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估衣，就是旧时在街面上或庙会集市上售卖旧衣服的一个行当。这又分为估衣铺和估衣摊。估衣铺自然是有固定的店铺，但按估衣行的规矩，即使有铺面，也不在屋内买卖。而是在门外支棚设摊，将货摊出来，由伙计逐件折腾来折腾去地吆喝着卖。
估衣行的光顾者主要是贫困百姓，家里开支紧张，只能顾着吃，做新衣少，但又要出门办事，亲朋往来走人家，也不能失去体面，就买一件七八成新的估衣当作出门的“礼服”，那也美滋滋的了。
估衣行的货源来自多方面，但主要是来自各大当铺。旧时，当在当铺的衣物，如果到期不赎回，即由当铺处理，叫“死号”。那时的当铺，每月都要将大批“死号”的衣服，定期公开拍卖，各估衣铺的人都聚集在当铺里。其数量是以“包”计算。每包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多可达几十件，少也有十几件，新旧混杂搭配，不得挑选，也不能退货。此种拍卖方式，行话叫“拉柳子”。还有一种是由小贩收购去世人的衣服（丧家急于处理），再转手卖给估衣铺。当然也有暗地收购盗贼的赃物，价钱自然压得很低，可谓一本万利。
街头卖估衣的人利牙灵齿，全凭一张嘴，其吆喝声抑扬顿挫，还十分悦耳。摊主一般是两人搭伙，周围还有一些雇请的“托”。这两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眼睛也很厉害，富有敏锐的观察力，根据顾客的神态就能分辨出是来买衣服还是看热闹的，而且能够件件物适其主。
当然，他们也是“撒谎大王”，故意先把价钱开高，然后慢慢与你还价。先是八折，最后可变成五折。若是还价再低，就装模作样将货物收起来，以示不够本钱。如果顾客转身离开，他必再往回叫，仍然乞求对方加价，若对方还是不加价，他也肯卖。
汉口的估衣业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黄陂帮在黄陂街经营，大约有十余家。当时资金较雄厚的有郑复茂、罗正记、王裕太、鄢协记等。郑复茂字号开有两家估衣铺，由郑德周、郑德炘兄弟经营。1931年武汉发大水，不少铺子淹得一塌糊涂，估衣铺也倒闭一片。
过了水灾这道关，到20世纪40年代，估衣业又在黄陂帮的手上东山再起，一些店由黄陂街转到民权路和三民路一带。到抗战胜利后，已发展到数十家。当时三民路由武汉市第九小学（今六渡桥小学）到铜人像，民权路由铜人像到花楼街一条边都是估衣行，被称为“估衣一条街”。当时比较有规模的店有汉广发、华兴永、华丰永、天成、王益太、鸿章、鸿成永、信大、陶德记等。在行业中较有影响的有丁丹卿、李云祥、王伯田、傅运鸿等，其中，丁丹卿是华兴永店的店主，读过一些古书，爱咬文嚼字，在行业中以儒秀自居。
为什么估衣业峰回路转呢？说来，估衣业开始以经营旧衣为主，也兼营新服装。当时衣服的款式主要是长袍大褂，还有不少绸缎呢绒和贵重皮毛等。新服装来源于“新货帮”。新货帮也是由黄陂人在长堤街大火路、燕山巷一带经营的。他们将服装制好后批发给估衣铺，自己不搞零售。
后来随社会发展，人们的衣着服饰也有变化，估衣业也随之而变。估衣业有两类，一类为西服店，专门经营毛料西服和呢绒大衣，如天成、鸿章、鸿成永等店，另一类仍以估衣为主，兼营西服。西服的货源一部分来源于社会、门市收购，一部分自购原料，雇请裁剪师傅在店内制作。
到了武汉解放后，服装式样因社会的变迁，长袍大褂成了历史遗物，毛料西服和呢绒大衣也不敢穿，那是资本家的形象，社会上普遍穿咔叽布的“解放装”。因此估衣这个行业没有了市场，日趋没落，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完全退出市场，整个行业都实行关停并转，大部分合并于百货业。六渡桥铜人像至民权路一带后来的百货服装小店特别多，就是江汉区百货公司也设在这里。至此，汉口估衣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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