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楼梦》里，写宝玉挨父亲打，“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别人问为什么，“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疼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便果觉不疼了，遂得了秘方。”
可见，这手足之情，是人在这世间，遮风避雨的一把保护伞，抵御伤痛的一剂良方。
但如果兄弟阋墙，“手足眈眈小动唇舌”，甚至大动干戈，这于当事人，无疑是炼狱一场。只是这蚀骨之痛，再撕心裂肺，于外人而言，始终隔阂着一层，即使得到好心的劝慰，也终究隔靴搔痒，落不到实处。
不如不说，不如沉默，有些哀伤，被禁止表达。
2、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走，才不致击中。而老三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大家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不是普通人，他们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
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
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3、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兄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使得家中入不敷出，最后使得兄弟产生罅隙；还有人说是周氏兄弟素来不睦，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看法一致：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也声明两位兄长的失和，“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当时在上海，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
既然是家庭矛盾，再深究就没多大的意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上帝也有兄弟姐妹，也难免不生出是非让他伤神的。
4、
鲁迅和周作人，这对兄弟太不像一母同生，无论性情、相貌，还是为人处世与为文之道，都截然不同。
周作人这个人表面看上去温和，实则自负清高。而鲁迅，作为周家的长子，因父亲早逝，责任心非常重，本身个性又强，控制欲满满，在他眼里，周作人永远是小弟，需要他的保护。
周作人求学日本，鲁迅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东京，他们一起翻译，文章最后都由鲁迅修改一遍，再誊写清楚。回到北京，依然如此，即便周作人去教书，鲁迅也给他誊改讲义。甚至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翻译的小说，也都是鲁迅修改后才定稿的。
在家庭上，鲁迅更是全力帮助周作人。
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的八道湾。
八道湾的房屋高敞，宽绰而豁亮，是个被称为有“三进”的大四合院。鲁迅让兄弟住后院，因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那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此外，为了养家，鲁迅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可以说，鲁迅在周作人面前，扮演的是一个长兄如父的角色。
也正因为鲁迅在家庭事务上的大包大揽，纵容周作人养成了一身的少爷脾气。
周作人不会理财，不会过日子，但讲究生活品质。在困难时期，兀自念叨着“南豆腐”之类的吃食。有些食品北京买不到，就让香港的学生和朋友邮寄盐煎饼、茶叶、虾、咖哩粉，还有日本小吃。这不单是饿，更多的是馋，翻看他那个时期的书信，关于食品的部分，实在不少。
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
对生母如此，对国家又能如何，他后来的落水实在不足为奇。
说到底，这都是周作人的个性使然。国家，他是爱的；母亲，他也是爱的；只是，他更爱自己。
还有一件事，大概也能说明周作人的性格。
据说他家有个佣人，暗中揩油，他知道后，很生气，准备解雇此人。把人叫来后，踌躇半天，好不容易把意思说了出来。那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吓得他赶紧过去，把人家扶起来：“算了，刚才的话算我没说，不要在意。”
周作人的晚景甚是凄凉，与他的糊涂脱不了干系。鲁迅在世时说过周作人昏，他是挂念这个兄弟的，始终挂念。
但纵然，“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也敌不过晚来风急，人世沧桑这杯残酒。那颗舍不得放下的心，终究得放下。
5、
不容置疑，兄弟俩的冲突，给彼此造成了深刻的伤害。
这伤害伴随他们终生，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周作人经历了一种幻灭的悲哀，就在兄弟决裂后的几天，他为即将结集的散文《自己的园地》写序，里面有“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之语。
而鲁迅在1925年冬天写的小说《弟兄》，则是以周作人患病为素材，《野草》中的《风筝》，更是写了少年时期的自己与兄弟之间一次伤害感情的事情：他折坏了小弟弟正在糊的风筝，并踏扁了风轮，而当他成年后想请求弟弟宽恕时，弟弟却已浑然忘却——也就是说，再没有宽恕可言了，心灵的重担永远卸不掉了。
鲁迅的《伤逝》，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多年以后，周作人谈起这篇小说，却认为鲁迅是在借以伤悼兄弟的分手，认为小说中涓生的既怨又爱、既恨又悔，欲说还休的情绪其实是一种艺术变形，是鲁迅自身的情绪体验。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周作人的曲解，是他自作多情，但联系他俩的身世，我们不能低估失和对两人心灵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
他们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末的翰林院庶吉士，周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称为“新台门“。台门人聚族而居，人多势众。周福清在一本家庭教育的读本中追述过周家的光荣历史，说周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发达。到了乾隆时期，已有老七房小七房，田产超过万亩，当铺就有十几所，后代不知节俭，到了周福清这一代，退回到了小康水平。但在绍兴地区，周家还是”台门货“，生来是要读书做官的。
然而，周福清的官运并不亨通，作知县被免，后来又因为帮亲戚行贿考官获罪被判死刑。周家卖地营救，家道彻底败落。鲁迅的父亲，因病早早离世，丢下孤儿寡母。
他们兄弟俩，在幼年之际就体验了盛衰兴亡，尝到了世态炎凉。对他们而言，手足之情，当时看似坚不可摧的手足之情，可能是兄弟俩风雨飘摇中的唯一依靠。
6、
1936年10月19日清晨，天还没亮，鲁迅不敌病魔，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五十五岁。周作人寿享比鲁迅多二十多年，扎扎实实多读了二十几年的书，多经历了二十几年的世事。
晚年的周作人，入了定，摸出了一些真意，下笔处自有他兄长不及之处。鲁迅，走入文坛时，已是中年，他似乎一出生，就是中年，挑起了一个家庭的苦难，更挑起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他似乎从未年少过，他的少年在他的文学记忆中，跟闰土在一起，跟故乡的明月在一起。
但他似乎也从未老去，他没有来得及老去，那个时代不允许他老去。他敞开自己的灵魂面向一个个黑夜，发出一声声呐喊。出版《呐喊》时，他快四十岁了，不折不扣的中年人。
他的兄弟，周作人，虽然坐过监狱，挨过批斗，倒也从容老去。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文字向这个世界展示了一个人老去时，他的平和、安详、家常和世俗。
能从容老去的人生，到底是值得回味的。1967年5月6日傍晚，夜幕渐渐降临，周作人也死了，终年八十二岁。他曾经写过一首《八十自笑诗》：“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鲁迅只用几百字描述过的百草园，他用了七万字，这是他们共同的生命乐园。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里，他一定回到了童年，跟兄长一起，在园子里掏鸟雀、抓蟋蟀，挖何首乌……
那时，鲁迅还不是鲁迅，他也还不是知堂。他们，只是手足，只是兄弟。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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