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学博士 马建红，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社会隔离的作用?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隔离的作用
作者：法学博士 马建红
购买并阅读余新忠教授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简称《清代》）纯属偶然。平日里比较喜欢看一些社会史文化史著述，希望搜集到一些具体生动的事例，以便丰富自己所授“中国法制史”的课堂，激发学生们的听课兴趣。
《清代》讲的是有关医学、医疗、疾疫、公共卫生、人群健康方面的历史，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绝少有人关注、却又几乎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世界。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瘟疫，这个貌似远离现代生活的一个词，却因现代社会不时出现的传染病而让我们感同身受，这本学术专著也似乎有了让更多人了解的必要。
当年非典肆虐，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不幸，它让我们更深切感受到了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要，认识到了“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但正如余新忠教授所说，“若我们还只是将疾病仅仅看作‘生物性事件’，将医学仅仅视为科学与技术，那么无论国家如何投入，专业人士怎样努力，医学恐怕都将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增益民众健康与幸福的功效，甚至还有可能制造‘病痛’和苦难”。因此，“医学人文”理应引起医学教育者、人文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笔者前几年阅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时，因为非典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记忆也开始变得模糊，所以在体会上多少有些隔膜。而今，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我们重新咀嚼这段话时，更能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
疾病与人类自身的发展一直如影随形，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给病患带来身心方面的痛苦，也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一部医疗医学的产生与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史，只是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当我们找到了战胜某种疾病的方法后，新的疾病又会产生，而且其毒性、韧性与烈性，似乎也在不断“进化”。如《清代》一书所说，清代发生的疫病主要有天花、鼠疫、霍乱、麻风病等，随着各种疫苗的发现和接种，好多疫病已经绝迹。在现代社会又有了埃博拉病毒、非典或新冠的流行，它们成了这个疫病大家族中的新成员。由此看来，人类与疾病是共同成长的，医学永远有发展和进步的空间。
与通常的疾病不同，疫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其传染与流行。余新忠教授对“疫”的含义进行了解读：疫，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民皆病也”；司马光将其释为“病流行也”；清朝学人的解释更进一步，“盖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门合户，众人均等之谓也”。可以说，疫病所到之处，一视同仁，无分贫富与贵贱，均有染疫不治的可能。因此，疫情发生前的预防十分重要，而在疫情发生后，为防止其传染扩散的“隔离”也必不可少。
在传统社会中，有效控制和隔离病人也是防止疫病扩散的主要方法。《清代》为我们梳理了古代隔离疾疫病人的历史。“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发掘地是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竹简中的“法律答问”里记载，患有疠病者有的送往“疠所”，被隔离起来。到了汉代，有在平帝时“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的记载，不仅要隔离病人，还要予以医治，这比秦时显然有了进步。在宋代，苏轼1089年在杭州为官时，捐赀创立了收养贫病的安乐病坊，其后，徽宗也诏令地方官府，要求在各郡设立安济坊，在大的安济坊设有病房，隔离病人以防传染。
到了明清两代，在这方面不仅没有什么发展，反而萎缩了，“官方极少有对疫病隔离和建立隔离场所的专门政令，官府在大疫之年设立药局医治病人的情形虽然不时可见，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不过，在现实社会中，隔离病人以防止时疫流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采取隔离措施也比以前更普遍，如“（乾隆）五十年大旱，疫疠大作，（镇江）郡守鹿公延知赈事，设粥厂四，立条约，男女异路。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给药饵，躬自检视，不以传染为嫌。”
随着隔离防疫观念的日渐普及与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一些社会或民间力量也加入进来，使疫病发生时的隔离行为不断增多，甚至到清末，上海等地的一些士绅还联合政府，自行设立了防疫医院。不过，传统社会对病人的隔离，“基本上是一种自愿的收留或收养，没有强制查验这一环节”，且由于隔离涉及的范围小，其成效自然也就要打些折扣了。
与古代社会流动性较小的特点相比，现代社会由于交通便捷和人口流动加快，使得疫病的传播更为快速和迅猛，隔离就显得尤为必要。现代社会的隔离，有政府的强制，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全力救治，更有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被隔离者也因网络等现代化设施的运用而减少了生活不便。重视民命乃医者及为政者之根本，隔离是为了人们更安全更健康的生活，这一目的古今无异，西东无异，今天的忍耐，正是为了祛除疫魔的日子尽快到来。（马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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