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隔离戒毒所，吸毒者摆脱毒瘾的最后依靠。即使全世界都放弃了他们，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的民警们也不能放弃，这是职责。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不管进来多少次，我们都要全力去帮助她们”。朱明明是河南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队长，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在戒毒所从2007年至今，已工作15年，朱明明见过各种被毒品摧残的人和被毒品毁掉的家庭，提到毒品，她只有一个字，就是“恨”。
她恨毒品，却无法对吸毒者心狠。
这源于戒毒所民警的责任，也源自其他一些东西。用朱明明自己的话说，她们这些在高墙里工作的民警不仅仅是警察，更多时候，是医生、老师——
她是所有人心中的一根“刺”白小雨，16岁，“毒龄”3年，戒毒所里年龄最小的戒毒人员。
“她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无论过去多久，朱明明都无法忘记那个面容清秀的少女。
白小雨四岁时，父母离婚，将她送到了乡下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养。两年后，养父母生了个儿子，从此将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对白小雨越来越不管不问。亲情的缺失，成了白小雨成长路上挥之不去的伤痛，她没有念完初中，便早早辍学，最终染上毒品。养父母知道白小雨吸毒后，彻底将她赶出家门。
被送到强制隔离戒毒所，白小雨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沉默寡言，却又敌视和戒备着所有人，常会因一点小事冲着别人大吵大闹。
朱明明每次都是拍拍她的肩膀，轻声说“下次别这样了，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她知道，乖戾叛逆不过是为了保护脆弱敏感的内心，白小雨需要约束和管教，但她更需要的，是爱。
“你给她一些温暖，让她感觉到，慢慢地，她就会改变了。”
包容和接纳的背后，是白小雨一点一滴融化的内心，终于有一天，她在朱明明面前落泪了：“朱警官，我还可以重新开始吗？”
重新开始，这四个字无论对谁而言都是沉重的。朱明明想做的，“不仅仅是要帮她戒毒，还要给她开启新的人生可能性”——帮她找回父母，找回缺失已久的父爱母爱。
白小雨对父母的印象却是早就模糊了，只记得曾经的家是在某市一个棉花厂的家属院。凭着这段残存的记忆，朱明明和同事们来到当地，联系社区、派出所，一家一家地找，一次次地打听，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找到了。
可是第一次上门，就被赶了出来。
“我没有什么女儿，更不认识吸毒的人，你们找错了，下次别来了！”小雨的妈妈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对于朱明明的出现，表现得很是抗拒。
回到戒毒所的朱明明，没敢将实情告诉白小雨，而是拿出DV，希望能用小雨的视频唤回缺失的母爱。“小雨，我们找到你妈妈了，你录个视频，将你想说的话告诉她，我们带着视频去找她，好不好？”
白小雨面对镜头，一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妈妈我错了，我很想你，我一定会改的……”
朱明明和现场其他人红着眼睛背过身去，有的人已经开始偷偷抹眼泪。
第二次去，小雨母亲直接连话都不愿意多说，见到是朱明明她们，“砰”地一声就把刚打开的门关上了。
朱明明和同事们没有离开，在门口等了下去。
一个小时后，门开了，朱明明一把拦住了正要出门的小雨母亲，递过DV：“孩子想对你说的话，都在这里面，看一眼吧。”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不管怎么样，都要带小雨妈妈去看小雨一次。”朱明明说，她的身上寄托着白小雨唯一的希望。
三天后，小雨妈妈来到探访室，探望白小雨。十多分钟的会见，白小雨哭了好几次，出来后，她红肿着眼睛，脸上却一直带着笑：“朱警官，谢谢你们。”
白小雨等到了苦尽甘来。不仅是母亲愿意接纳她，母亲新组建的家庭也愿意接受她。探望结束时，一同来的继父告诉白小雨：“等你从戒毒所出来，咱就回家！”
白小雨出去那天，她拉着母亲的手，喊了声“妈”，突然又转过头，对继父喊了声：“爸！”一瞬间，男人热泪盈眶，一家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那天在现场，朱明明和同事们也在落泪，她们心里的“褶子”，终于舒展开了。
有时候，职责使命并不足以囊括一个职业的全部。朱明明说，戒毒所民警就是一个“需要格外耐心、温情和爱的职业”。
“她的命就在我的手里”强戒所的工作单调，但对民警们的专业要求却是极高。
与这些要求相比，“日常中的关心和帮助，只是最基本的”。例如对临时突发状况的处置，就是戒毒所民警的一项必备技能。
朱明明说，其中最常见的是吸毒人员突发急病——由于毒品的侵蚀，很多吸毒人员的身体早已是一副空壳。
“朱队，不好啦，赵芹晕倒啦！”一个冬天的夜里，正是戒毒人员们的洗漱时间，值班室的朱明明突然就听到赵芹晕倒的消息。
进去一看，年近六旬的赵芹已经倒在了地上，意识模糊，满头大汗，手脚不停在抽搐。见情况严重，不及多想，朱明明往她嘴里塞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后，立刻背起她往医院冲。
没想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赵芹就开始了喷射性呕吐。
酸臭的味道不停往朱明明鼻子里钻，趴在自己身后的赵芹则根本控制不住，不停地吐，不一会儿，两个人衣服上就全是呕吐物，送到医院时，朱明明的后背已是黏湿一片。
“你别害怕，咱们已经到医院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一直在你身边。”朱明明握住赵芹的手，一边给她擦拭，一边配合着医生的抢救。
其他同事们带着干净的换洗衣服来到医院时，朱明明依然不肯离开：“我已经在这了，就不要折腾其他人了。”
不知过了多久，昏迷不醒的赵芹似乎开始好转了，之前僵硬的身体也不再一直紧绷，第二天醒来时发现，朱明明那只一直握着她的手，始终没有松开。
一个星期后，朱明明和往常一样在大队值班，赵芹突然走了过来，冲她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朱明明吓了一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眼含热泪的赵芹握住了手：“虽然我当时睁不开眼，也说不成话，但我知道，发病那天你就在我身边。我听到你给我说的话，就觉得特别心安，觉得肯定是在全力地救我。”
值班台前，赵芹佝偻着身子，一边说一边哭，将朱明明的手握得紧紧的，不肯松开。
“其实所里每个干警多多少少都做过这样的事，你没有时间思考，那一刻，她的命就在你手里。”
朱明明说，当时她只想救人，看过了太多毒品造就的悲惨人生，总会本能地去全力帮助每一个“有可能的人”。
看到她时，民警几乎是崩溃的强戒所里工作的民警常常有种“挫败感”。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是两年，当看到戒毒者“二进宫”时，往往会让民警觉得自己两年来所有的努力和付出全都白费了。
“许警官，我对不起你……”登记信息时，民警小许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看清来人是谁，小许几乎是崩溃的。这个人叫王玲，出去才刚刚四个月。离开那天，小许亲自将她送出大门。
在王玲身上，小许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跟她一次次的谈心交心，帮她和家人联系恢复感情，跑到当地社区帮她找工作……
没想到这么快，王玲就去而复返。
王玲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她自己带着孩子，还染上了毒瘾。她曾经因为在外面吸毒被抓，三岁的孩子独自在家哭了一天一夜，后来邻居发现后报了警，孩子才被送到了福利院。王玲被拘留15天出来以后，到福利院时，孩子全身脏兮兮的，还穿着王玲离开时的单衣，因为天气转冷没有衣服换，被冻得嘴唇发紫，不停地流鼻涕。
“为了孩子，我一定重新做人，好好戒毒。”第一次进来，王玲痛哭流涕讲述了这段故事。
小许是朱明明的徒弟，她清晰记得王玲当时哭泣的脸。她很挫败，甚至有些寒心：近乎两年的付出，没有撑过半年的时间。如果是这样，这份工作的意义在哪呢？
这一切，朱明明都看在眼里。
忙完手头的工作，她首先找到了王玲：“你的孩子怎么样，为什么又进来了呢？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王玲低下头，眼眶又开始泛红。上次出去后，王玲在小许的帮助下找了一份超市的工作，婆婆见她痛改前非，戒掉了毒品，也从老家赶来，帮忙带孩子。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可是突然有一天，超市的主管不知从哪听到了她曾经吸过毒的事，直接就将王玲开除了。
因为这件事，王玲和主管大吵了一架，最终离开了超市。回家后，王玲心情很糟，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又和婆婆吵了起来。走出家门，她躲进宾馆，再次想起了毒品……
“朱警官，像我这种人，只要一朝吸毒，是不是就终身就被贴上了标签，社会永远都不接纳？”王玲哭得很伤心，浑身都在颤抖：“我知道让许警官失望了，之前在所里，她对我最好，待我就像亲姐妹……”
朱明明看着她，问出了和之前一样的那个问题：“这一次，你还是真心想戒吗？”
王玲哽咽着点了点头，泣不成声。
“很多入职不久的干警，都会产生错觉，认为戒毒人员复吸，是对自己工作的否定。其实不是的，她们之所以走上吸毒的道路，绝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不管进来多少次，我们都要全力去帮助她们。”
理想不应被现实击垮，现实也不能被不切实际地扭曲。那天晚上，朱明明和小许聊了很久，关于工作的意义，关于值不值得。
“戒毒的戒毒人员们从这里出去，能坚持六个月不吸，我们的工作就有六个月的效果，能坚持一年，我们的工作就有一年的效果，那就比上一次更进步一点啊。也可能有些人进来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都有啊，但是每次的时间线在拉长，这就是我们的成绩。”
在强戒所，有一门课，叫做挫折教育。课堂上，会预设出去的吸毒人员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而事实上，回到社会，她们还是很难重新融入。戒毒所不是“万能”的，戒毒所民警的工作也不会一劳永逸，他们帮助戒毒人员培育起希望的种子，而有些坎儿，终究只能由戒毒人员自己迈过。
两年后，王玲第二次离开了强戒所，从此再没回来。
2022年，朱明明被中央政法委表彰为“双百政法英模”。她笑着说，“我其实也常会想象，有一天所有毒贩都被一网打尽，所有毒品都被全部销毁，那该有多好……”
（文中戒毒人员均为化名）
鸣谢：河南省委政法委
河南省司法厅、河南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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