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轻时，即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一个奇男子"，这令他收获了“毛奇”这一绰号。结交何奇人，任用何奇人，前提都是识人。唐太宗曾感叹：“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毛泽东也曾借白居易的诗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感慨识人之难，难在其未曾显山漏水、明珠蒙尘之时，难在知人善用，任人唯贤。
对同舟共济走过数十年风雨的老同志老战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的？他又如何做到知人善任？且看他对党内重要领导干部的评点，或可知一二。
周恩来“周公”之称，原本起源于文化界和党外人士。但“周公”之名确实是对周恩来一生伟大事业的最好的注解。周公是周朝的贤相，曹操亦曾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也十分认可这样的称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他借此点明周恩来的勤政、德政与能政，也暗中称赞了他确实具有“天下归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是对他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大公无私奉献的精神的盛赞。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行将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及了进入北平后初代领导班子的结构和人选，迟迟未能有所定论，却单单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
不同于毛泽东大开大合的领袖气质，周恩来巧妙地将中国传统古典儒士的温雅气质，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激扬飞越的气质融于一身。
毛泽东对他的性格评价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对此评语更直观的解读是：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与毛泽东迥然不同的性格气质，令他们之间的分工也截然不同。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政策提出者和制定者、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具象性代表，而周恩来是谨慎细致、夙夜在公的执行者。这是两人风雨同舟，合作共事了四十年之久的经验所在，也是周恩来对自己的定位。他认为自己亦非“帅”才。
后人将两人的无间合作评价为“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尽管周恩来性格随和，待人温文尔雅，却极富原则性。他的“虎气”与“猴气”即体现在处理事务时坚持极强原则性与灵活变通性。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即让周恩来长期主持统战和外交工作，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处处都留下了周恩来舌战群儒、折冲千里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兼任外长。
在内政上，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党政军等国家级建设，还是科教文等上层建筑领域，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得各领域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大国还是小国皆一视同仁。周恩来用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仁义包容的姿态，在关键问题上寸步不让，一点一点为新生的共和国争取来国际话语空间，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进入七十年代，共和国的初代领导人都步入了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共同经历了四十年共和国风云的老战友、老搭档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74年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在任长达二十七年后，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因身患绝症溘然长逝。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十里长街送总理。病榻上无法前往吊唁的毛泽东，听闻护士转告了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后，亦不禁沉痛落泪，久久未发一言。
毛泽东在1937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少奇在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于1923年即开始同李立三一同领导过几次举国瞩目的工人运动。30年代开始，白区工作中泛滥的左倾主义使得北方局的党组织近乎全军覆没。刘少奇被调任前往北方局后，即迅速摸清了症结所在，阻止左倾错误影响的扩大化。
他马不停蹄地为重建党组织奔忙，救援被捕的同志，重建起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毛泽东称他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北方局局势稳定后，他将此次症结进行系统性梳理，开出“药方”，归为《关于白区和党的群众工作》一文，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报告，获得了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支持。
随后他跟随中共中央建立中原局，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独当一面地在敌后开辟“小竹沟”根据地，使之成为可媲美瑞金的革命圣地；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组织重建新四军，非但使国民党消灭我军的企图受到挫败，还使之壮大成为可与八路军媲美的一支劲旅；由刘少奇领导主持，从建国前的《五四指示》起逐步完善的土改运动，更是彻底摧毁了盘踞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纵观刘少奇的在党内的历史，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亦是“一针见血”。刘少奇总能找到政务工作中的症结所在并处理，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并数次在症状扩大化后及时制止了恶化，力挽狂澜将“症状”治愈。
1963年，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原稿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毛泽东审阅后，特意提笔将刘少奇加名，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评价，是肯定了刘少奇在共产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杰出贡献，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
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建国后更是位居开国十大元帅之首。朱德性格宽和淳朴、谦逊忠厚，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政务上是著名组合，毛泽东与朱德则是军事上的“最佳拍档”。早在北洋时期，朱德就已经是国民党的准将旅长，战功无数。本可衣锦还乡，却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触动，毅然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他千里迢迢从四川远赴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陈独秀认为他是旧军阀，就借故委婉将其劝走。
陈独秀的委婉拒绝并没有熄灭朱德投身革命的热情。他转而打听到在法国有一个旅欧支部，负责人是周恩来。他立即远渡重洋动身前往法国巴黎。不料消息有误，旅欧支部已经转移到了马赛。
他又动身从巴黎前往马赛，不料周恩来赶巧去了柏林。朱德入党决心愈烈，又从法国乘车赶至柏林，终于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圆了入党梦。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这一天，朱德在久负盛名的佳宾楼设宴“款待”当地驻军的连个团长。
宴席上宾主尽欢，时间辗转到晚上9点时，忽然有一人行色慌张地前来，对宾客说一些悄悄话，临走还悄声对朱德说：“今晚恐有暴动”。朱德怕令人生疑，就没有拦着宾客。等待宾客尽数散尽后，他立即赶往总指挥部，周恩来当机立断，提前了两个小时动手。
9月初，起义军“三坝河分兵”，朱德率部仅四千余人断后。完成阻击任务后，起义军折损过半。起义军面临的情况恐怕不能再糟糕：敌军从四面来袭，粮食将尽，弹药将绝，伤员得不到很好的救治，还要越过迷瘴重重的森林……
8月底起义的将士们，在犹如火炉的南昌身着短衣短裤，可一直到10月底，也依然只能身着短衣短裤，没有很好的补给。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穷追围堵的敌军，两千余将士走得走散的散，政工干部只剩陈毅，团级干部只剩王尔琢，整支部队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剩八百余人。
朱德不勉强这些离开的将士。他认为革命事业，一要坚定，二要自愿。但他仍然鼓励剩下的将士们，举了俄国革命的例子。他说：“俄国1905年革命他们失败了，他们到1917年就成功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也将有我们的1917年。”
正是朱德不屈的信念，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面对恶劣的环境，群众可以离散，领导人却必须岿然不动。朱德刚毅如铁的信念在这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剩下的八百将士，跟随朱德一路跋涉到达江西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就在这八百人之中，诞生了日后新中国军队的奠基人：除了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还有十大元帅之三的东北战场主事者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以及开国大将之首的粟裕。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真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没有人能想到22年后，他们将亲身参与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举之中，只有一股不屈的精神支撑着他们走到井冈山，投身到救亡图存的革命事业之中。
也因此，南昌起义这天，被定为八一建军节。正是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将红军革命火种完好地保存下来，他“红军之父”之名当之无愧。
邓小平领导风格亦是气魄雄浑，敢于冒险，其高瞻远瞩之处与毛泽东颇为类似。但邓小平胆大心细，敏锐圆融，虑事周全，又与周恩来相类。他临事知其险处后善谋善断，并非全凭一腔孤勇，这一点颇受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曾提出他用人的标准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意即遇到艰险的问题之时，只有心存敬畏，才能考量周全，作出符合实际的准确判断。知险仍行的人，是有大勇。这是毛泽东在那个特殊年代提出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后来亦成为我党选拔人才的标准。
典型的人物当属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一生最强调的即是原则性。在瑞金时，邓小平就曾因坚决支持正确路线，拥护“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反对“城市中心论”，因而被撤销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党内纠错才重新恢复职务。这是他人生第一“落”。此后“三起三落”，成就了他传奇式的人生。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独具慧眼，安排邓小平与“军神”刘伯承一同率领“刘邓大军”。两人性格迥然不同，却又十分互补，十余年里一直相扶相持，成就了声名斐然的“刘邓大军”。
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南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性进攻的序幕，解放了大西南战略区。
解放后的西南地区百废待兴，民族成分复杂。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主政西南的邓小平发动群众，顺利完成了土改和其他社会改革，谨慎消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
主事西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成成渝铁路，实现西南地区与其他区的联结，大力促进贸易发展。在参加完开国大典后，邓小平又返回西南地区，和平解放了西藏。
1952年，毛泽东称邓小平“人才难得”，将他调进中央担起重责。
1956年毛泽东又将邓小平推举为中共中央，当时即评价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
1973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在十一大军区的司令面前，宣布邓小平将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对邓小平明贬实褒道：你呢，人家有些怕，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这些缺点，改一改吧。
毛泽东评价陈云，仅提笔书写了一个“能”字。然观其前后故事不难发现，这评价虽仅一字，却堪比千金。
陈云
这是借用了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引述刘备对猛将向宠的评价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陈云并非猛将，亦无文功。但其“三治通胀”的故事，直到现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尽管在财政战略层面上，毛泽东与陈云曾有过一些分歧，但他后来谈及这段功绩，也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尚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国民经济亦受到重创，物资供不应求；加上国民党撤出大陆之前，多年来一直超发法币，双重原因之下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到建国后，竟持续了十二年之久。
陈云在对实际面临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之后，相继打响了“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提出了一套“组合拳”的打法：增加物资供给、压缩需求减少货币发行，效果立竿见影。在1950年，物价已经趋于稳定。
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军费支出大幅提升。为维持物价，缓解财政压力，陈云在调查后发现粮食和棉纱两项决定着当时的物价。而当年粮食丰收，仅棉纱不足。陈云通过国营公司，统购棉纱以保证正常供给，并大力打击囤积居奇，勉力维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
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逐渐步入市场经济，陈云也因势利导，实时变通，主张利用市场机制平抑物价、整顿改革。
1956年，毛泽东推举陈云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评价陈云公道、能干、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他这个人也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很勇敢。真理还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
一个“能”字，代表了陈云平抑物价之能，稳定经济局势之能，发展国民经济之能。若说周恩来是“总理的不二人选”，那么陈云则是财政总长的不二人选。
瞿秋白是早期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革命的先驱者。
鲁迅与瞿秋白互相欣赏，他曾评价瞿秋白的文章：明白晓畅，一览无余，是真有才华。
1935年，瞿秋白被捕，抓捕他的是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十分仰慕他的文才，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应当劝降瞿秋白，并前后组织了七次劝降，瞿秋白皆一概拒绝，宁愿向屠刀走去，牺牲时年仅36岁。
在延安召开著名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前，毛泽东与萧三谈及党内文艺工作建设，感慨：若是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
瞿秋白
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毛泽东欣然为该书题词。说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老一辈革命家们各有其鲜明的性格特点，是毛泽东口中的“奇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有着各自的成就。
回顾我党百年以来走过的光辉岁月，风雨兼程之中，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们的智慧和血汗。一批批前仆后继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着革命群众，最终合力驱散了满布于天的乌云，令东方初升的太阳照耀这片沧桑大地。这得来不易的幸福，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朱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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