，如姜、白菜、菜心、苦瓜等都是根据广东话发音，而不是采用拉美传统的西班牙语叫法。

1871年利马的一家报纸承认“秘鲁的大片庄园特别是沿海地区，目前都是中国人在那里开垦种植”。当地诗人阿罗纳的一段评价被广泛引用：“在秘鲁没有一个地方你找不到中国人，没有一项工作他们不能胜任”。这是对华侨过人工作能力的认可和赞许。

有学者指出，由于华工的参与，1875年秘鲁甘蔗产量比1820 年增长了5倍，糖产量由1870年的200多吨增至1880年的8万吨；棉花出口则由1865年的0.89万担增加到1873年的9.94万担。硝石产量也迅速增长，其收入等于秘鲁其他收入总和的3倍，其中华工的贡献最大。此外，19世纪初期英国推行集约农业和德国发展化学对鸟粪产生大量需求而导致的“鸟粪经济”，令秘鲁鸟粪产品从1830年的7000吨剧增到1860年的40万吨左右，鸟粪出口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华工是其中出力最多的群体，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促成清政府将目光转向南美

开辟前所未有的外交领域

数量庞大的秘鲁华侨，还直接促进了当时中国外交领域的拓展。初期华工的待遇非常恶劣，契约期满的华工承担起了向清政府控诉华工悲惨遭遇的任务。在清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秘鲁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改变华工状况。

1872年5月28日，秘鲁船只“玛耶西”号运载225名契约华工在驶向秘鲁途中，由于气候恶劣，船只于6月10日被迫驶入日本横滨港。忽然，一名华工跳船游向英国船只“义融公爵号”。“玛耶西”号虐待华工情形被公之于众。这起外交事件在国际上和秘鲁国会引起强烈反应，要求改善华工条件的呼声日渐高涨。最终，1873年6月、7月和10月，秘鲁国会分别出台法律，规定华工周日可以休息，规范劳动时间，要求超出劳动时间需支付加班工资，卡亚俄省必须登记华工，以便其契约期满可以返回中国。1873年12月27日，澳门正式终止了中国苦力运输。

1873年，李鸿章代表中国政府与秘鲁总统特使葛尔西耶进行交涉并进行建交谈判。经过多次交涉，1874年6月26日，中秘两国在天津正式签署了《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研究者指出，华侨、特别是契约华工问题使清政府将注意力投向拉美国家秘鲁，并促使两国建交。秘鲁成为第一个与清政府建交的拉美国家，开启了晚清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也使清政府接受近代西方国际法观念和外交行为规则，改变其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并就此开始了一系列“护侨”的官方行为。在这个层面上，秘鲁华侨发挥了远超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作用。一代代华侨通过奋斗，成功融入当地，为当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作出许多突破性的创举。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走出去”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