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男性之间直来直往的“哥们儿情谊”，女性之间的友谊似乎总是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内容：在亲密无间的暗面，可能会滋生嫉妒、背叛、自我投射以及更多难以名状的感情。这或许和女性艰难的身份认同有关：不同于在传统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而在成长过程中充满确定性的男性，女性的一生更多地是在对自己、对他人的各种疑问与猜想中摸索：“我究竟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某种回答，从2011年开始，意大利当代作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接连出版了《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四部小说，讲述了一对女性朋友从童年直到老年、持续半个世纪的故事，由于故事发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贫困社区，这四本小说也被称作“那不勒斯四部曲”。作者自1992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就选择藏身于费兰特这一笔名背后，从未以真面目示人，关于其身份的种种猜测常年不断，但从未得到证实与承认。
至今，“那不勒斯四部曲”已经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在多国出版，四本书全部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两位主角莱农和莉拉的友谊与人生与费兰特的真实身份一样，也在全世界的读者群中掀起了经久不息的讨论和层出不穷的解读。这场席卷全球的“费兰特热”持续了数年之久，社交网络上手举费兰特小说封面拍照的活动一度如火如荼，影星詹姆斯·弗兰科也参与其中。2017年4月，费兰特出版人桑德罗·费里（Sandro Ferri）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世界范围内共售出了五六百万本。
四部曲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中文版由99读书人于2017年1月推出，至今已有1.1万读者在豆瓣评分，标记想读人数近3.7万。今年7月，终章《失踪的孩子》中文版问世，四部曲就此宣告完结，累计近1800页。
为何这两位女性的故事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群里都受到了欢迎？两位女主角的友谊和纠葛是否揭示了现今女性的生存境况？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部“女性史诗”？日前，“那不勒死四部曲”中文版责任编辑索马里、媒体人吴琦、洪鹄、乌云装扮者在单向空间展开了一场主题为“埃莱娜·费兰特：女性的起源和知识的局限”的对谈，他们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讨论了四部曲作为一种女权启蒙的角色、隐藏在莱农和莉拉友谊背后的性别差异统治，以及“起源”这一概念在费兰特作品中的重要意义。
嫉妒和怀疑：女性友谊背后的性别统治
贯穿整个“四部曲”的线索，同样也是整个故事中最吸引人、最令人痛楚的部分，就是主角莱农和莉拉的友谊。她们几乎是从同一起点开始成长的，同样栖身于充满贫穷、暴力的那不勒斯城区，在小学时代几乎以同等的聪明和尖锐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二人生活的分歧开始于初中，莉拉选择中止学业，给家中的鞋匠铺帮忙，莱农则选择了依靠老师帮忙弄来的二手课本继续求学。
贫困难遮莉拉的美丽，而莱农似乎随着青春期的身体变化而感到自卑，随之而来的是对莉拉的嫉妒——她嫉妒莉拉能够毫不费力地吸引他人（特别是男人）的注意，莉拉被几个富有的男人争抢，在十六岁那年嫁给了肉食店老板成为富太太。就连莱农剩下的唯一资本——知识——也能被莉拉天赋般的机敏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她们相互模仿也相互竞争，相互帮助也相互寄生——这样复杂的情绪被笼统地囊括在了“女性友谊”这个词语中。费兰特也曾提及，女性之间的友谊不像男性友谊那样拥有各种固定的规则（solid rules），她非常感兴趣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在好与坏的感受、依赖和叛逆、支持和背叛之间维持多久。
洪鹄认为，可以从男性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认知过程的不同来解释这一点。男性在成长过程中对于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特质大致是清晰的：一个负责的、有一定牺牲精神、能够保护他人的人。而女性的这种认知相对更加模糊，她们会倾向于在密友、老师、偶像身上寻找特质、拼贴自己希望成为的形象，因而女性友谊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帮助认知自我的功能。
然而这一功能并非莱农和莉拉友谊的全部。作为朋友，她们不仅在相互帮助，同时也在相互掠夺，窃取情感和智慧，让对方失去力量。费兰特曾在访谈中提及，在二人的关系中，莱农处于从属地位，但却在这种从属地位中得到了某种才华，这种才华让莉拉感到迷惑，同时也为之目眩。她们两人生活中的很多事件都在向读者展示“一个人是如何从另一个人那里夺取优势的”。
乌云装扮者则认为，女性之间或许需要从对方身上获得一些“确定和不确定的东西”。他将莱农比喻成一个问号，而莉拉则是一个句号：在莱农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她始终经历着怀疑，而每次遇到莉拉，这些东西都会被打破，莉拉为这些疑问带来了一个句号；同时，她会又将另一个问号抛给莱农——“莱农本身就是一个问号收集机，她在这部小说中始终带着对自己的怀疑。”
这种问号和句号的比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女性永远是抱有疑惑的一方，而男性则是更加笃定、发号施令的一方。索马里认为，某种程度上，莱农也意识到莉拉希望窃取自己的一些东西，介入她的生活。而她能够接受这一点，背后实际上存在某种性别的认同——作为同性，这种更接近于两性间权力模式的统治关系被模糊掉了。
起源与认同：逃离母亲和她所代表的故乡
《N 1》杂志的一篇书评文章也提及了这种女性之间的敌意：女性倾向于认为，另外一个女人拥有的东西是自己失去的。书评作者Denya Tortorici认为，莱农和莉拉实际上在交错地扮演对方象征意义上的母亲和女儿，她们保持距离，同时也监管彼此；当一方打破自己固有的身份角色时，会招致另一个人的敌意和妄想。
这种宛如真实母女关系一般的交锋，背后实际上是机会和阶层上的不平等。莱农的母亲曾控制不住地对她怒吼：“假如你很聪明，那也是我生的你，我和你一样聪明——假如我有你这样的机会，我也会和你做一样的事情，明白了吗？” 而意大利当时的女权运动正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以破除女性间的这种敌意，即在母亲-女儿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机会和天赋的不平等，在得到承认之后，会成为女性之间相互成就、相互发展的手段。
母亲这一形象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每个人的起源（origin）。除了莱农和莉拉的友谊之外，莱农的母亲、莱农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是费兰特着力描写的内容。莱农对母亲的描述是“一瘸一拐的”、“斜眼”、“总是怒气冲冲”，“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提到母亲，她仿佛总是带着厌恶和羞耻，甚至禁不住将母亲和自己文质彬彬又体面的老师拿来比较，进而替自己感到屈辱。
母亲对待她的方式也毫不“体面”，充满着“那个城区”的印记：辱骂、暴力和沉默。从某种意义上，莱农毕生努力就是为了逃离自己的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那个肮脏和恶俗的世界。尽管如此，在经历了母亲的垂危和去世之后，她再也没有从自己的手腕上取下过母亲的镯子。这或许正代表了莱农对自己起源的某种接受。莱农的起源不止是她的母亲，还有她成长的那不勒斯城区——无论她做过怎样的努力去逃离这个暴力、粗俗的地方，去努力获取更加高贵的知识、谈论更广阔的世界，莱农始终和她的母亲、她的社区有着紧密的关联。
相比之下，莉拉的母亲农奇亚是非常弱势、毫无影响力的——这或许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莱农和莉拉的不同。在莉拉的家庭中，她的斗争对象始终是强势的父亲和兄长，母亲只扮演了一个帮腔的角色。洪鹄认为，莉拉人生的主线就是在发动战争，她会自己制造问题然后解决它，从中得到巨大的快感。因此，她和自己的母亲、家庭、社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很深刻的情感联系。假如说莱农希望突破的局限来自她的出身，莉拉希望突破的则始终都是自我的蒙昧。
在吴琦看来，这或许可以和费兰特本人匿名写作的动机联系起来：“很多人困在自我之中，因为躯壳和自己的血肉联系变得难以摆脱，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可以到何处去，结果发现都是虚假的——费兰特做出匿名写作的选择，没有把作者的自我摆出来，这种选择连同四部曲本身也给了我们某种启发：让自我和更大的社会去碰撞，在真实的生活里去接受痛苦。”
女权启蒙：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书写女性的生活与价值
在中文版出版之初，虽然四部曲已经经历了国外市场的检验并拿到了不错的成绩，作为编辑的索马里对它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仍然心存疑虑。原因一方面在于，四部曲的核心内容是女性的友谊，以及友谊中的争夺、嫉妒、相互伤害、相互治愈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内容，这种“不戏剧化的”女性友谊在中外文学史中几乎是空白状态。因而，无论是外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要接受这样的女性文学，都存在一定难度。另一方面，她认为，“现在的流行文化工业趋势和阅读形式导致流行的女性文学中，女性的真实形象是持续被撺掇、扭曲和捏造的。女性彻底被‘性客体化’，被扭曲成为了得到男性、权力、包包、其他女性的嫉妒而存在的两性中的劣等种族。”
为何“那不勒斯四部曲”在这样看似不利的背景下依然流行了起来？在《N 1》杂志的书评中，四部曲被认为“给出了意大利的女权主义者们满意的结局”：这部作品试图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书写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及其价值。Denya Tortorici认为费兰特的小说能够让当时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清晰地呈现出来，在四部曲中，即使是最传统普通的情节，也能够为最激进的思考提供武器。
在这一重意义上，四部曲化身为了一种女权的启蒙。从内容本身来说，书中对当时意大利女权主义运动的直接描写和文本引用，实际上已经将女性和知识体系、男性、家庭等等之间的关系解释得非常尖锐。而四部曲尝试去描述的女性欲望，也不同于以往女性主义理论将男性和女性的欲望对立起来的倾向，即书中的女性并不想“像男性一样成功”，她们只想实现“她”的进步和内心深处对自我的真正认可。
Sara.R.Farris 在发表于《Viewpoint Magazine》的书评文章中指出，莉拉和莱农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到了性别的不平等：莉拉是书中首个朴素地意识到并指出男性压迫性统治的女性，同时她也勇敢地指出了性别边界的流动性。而莱农则用一种更加“书面化”的方式发现了性别的种种挑战，她援引 Carla Lonzi著名的女权文本“我呸黑格尔”（表达了对黑格尔将男女关系比作主奴关系的反感），用一种更加“知识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女权启蒙。因此，四部曲的流行或许可以归因于，它让女性从和男性一样复杂、丰富的生活经验中间，获得了一种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意识和动力，从而对性别差异造成的经验差异获得了理解。
索马里也肯定了四部曲的女权意义，她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表示，这一系列小说“用极其赤裸、坦率得近乎冒犯的语言直面了女性一生中间最重要的诸多命题：自我认同、婚姻和生育、爱情和恋爱、教育和自我实现、友谊的力量和阻碍，阐述了男性和女性对起源和出身或禀赋的超越”。此外，四部曲对女性主体性的探讨也“打破了之前文学史里陈腐而僵化的闺阁文学造成的各种成见或观念的压迫”。
她将四部曲所代表的这种女权启蒙总结为：“让每个人都能安然接受自己的skin，四部曲的女权启蒙不是一种高调的斗争，而是一种痛楚的、从自我认知开始的、经由其他女性给予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启发而抵达的启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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