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生最晦暗的岁月，是解放后的20年。50年代，迫于政治的压力，这位名噪文坛的大作家即已放下了手中的如椽之笔。十数年的孤独、哀伤、彷徨、思考，在艺术激情宣泄方式的选择上，沈从文无奈地放弃了文学，他再度皈依了书法。“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这最终的皈依，颇为悲壮。它是沈氏才情的归宿，是沈氏生命的升华。书法，作为纯粹的“抽象的抒情”，它对生命意象的刻画、寄寓最为自由、深沉，并且咎休无虞。
可以肯定，至迟在60年代末，沈从文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书法生命。70年代的大量作品，实现了沈氏书风的升华。
沈从文书法成就最高的书体，当推章草。按，章草一体为书中阳春白雪，非积学之士，捷悟之才，不敢轻易着手。从上文所引香港曾敏之、苏州葛鸿桢所藏沈氏作品的题跋以及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文章来看，沈从文研习章草，至迟亦可追溯到30年代中期，此时，而立初度的沈从文风华正茂，在同辈青年书家中，沈从文取法之古、胆识之高，自可想见。
轻灵、隽永是沈从文书法的总体基调，这种审美风格与其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美学乐于以阴阳刚柔论艺术：雄浑、老辣、劲健、豪放、壮阔属阳刚之美；典丽、冲淡、蕴藉、飘逸、俊秀属阴柔之美。沈从文书法可归于后者。沈书风格的形成，固然与其早年的师承渊源有关，但沈氏的个人禀赋、审美趣味、艺术修养乃至生活阅历、社会际遇亦与此密不可分。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浸透着阴柔之美。——那是一种美丽的忧郁。它从何而来？《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是最真诚的夫子自道。古代贤哲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几于道。可以说，默默无声的流水就是沈氏人格的化身！走进钟灵毓秀的湘西，凝眸荒江野渡，一舟一罾、一钓一蓑，自然会令你感受到水的柔弱、水的寂寞、水的淡泊、水的温和。这些品格，在沈从文一生际遇中，似乎已升华到了某种抽象的境界：为人如是，为文如是，为学如是，为书亦复如是。
沈从文小说《边城》
二、沈从文的书法理论著述沈从文专论书法的著作计有三种：《谈写字》两篇，一作于1937年，一作于1948年，《书法发展·章草之形成》一篇，约作于1975年左右。
（一）《谈写字》涉及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1、书法价值论：20世纪30年代，书法尚未堂而皇之地列居艺术门类，其审美价值时遭怀疑、否定。因为美术史论家，在西方艺术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中国书法的对应形式。这种观念的局限，使得理论家对待书法的态度极为暧昧、轻慢甚至粗暴。郑振铎即为怀疑否定派的代表。沈从文以其深厚的书法史修养，梳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的嬗演进程，通过对书体图式“造型美”的发掘，站在东方艺术本位的立场，极力批驳了郑振铎的错误：
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字个别与群体的装饰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为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型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是艺术，另外还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惟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
沈从文章草
2、书法泛化论：“艺术泛化”（Generalization of art）是指艺术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充分融合。其中，参与人数的多寡是衡量“泛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书法具有最典型的“泛化”特征，沈从文形象地称之为“艺术玩票”。针对这一现象，沈先生毫不隐讳地批评了它的社会流弊：
书画并行，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俗书劣书，另无希望了。
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沈从文章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