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奎
2022年12月31日是周末月末年末，正在想如何与阴霾告别，中午1点16分却接到了令人心碎的消息——我们敬重的叶上雄先生与世长辞。在过去一年，先生健康状态下降明显，但得到消息时还是感到突然：1月前，先生还在电话中关心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的发展；正在想疫情稳定后尽快看望先生。平时没有写过纪念性文字，总感觉文字难以充分表达所思、所感、所想。但，先生的辞世让人思绪良多，情绪难平，忍不住回想起与先生20年交往的点点滴滴，追忆在先生身上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和文化感召。
初识先生
2002年5月，是我硕士生毕业的时刻。当年，我是四川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首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答辩细节已经模糊，但印象特别清晰的是，学校为我们组织了不亚于博士论文答辩的规格，答辩委员会成员包括先生、查有梁、顾美玲、刘世民等老师，先生任主席。此前，我知道查老师是全国知名且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不熟悉先生，但看到先生任主席，大家都表现出敬重时，我立刻感受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2个硕士生的论文答辩持续了整整半天。先生对答辩高度重视，极为认真，事先仔细阅读了文本并做了详尽批注；答辩中对论文的问题针对性、谋篇布局、概念界定、逻辑推演和数据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性意见。于我而言，这次答辩既是难得的受教育过程，也使我有幸与先生相识，向先生拜学请业。
答辩结束后，我到了毕业求职的关键期。当时，有3个选择：或留四川师范大学，或到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或到四川教育学院。前面两个单位需要等待，当想到可以与先生成为同事时，我感到特别激动，没有任何犹豫，毅然选择了四川教育学院。在过去20年里，先生成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生导师、学术导师，在求学和工作的重要时刻，先生都为我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前进动力。先生垂范历历在目，先生教诲犹萦在心。
为人与为学
先生为人光明磊落。先生出生于成都、成长于成都、大学就读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为什么有20年民族地区的工作经历？1958年大学毕业之际，正处于反右扩大化开始，先生所在班上划分了3个右派学生指标，先生是团支部书记，觉得有个同学被划为右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仗义执言，坚决反对，结果自己被认定为“右倾温情主义”，被“动员”到凉山州支教。从昭觉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到凉山专科学校，再到雷波中学，从22岁到42岁。在此期间，先生遭遇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困境。但是，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包括在接受批判的时候，先生不苟且于个人私利，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先生躬耕教学实践，潜心治学。先生本科毕业后，没有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也没有进修访学的机会，20年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专学校和中学，其中不少时间还在接受批判，回成都后主要任职于专科学校和成人本科学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先生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都希望先生能够加盟。先生认为，教育学院以教学为主，并不是说不要科研，教学与研究相互依托，要提高教学水平，就要在学术研究上回应教育的发展变革，不断思考新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来，先生立足于教育改革和学科发展前沿，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等杂志发表90多篇论文，得到学界的积极评价。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倾注了大量精力进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深刻的教育思想，但当时只有《陶行知全集》，陶行知教育思想都是分散在他的每一次讲演、文章、甚至他作的诗歌、歌曲，由于后世缺乏系统梳理，尚不成体系，亟待研究。先生为此倾费心血，对陶行知先生的思想进行梳理与研究，所成《生活教育十讲》，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先生主张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认为编订教材是融合教学与研究的关键，既要在学理上充分研究，又要直接适应教学实践。从教材纲要审定到具体内容及字句表达，先生事无巨细、全心全意。毕生所成《中学教育学》《教育学专题》《教育学（教育干部学习用书）》等教材19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中学教育学》发行80多万册，研究成果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四川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先生从未放弃学术研究的执着，基于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投入到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
授业与传道
先生认为，只有对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理解透彻，才能从整体上思考，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透过纷繁的教育现象，把握教育的方向。先生在教学中花大量时间让学生掌握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现实的教育问题去阐述教育的基本理论，以教育的基本理论去解释现实的教育改革。先生注重启发式教学，尽量与学生交流互动。讨论问题时，先请大家说一说；比较重大的问题，先出题目，请学生讨论。在讨论前，要求每个人准备发言提纲，先生在前一天晚上把提纲收起来认真批阅，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先生从来一丝不苟。先生对教育的热爱，对学生的关怀，对教学的严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在先生身上强烈感受到师者的博爱与严谨。
入职四川教育学院后，先生的引导让我迈步踏上教育学术研究的道路。先生教导：学术研究需要坚定的立场，明确的观点，不要跟风，不怕别人“贴标签”，要在严格的逻辑推论中表达学术观点。2000年以后，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学界出现了种种似是而非、貌似“革命”的理论主张，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反思，例如，完成论文《教师主导能“ 消解 ”吗 —— 关于教师的角色地位、作用及师生关系的讨论 》（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先生认为，年轻人要增强学术自信，先生引导我关注石中英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载《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指导我完成《我国教育学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与石中英先生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商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全文转载）。先生引导我思考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启发我完成《略论高等教育中的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先生在教育学术中的价值理性和坚定主张对于我的影响是醍醐灌顶、受用终生的。
先生始终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总是鼓励年轻教师永不停止进取的步伐。先生之所以对石中英的学术论文保持关注，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济先生曾经推荐石中英专门拜访先生请教陶行知教育思想。
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先生不断提醒：既要脚踏实地，也要登高望远，热心推荐我拜访华东师范大学的瞿葆奎先生。在与年轻人的学术交往中，先生总是站在时代需要的高度，基于严密的学术推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整体分析和重点把握相结合，不断提醒我要：立意高远、思维严谨、论证有力、表达精准。先生与人的合作研究属于真正意义上学术合作，没有一丝一毫对他人科研成果的“侵占”。实事求是地说，论文《我国教育学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与石中英先生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商榷》《略论高等教育中的问题研究》是先生指导我研究的成果，但是，先生因为没有直接参与写作，就坚决反对署名，第二作者也不行。
立行与立德
先生于1986年调入四川教育学院，1989年开始担任教育系主任。此前，学校只有专科教育，在先生的倾力组织下，学院筹划建设本科，制定本科教学课程方案和教学大纲，开启了教育学本科教学的历史。后来，2012年四川教育学院转型成都师范学院，现已完成小学教育、心理学专业认证，回望历史，先生实有奠基之功。八九十年代是全国教师队伍快速转型提升时期，四川教育学院的主要工作是师训、干训。1990年，国家教委正式部署开展全国百万中小学校长的岗位培训。在先生的推动下，四川教育学院在全国率先开始岗位培训班，受到教育部表彰，向全国各省市推广。
先生在学会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受聘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学术顾问，任四川省教育学会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副理事长、第四届理事长（1988年到2020年），系统思考了专业委员会的性质、特征、任务作用，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将会风凝练为 “方向正确、求真务实、平等互敬、活泼有序、激励创新”。
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却比多数共产党员更自觉地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将个人奋斗融入到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中，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和政协作为资政建言、社会服务的重要支点。先生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川省委第三届副主委，民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四川省政协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常委，四川省政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在政协的十五年里，先生在专门的大会发言11次，小会发言无数，为解决当时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等基础教育改革问题，建言献策，积极奔走。先生在回忆中提及：“在政协很充实，心情比较舒畅”。
我认识先生的时候，他已经66岁，没有任何科研考核或晋升的压力，也没有合同意义上的科研任务。但是，先生从未停止对于教育学术的坚持。学术研究成了先生生命的组成部分，学术研究成了先生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支撑。在过去一年，先生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与我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研究，每次交流都围绕教育研究：最后一次面谈，先生仍然在讨论教育学术中的未尽事宜；最后一次电话，先生仍然在关心学校教育学学科发展；最后一次微信群留言，先生仍然在关心和指导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建设。
先生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先生一生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不管身处什么环境，先生对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思考从未停止。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感谢李继、颜雪艺、肖蓓为本文写作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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