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群雄逐鹿，阴谋上位的朱元璋，不是不想立马做君临天下的皇帝，而是他害怕急着称帝，会成为刘福通、陈友谅、张士诚等诸路反王和还在冲锋陷阵、竭力抵抗的蒙古势力群起攻之的靶子。
诸路反王中，打着武装反元的旗号，干着排除异己的勾当。
尔虞我诈，相互倾轧。
陈友谅早已看出后来居上的朱元璋不甘人后的勃勃野心，率先发起挑战。
1363年，陈友谅率六十万大军东征。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血战。
《朱元璋》陈友谅剧照
泾江口一战，朱元璋冒着雨点般的流矢，坐胡床指挥伏兵截杀。朱升见之，急忙将他推入船舱，他刚离开，流矢已中胡床板矣。
朱升对朱元璋不仅有献策之情，更有救命之恩。
陈友谅，却在此战中，从船舱中探头观战，身边没有朱升这样的忠臣撞了主子一下腰。飞箭射来，贯穿头颅，陈汉帝国的开国皇帝，一命呜呼。
陈友谅死了。
朱元璋逆袭路上，少了一只可怕的拦路虎。他一直恐惧陈友谅与张士诚联合，对他东西夹击。
又两年，张士诚攻击韩宋集团。韩宋主要创始人和实际领导人刘福通，被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死。
小皇帝韩林儿开始了流亡。朱元璋成为了韩宋集团的保护人。
朱元璋鼓起复仇的战旗，全力攻击盛极而衰的张士诚。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慷慨受命，率领二十万精兵，去完成彻底消灭张士诚的政治任务。
大业将定，朱元璋则在应天百官的推搡下，做了吴王。朱升获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称王修国史，称帝迟早事。
电视剧《朱元璋》把朱升为朱元璋讲课的任务，交给了李善长，严重忽略了朱升的帝王师地位。
《朱元璋》朱元璋和李善长剧照
朱元璋派人声势浩大地迎请韩林儿，迁都到自己控制的应天，却在中途将其溺死在威武的龙舟之下，然后，自己正大光明地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建元洪武。
大明王朝拉开了序幕，朱升首任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之礼”（《明史·朱升传》）。足见，朱元璋对这个首席顾问很是看重。
明初制定仪礼、作乐、国史、女诫、征伐之仪，皆朱升为之。
朱升不仅同诸儒为朱元璋修订了防止“内嬖惑人”、干预朝政的《女诫》，还为朱元璋撰写了颁赐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刘基等功臣的诰书，“时称典核”。
朱元璋称朱升为人老实，是耆哲之英杰。
坊间传闻，朱元璋赞誉朱升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林文章第一家”，此中有不实。这美评，原文是“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是朱皇帝送给另一位翰林学士陶安的一副对联。
陶安归附较早，仅比李善长晚来几个月，而且都是主动来归。朱元璋称吴王之初，建置翰林院，第一件事就是召陶安为学士，命其做制定儒议礼的总裁官，和李善长、刘伯温等删定律令。朱元璋改元洪武后，陶“安事帝十余年，视诸儒最旧。及官侍从，宠愈渥。御制门贴子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明史·陶安传》）。陶安死得早，于洪武元年九月病逝，朱元璋亲为祭文，追封姑孰郡公。
对于明太祖朱元璋而言，朱升虽不如陶安那般归附早且很自觉，也不似总管政务事无巨细的李善长长于行，更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伯温敏于言，但他仅凭“九言策”就是朱元璋当之无愧的第一谋士。
朱元璋对朱升的尊重和礼遇，丝毫不逊于陶安、李善长、刘伯温之辈。只可惜，《明史》对于朱升的撰述，字数很少，不及李善长、刘伯温的十分之一。
朱升因时局动乱而“弃官隐石门”（《明史·朱升传》），但不论多乱，他“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至老不倦”。他尤擅经学，著有《易书诗》《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等旁注、辑正、补正、旁注，计二十四部，传世的有《前图》二卷、《枫林集》十卷，《四库总目》另有前图二卷，传于世。他“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洪武二年（1369），七十一岁的朱升意识到朱元璋，终究是踩着一连串尸首走上金字塔的绝世枭雄，一定会对大将功臣有一次大清洗，故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告老还乡，辞官隐居。朱元璋感念他的功绩，意欲重封，但朱升执意退隐，翌年病逝。
识时务，不仅在为了荣华富贵，就是狭缝苟活也要争取。
活法的形式不同。
人生结果终一样。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朱升与爵位无缘。
朱元璋虽给了刘伯温一个诚意伯，也是在封李善长为公爵之后第十九天。但是，四年后，刘伯温终没逃脱死于非命的厄运，死在李善长被灭门的十五年前。
即便官拜首相、爵封韩国公的李善长，是何等的位高权重、位极人臣、煊赫当时，到头来还是落个谋逆罪，株连全家七十余口不说，就连与之往来的一大批悍将勋臣也被逃过劫难。
朱升早早离去，于洪武三年寿终正寝。其独子朱同，在乃父死后重返朝廷，受朱元璋看重，入侍皇太子朱标左右，官至礼部右侍郎，但在洪武十八年被赐自缢。
朱同之死，传闻与蓝玉案有牵连。
《朱元璋》悍将蓝玉剧照
其实不然。
洪武十八年，蓝玉还是朱元璋非常倚重的统兵大将，不但有女儿嫁给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而做了皇帝的亲家，且连建巨功获命总管军事出任大将军，且在洪武二十一年率王师十五万攻元取得捕鱼儿海大捷，受封凉国公。
蓝玉案发，则在洪武二十六年，被朱元璋安排锦衣卫指挥蒋瓛编织了一个谋反大罪，将欲望膨胀、威胁皇权的蓝玉一干人等一网打尽。
朱同则在八年前已被处决，当时的蓝玉圣眷正隆，不可能提前有人被作为他的私党被诛杀。
而在洪武十八年三月，明王朝确实发生了一件大案，即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等吞盗官粮两千四百万担，酿成了一桩震惊朝野的贪墨窝案。审刑司吴庸奉命拷讯，将案件扩大化打击，牵涉原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
《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洪武“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权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赵瑁当时已改迁吏部，却因礼部事，被诛杀。礼部右侍郎朱同却被牵连涉案，在劫难逃。
吴庸将打击扩大化，是得到了朱元璋的指示的。
就这样，郭桓案株连甚广，涉及无辜，竟让朱元璋不得不推出替罪羊吴庸等处以极刑而求平息。但此案作为洪武四大案（其他三案为十三年之胡惟庸案、十五年之空印案、二十六年之蓝玉案）之一，载入史册，作为朱元璋血腥嗜杀的斑斑劣迹。
朱元璋给了朱同一个全尸，也算是对付了其父朱升曾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定鼎之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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