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秦汉之后第二个建立了完整体系的帝国，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北魏的积累密切相关，若无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令”，后来的府兵制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若无府兵制，西魏、北周绝无可能敌过拥有富饶黄河中下游的北齐，更无可能统一北方，隋唐帝国也就无从谈起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孝文帝激进的迁都汉化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条外族与汉人融合的新道路，虽然埋下了分裂的隐患，但却为后世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一切背后的深意到底是什么呢？
“均田令”解决土地分配北魏统治中原后，底层的经济体系迅速从游牧向农耕过渡。推动北魏经济体系农业化的重要历史事件，是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颁布的“均田令”。拓跋氏虽然在长城北部生活了很长时间，在农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统治中原的时候，由于不理解汉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对统治汉人还是一筹莫展。
孝文帝拓跋宏画像
据史料记载，拓跋氏初入中原时，就“驱夏人为肉篱”，即将汉人作为战场上的人肉护盾。他们认为汉人的作用无非就是在战场上筑起“肉篱笆”。“均田令”改变了外族对汉人的基本态度，开始将其用于农业生产。
拓跋宏所制定的如此高瞻远瞩的制度必然需要大量前提，朝廷一定要深刻地了解农业的生产形式，其次还要对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同时还要了解当时的土地分配状况。
北魏武士立像
“均田令”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按口授田”，凡是朝廷的百姓，都有授田的权利。十五岁以上男子，政府给予“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则是“露田”二十亩，没有“桑田”。“露田”赋予土地使用权，人死后土地归还给国家；而“桑田”是“永业田”，属于私人，可以买卖。人们得到土地，也有相应的责任，用劳动所得来缴纳田赋，用布匹来缴纳户调，还要用劳动力为朝廷提供力役。
古代农耕场景
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项政策，但背后的思想却相当复杂。孝文帝之所以能实行“按口授田”，就是因为北方土地辽阔，人口稀少，而这一点也是拓跋氏统治中原后，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拓跋氏统治时期，为了保持与在塞外一样的机动能力，占据了大量的农田用来狩猎和放牧，继续训练战马。更早的原因是由于汉末开始的长期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口死亡或迁移。
只有在土地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国家才能进行土地分配。“均田令”的背后的深谋远虑，不是实行“打地主、分田地”，而是分荒地。“均田令”并没有涉及到土地的再分配，这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
北魏统一北方之战
土地问题历来是最棘手的问题，没有几个政权能承受得起土地再分配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朝廷的干预力度很小，王莽极力提倡“王田”，利用朝廷的权力进行“限田”，激起了强大的反抗浪潮，最终导致了新朝的覆灭。
“均田令”避免了土地再分配，实行起来也比较宽松。把“宽乡”与“狭乡”分开，地广人稀的地方就是“宽乡”，相反的就是“狭乡”。“宽乡”通常农业条件差，愿意在这里定居的人可以分到更多的田地，有些地方可以分到两倍或三倍，农民可以实行休耕和轮种。“狭乡”的情况正好相反，没有大量的荒地来分配，因此，政府只给“露田”，而不给“桑田”。
王莽画像
这种方式虽然不会影响到豪族大地主的原有土地，却会对他们的势力构成威胁，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朝廷给所有人土地就能吸引部曲和佃客，让他们从原来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到官府领取田地，成为朝廷编户，而不是大户人家的奴隶。
为此，“均田令”专门制定了“奴婢授田”的政策，奴隶虽然不是自由民，但也可以得到“露田”。不自由的奴隶自然无法掌控土地，只能把土地交给豪族，显然是朝廷对豪族的一种补偿，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来，反对“均田令”的豪族就会少一些。
“立三长”完善人口普查仅仅是土地的分配，还不足以让一切井然有序，还需要配套的措施来保证。
太和十年（486年）出台了两项配套措施，一项是“立三长”，设立党长、里长、邻长。五户为一邻，二十五户为一里，一百二十五户为一党。目的是以土地为基础重新构建社区，并建立社区管理机制。“三长”的工作主要是对户口进行重新统计。如果缺少户口资料和社区的组织与管理，“均田”的政策将无法执行。
另一项是“新户调制”，即户调标准大幅下调。原来一户要承担五匹绢和两担粟，而新的规定则是两匹绢和一担粟。减轻了负担，让依附大地主的农民，更加愿意接受国家的授田。
宋、魏时期全图
在“均田令”颁布（485年）的时候，北魏的户调还不到二百万户，三十五年后朝廷掌握的户数已经超过了五百万。这并不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因为授田使农民从国家看不到、不能控制的地方被拉了回来。
“均田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掌握更多人口。三十年间，自耕农的人数成倍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随之增加，这一趋势从量变到质变，最终改变了北魏社会的格局。
最基本的变化是拓跋政权原来只是在战争中利用汉人作为“肉篱”，现在他们发现，活着的汉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五百余万户农民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因此，北魏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也与日俱增。
迁都洛阳孝文帝现在已经准备好实施他的下一项重要战略：迁都。
北魏的国都平城，位于北部草原与农业的交界处。孝文帝于494年将首都从平城移至洛阳。迁都肯定是有很多因素的考量，“迁都”与“均田令”对北魏政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表明北魏对中原的农业日益依赖。
柔然等部示意图
首先是出于军事原因。拓跋氏南下，柔然在北方草原兴起，世祖伐柔然未成，只能依靠长城防守。拓跋氏的实力越弱，柔然的实力也就越强，这对平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经济原因也不可忽略，拓跋氏定都平城后，许多人都来到周边一带生活，但平城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扩张，孝文帝即位之前，平城发生了数次粮食危机。
一方面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提高了。孝文帝时期，朝廷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车从南方运送粮草，使得国家的负担变得愈加沉重，孝文帝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迁都一事。
今日平城
除军事、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也有文化的原因。孝文帝最早的选择不是洛阳，而是曹魏定都的邺城（河北临漳）。邺城位于洛阳以北，其周边的农业生产条件也较洛阳优越。自汉末开始，洛阳屡遭战火蹂躏，经济难以恢复。因此，仅就军事、经济而言，邺城的建都条件优于洛阳。
孝文帝在邺城修建到一半的时候却改为定都洛阳，推动这种变化的是文化因素。拓跋宏认为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鲜卑人首领，而是一个中国皇帝，有了统治北方的决心。
孝文帝迁都
“名不正则言不顺”，拓跋宏一门心思要去洛阳，因为那里是历代帝王的居住地。他知道鲜卑人中，肯定有不少人不愿意南下，所以他率领大军南征南朝，让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将士们开始犹豫，劝说拓跋宏不要再去南方了。拓跋宏装作不情愿的样子，正好在洛阳停了下来。
既然是在南征，为了维护颜面，不能让军队返回平城，正好决定留在洛阳。拓跋宏很清楚，留在平城会被鲜卑人的传统势力所束缚，他也知道迁都洛阳会引起很大的反抗，所以他一边修建邺城，一边将军队从平城调离，为迁都洛阳创造了有利条件。
激进的全盘汉化迁都洛阳以后，他的政策取向十分明确，手段也十分强硬。他要迅速汉化鲜卑，与新统治地区的汉人建立联系。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禁胡语”，也有“禁胡服”。“禁胡服”不但禁止鲜卑服饰，也禁止其他各民族服饰。从视觉到听觉，都是北魏王朝汉化的表现。
北魏出行阵俑
改姓和改语言有很大关系，因为“胡姓”实在是太显眼了，一直以来都是汉人区别和歧视胡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改姓，他们就不会受到汉人的尊敬。
“拓跋”是胡语的发音，他下诏说：“万物之元”是“土”，所有的生命都是从“土”中衍生出来的，于是，他的姓就变成了“元”，拓跋宏变成了“元宏”，“拓跋魏”就变成了“元魏”。圣旨上写得很清楚，“姓或重复，皆改之”，只要不是单姓就得改，复姓显然与汉人的习惯不符。
诏书上还说“魏之先”是“黄帝”之后，即把中原黄帝视为鲜卑始祖，这是一种极端的改革，目的是彻底改造鲜卑民族认同感。
北魏洛阳城示意图
语言、服饰、姓氏，接下来是官制，按照西晋的制度将北魏的官职名称全部汉化。其次是制定《魏律》，废除了许多传统的刑罚。《魏律》对《唐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隋唐王朝从北朝继承的一个重要元素。
孝文帝改革最深的应该是“宗庙郊祭”，因为这关系到祖先的身份，“西郊祀天”是鲜卑族的一种传统习俗，但孝文帝却毫不留情地废除了“西郊祀天”，也就是抛弃了民族的信仰根基，取而代之的是“宗庙”和“太庙”。
鲜卑服陶佣
这种剧烈的变革，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这是孝文帝早就料到的。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汉化的反对者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的儿子，太子元恂，对汉化的反抗传播开来，不愿意汉化的世家大族纷纷向太子靠拢，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元恂不喜欢汉人，也不适应南方的天气，他一直想回到北方。有一次，孝文帝到嵩山祭拜，太子留守洛阳，而元恂利用这个机会将支持汉化的高道悦杀死，然后率军返回平城。
北魏明堂公园
这其中的意思很明显，太子不仅放弃了父皇交给他的任务，还去了北方的故都。孝文帝下旨，言词极为严苛，废了太子，然后赐死了他。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失败的政变。穆泰和陆叡在元恂败亡后，想要在平城拥立新皇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孝文帝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了“外国人”，而一个“外国人”不能成为拓跋氏的领袖。后来穆泰与陆叡的叛乱被平息，拓跋氏内部才恢复和平秩序。
摸索新模式这一切，都是孝文帝为了汉化而付出的代价，失去了太子，甚至差点失去了皇位。那么孝文帝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他得到了北方大族的支持。假如元宏原本是一个汉人，他以武力在北方建立了政权，可以对北方世家大族进行统治；世家大族虽然不敢作对，表面上和颜悦色，但实际上是不会真正合作。
北魏贵族出行图
但元宏不是汉人，他在洛阳的做法获得了汉人的认可，让世家大族对他的态度大为改观。元宏和他的兄弟都与北方大族联姻，其中有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各大家族忌惮于鲜卑人的实力，所以并不反对与北魏皇室联姻。
元宏在与世家大族联姻的过程中，模仿汉人的门第架构，建立了鲜卑的贵族体系。他提出“自定姓族”的要求，区分出贵族和寒门，“鲜卑八姓”优先成立“姓族”。人才选用都用姓族来选拔。只有“姓族”的后代才能坐上要职，不属于“姓族”的人只能在下层任职。
“鲜卑八姓”虽然是贵族，但在传统的鲜卑社会中，他们与其他家族的差距并不大，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垄断官员的晋升。汉人的门第则是由家族发展起来的，当家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为了利益，就会慢慢蚕食朝廷的力量，甚至垄断和排斥其他人。
鲜卑姓氏汉化表
对比一下历史，元宏的行为很古怪，“取才”的范围被刻意压缩，只允许从这些“姓族”中“取才”。这样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取才”的初衷，“取才”的关键不是要挑选人才，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吗？但这个体系首先要考虑的是出身，只有少数的“才”才能被认可。
这种做法和制度很奇怪，但却对北魏政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从此之后，鲜卑人也有了明确的门第区分，可以与汉人的门第匹配。也就是说，元宏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创造出鲜卑人的上层社会，这个社会可以“门当户对”地去和汉人的上层社会交流互动，于是借由阶层融合产生了一个跨越民族界限的新团体，他们是这个政权最主要的支持力量。
北魏漆画
新的门第既有鲜卑也有汉人，门第鲜卑与门第汉人的关系，迅速地超过了与非门第鲜卑之间的关系。门第汉人和寒族汉人的联系，也远不如门第汉人和门第鲜卑那么紧密。
能构思出如此规模庞大、具有革命性的政策，其个性必定是极其刚烈的，而且政策还能落实下去，说明他的性格也有缜密的一面，这是一种罕见的领袖气质。
从这一政策的后果来看，很多人对孝文帝的评价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不是他制定了那么多激烈的政策，北魏的统治可能就会更长久一些，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孝文帝让中原的汉人文化得以延续，大大降低了异族入侵中原对汉人的影响，摸索出一套外族与汉人融合的新模式，为后世国家建立了稳定的生产和资源配置体系。虽然为北魏的分崩离析埋下了伏笔，但同时也为隋唐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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