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文化
家书，家人来的书信或是给家里写的信。张籍《秋思》一诗中的“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道尽了对家书的重视以及家书可以承载多么浓厚的一份情。杜甫《春望》一诗中的那句“烽火连三日，家书抵万金。”足以道出一封家书何其珍贵，可以承载多么深切的一份念。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值得被记住、被延续。请跟着小编一起感受在我国传统社会，家书作为传递情愫和信息的基本途径，是如何从笔墨文字中散发暖暖温情的~
家书，是那条与亲人联系的纽带
傅雷给儿子傅聪的信（二封）
第一封信写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正如信尾所说的，“在此举国欢腾，庆祝十年建国十年建设十年成就的时节，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尤其感触万端，非笔墨所能形容。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万珍重，千万自爱!”举国在欢腾，阖家在遭殃，在这种境遇中，傅雷的笔该是多么沉重。这数行文字，可谓掷地有声，字字千钧。
在第二封长信里，作者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给远离自己又飘流在国外的写信谈文化，谈艺术，谈宗教，谈音乐，以提高儿子的文化素养，真可谓呕心沥血。从这封信里，也反映了傅雷的学养之深。
(一) (1959.10.1)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好多话，妈妈已说了，我不想再重复。但我还得强调一点，就是：适量的音乐会能刺激你的艺术，提高你的水平;过多的音乐会只能麻痹你的感觉，使你的表演缺少生气与新鲜感，从而损害你的艺术。你既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就该忠于艺术，尽一切可能为保持艺术的完整而奋斗。这个奋斗中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不能只考虑需要出台的一切理由，而要多考虑不宜于多出台的一切理由。其次，千万别做经理人的摇钱树!他们的一千零一个劝你出台的理由，无非是趁艺术家走红的时期多赚几文，哪里是为真正的艺术着想!一个月七八次乃至八九次音乐会实在太多了，大大的太多了!长此以往，大有成为钢琴匠，甚至奏琴的机器的危险!你的节目存底很快要告罄的;细水长流才是办法。若是在如此繁忙的出台以外，同时补充新节目，则人非钢铁，不消数月，会整个身体垮下来的。没有了青山，哪还有柴烧?何况身心过于劳累就会影响到心情，影响到对艺术的感受。这许多道理想你并非不知道，为什么不挣扎起来，跟经理人商量——必要时还得坚持——减少一半乃至一半以上的音乐会呢?我猜你会回答我： 目前都已答应下来，不能取消，取消了要赔人损失等等。可是你能否把已定的音乐会一律推迟一些，中间多一些空隙呢?否则，万一临时病倒，还不是照样得取消音乐会?难道捐税和经理人的佣金真是奇重，你每次所得极微，所以非开这么多音乐会就活不了吗?来信既说已经站稳脚跟，那末一个月只登台一二次(至多三次)也不用怕你的名字冷下去。决定性的仗打过了，多打零星的不精彩的仗，除了浪费精力，报效经理人以外，毫无用处，不但毫无用处，还会因表演的不够理想而损害听众对你的印象。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了身体，为了精神，为了艺术，为了国家的荣誉，你都不能不大大减少你的演出。为这件事。我从接信以来未能安睡，往往为此一夜数惊!
还有你的感情问题怎样了?来信一字未提，我们却一日未尝去心。我知道你的性格，也想象得到你的环境;你一向滥于用情;而即使不采主动，被人追求时也免不了虚荣心感到得意：这是人之常情，于艺术家为尤甚，因此更需警惕。你成年已久，到了二十五岁也该理性坚强一些了，单凭一时冲动的行为也该能多克制一些了。不知事实上是否如此?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已都不相信了：事先要不想到这一著，必招后来的无穷痛苦。除了，艺术以外，你在外做人方面就是这一点使我们操心。因为这一点也间接影响到国家民族的荣誉，英国人对男女问题的看法始终清教徒气息很重，想你也有所发觉，知道如何自爱了;自爱即所以报答父母，报答国家。
真正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多半是在回想中和想象中过他的感情生活的。唯其能把感情生活升华才给人类留下这许多杰作。反复不已的、有始无终的，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的恋爱，只会使人变成唐璜，使人变得轻薄，使人——至少——对爱情感觉麻痹，无形中流于玩世不恭;而你知道，玩世不恭的祸害，不说别的，先就使你的艺术颓废;假如每次都是真刀真枪，那么精力消耗太大，人寿几何，全部贡献给艺术还不够，怎容你如此浪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故事，你总该记得吧。要是哥德没有这大智大勇，历史上也就没有歌德了。你把十五岁到现在的感情经历回想一遍，也会丧然若失了吧?也该从此换一副眼光，换一种态度，换一种心情来看待恋爱了吧?——总之，你无论在订演出合同方面，在感情方面，在政治行动方面，主要得避免“身不由主”，这是你最大的弱点。——在此举国欢腾，庆祝十年建国十年建设十年成就的时节，我写这封信的心情尤其感触万端，非笔墨所能形容。孩子，珍重，各方面珍重、千万珍重，千万自爱!
(二) (1961.2.27)
从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古代文化，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大接触之下，造成了近代人的极度复杂的头脑与心情;加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化(如法国大革命，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替等等)，人的精神状态愈加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中最尖锐的部分仍然是基督教思想与个人主义的自由独立与自我扩张的对立。凡是非基督徒的矛盾，仅仅反映经济方面的苦闷，其程度决没有那么强烈。——在艺术上表现这种矛盾特别显著的，恐怕要算贝多芬了。以贝多芬与歌德作比较研究，大概更可证实我的假定。贝多芬乐曲中两个主题的对立，决不仅仅从技术要求出发，而主要是反映他内心的双重性。否则， 一切sonata form都以两个对立的motifs为基础，为何独独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两个不同的主题会从头至尾斗争得那么厉害，那么凶猛呢?他的两个主题，一个往往代表意志，代表力，或者说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个人主义(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庸俗的个人主义或侵犯别人的自我扩张，想你不致误会);另外一个往往代表犷野的暴力，或者说是命运，或者说是神，都无不可。虽则贝多芬本人决不同意把命运与神混为一谈，但客观分析起来，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斗争的结果总是意志得胜，人得胜。但胜利并不待久，所以每写一个曲子就得重新挣扎一次，斗争一次。到晚年的四重奏中，斗争仍然不断发生，可是结论不是谁胜谁败，而是个人的隐忍与舍弃;这个境界在作者说来，可以美其名曰皈依，曰觉悟，曰解脱，其实是放弃斗争，放弃挣扎，以换取精神上的和平宁静，即所谓幸福，所谓极乐。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而且最后承认“自我”仍然是渺小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一场空，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觉悟，觉悟斗争之无益，不如与命运、与神，言归于好，求妥协。——你以前信中屡次说到贝多芬最后的解脱仍是不彻底的，是否就是我以上说的那个意思呢?当然我把贝多芬的斗争说得简单化了一些，但大致并不错。此处不能作专题研究，有的地方只能笼统说说。——我相信，要不是基督教思想统治了一千三四百年(从高卢人信奉基督教算起)的西方民族，现代欧洲人的精神状态决不会复杂到这步田地，即使复杂，也将是另外一种性质。比如我们中华民族，尽管近半世纪以来也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后而心情变得一天天复杂，尽管对人生的无常从古至今感慨伤叹，但我们的内心矛盾，决不能与宗教信仰与现代精神自我扩张的矛盾相比。我们心目中的生死感慨，从无仰慕天堂的极其烦躁的期待与追求，也从无对永堕地狱的恐怖忧虑;所以我们的哀伤只是出于生物的本能，而不是由发热的头脑造出许多极乐与极可怖的幻象来一方面诱惑自己一方面威吓自己。同一苦闷，程度强弱之大有差别，健康与病态的分别，大概就取决于这个因素。
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从来不把人看做高于一切，在哲学文艺方面的表现都反映出人在自然界中与万物占着一个比例较为恰当的地位，而非绝对统治万物，奴役万物的主宰。因此我们的苦闷，基本上比西方人为少为小;因为苦闷的强弱原是随欲望与野心的大小而转移的。农业社会的人比工业社会的人享受差得多，因此欲望也小得多。况中国古代素来以不滞于物，不以物役为最主要的人生哲学。并非我们没有守财奴，但比起莫利哀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与野心家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民族多数是性情中正和平，澹泊，朴实， 比西方人容易满足。——另一方面，佛教影响虽然很大，但天堂地狱之说只是佛教中的小乘(净土宗)的说法， 专为知识较低的大众而设的。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渡;觉悟是悟入世的虚幻，超渡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 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澈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亨特尔比巴哈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故知识分子受到佛教影响并无恶果。即使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极盛，愚夫愚妇的迷信亦未尝在吾国文化史上遗留什么毒素，知识分子亦从未陷于虚无主义。即使有过一个短时期，但在历史上并无大害。——相反，在两汉以儒家为唯一正统，罢斥百家，思想入于停滞状态之后，佛教思想的输入倒是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刺激，令人从麻痹中觉醒过来，从狭隘的一家一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纪元二三世纪的思想情况之下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拘束最大的倒是僵死的礼教，从南宋的理学程子、朱子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了规行矩步，整天反省，唯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其次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不仅束缚性灵，也使一部分有心胸有能力的人徘徊于功名利禄与真正修心养性，致知格物的矛盾中(反映于《儒林外史》中)。——然而这一类的矛盾也决不象近代西方人的矛盾那么有害身心。我们的社会进步迟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若断若续，封建时代的经济基础始终存在，封建时代的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一切上层建筑，到近百年中还有很大势力，使我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情形不致如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的人那样混乱、复杂、病态;我们比起欧美人来一方面是落后，一方面也单纯，就是说更健全一些。——从民族特性，传统思想，以及经济制度等等各个方面看，我们和西方人比较之下都有这个双重性。——五四以来，情形急转直下，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我们的头脑受到极大的骚动，正如“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侵入促成我们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一样。我们开始感染到近代西方人的烦恼，幸而时期不久，并且宗教影响在我们思想上并无重大作用，西方宗教只影响到买办阶级以及一部分比较落后地区的农民，而且也并不深刻，故虽有现代式的苦闷，并不太尖锐。我们还是有我们老一套的东方思想与东方哲学，作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尺度。当然以上所说特别是限于解放以前为止的时期。解放以后情形大不相同，暇时再谈。但即是解放以前我们一代人的思想情况，你也承受下来了，感染得相当深了。我想你对西方艺术、西方思想、西方社会的反应和批评，骨子里都有我们一代，(比你早一代)的思想根源，再加上解放以后新社会给你的理想，使你对西欧的旧社会更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感觉。——倘能从我这一大段历史分析不管如何片面如何不正确来分析你目前的思想感情，也许能大大减少你内心苦闷的尖锐程度，使你的矛盾不致影响你身心的健康与平衡，你说是不是?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和平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决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末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已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中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与己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作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 自己的小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一封封家书，承载着家风家教
谢觉哉给儿子的信（三封）
谢觉哉是中国人民尊敬的革命家，也是非常注意为政清廉的政治家和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他在晚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写给子女的书信，这些书信，和孩子们谈理想，谈学习，谈生活，谈为人处世，耐心细致，娓娓动听。
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留在家乡的二个儿子的，二个儿子要去北京看望阔别了数十年的父亲，身为内务部长的父亲却劝阻儿子来京，因为他当的是不挣钱的“焦官”，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谢觉哉为官清廉的高尚品德。在这封信里，谢觉哉提出了“官”而不“焦”，天下大乱的名言，这是历代政治经验的总结。
第二封信谈的是苦乐观，也就是幸福观。说理十分透彻，在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素养的人看来，什么是苦，什么是乐，确是不大一样的。懂得苦乐的转化，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苦乐，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就使中国人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态的平衡，不悲观厌世的原因。
第三封的重点谈的是骄傲对人的危害。古人云：骄必败。这也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
(一) (1950.1.21)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眼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有起身，可以等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 字
1950年1月21日
(二) (1960.9.26)
飘飘：
第三封信收到了。写信记明第几号有好处，满一年知道寄了多少信，以后就这么办为好。
你妈妈和姨姨下农场劳动去了(法院、内务部合办的)，国庆前会回来。
你提到吃苦问题，很好。
苦与不苦是比较出来的。同样的物质条件，某一地区或某一时代的人以为苦，而另外一时代或地区的人却以为甜。同样，怀有某种思想的人以为苦， 而怀有另外一种思想的人却以为甜。
你们学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是甜的。别的学校没有哪一个比得上。高粱米是好东西。我国有颇大一部分地区以高粱为主食。三十多年前我到沈阳一个大地主家，他给我吃大米饭，自己却吃高粱饭，他说大米饭不好吃，可见这是个习惯问题。你们吃了个把月的高粱饭，想已习惯了，如因吃高粱饭而身体更棒那样更使我高兴。副食品，一般机关都自己种菜养猪，你们那里不会例外。立刻说他那系的伙食很好，有肉吃。你们尚未分系，估计也不会差。
你们现在是锻练：锻炼身体，锻炼思想、锻炼学业。我们用锻炼这个形容词，好象矿石炼成铁、炼成钢，优质钢、合金钢等，是要经过烈火烧、锤子打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苦，但接着来的是学得了本领，是甜、高度的无限的甜。
不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苦与甜，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俗话说：“苦尽甘来”，可见甘是从苦中来的。而且不一定先苦后甜，在那苦时就能尝到甜味。又不一定一甜了不会再苦，任何事体有困难，现在有将来也有，我们不能有苟且偷安安居中下游的思想，要常找难的事情做，以锻炼自己。
人们常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苦事，我是参加长征的，现在记忆中感到的倒不是苦而是甜。和苦斗争，本身就是件甜事。如果当时都感得苦、难受，那就都会学你信上那个开小差的家伙，哪还有今天的革命事业?
办事处的钱等你妈妈回来去还。
你可以写点给飞、列、七，鼓励他们。
父 字
九月二十六日
(三) (1960.9.27)
飘飘：
九月二十日信收到了。
你立志读书并有计划地读书，能动脑子想问题，都是值得称许的。但骄傲的帽子，一定戴不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正确就可以骄傲，或认为人家说我骄傲不要紧。要知道正确不正确，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以前，谁也不能作最后的结论。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这叫做“好问”，叫做“集思广益”。即令自己真的是对，那你就要说服人，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否则人家是不会信你的。
你可能那一点比别人强，在另一点比别人弱。弱要谦虚，强也要谦虚。要注意你的态度，可能言语生硬，样子难看，于是结果不使人家对你信服而是说你骄傲。
你必须克服这一弱点。
你四、 五岁我写过一首打油诗：
“忽然嬉笑忽嚎咷，绝顶顽皮绝顶娇;
顽则要嫌娇要惜，最难对付是飘飘。”
是否还有些幼时气态没有改?还没有“老练”?你要对此注意。
父
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封家信，一份深情
周恩来致邓颖超（六封）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中国人民敬仰的革命家，也是一对为人称颂的模范夫妻。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但他每到一处都给邓颖超报告行踪，问候致意。这六封书信虽写于不同阶段，却反映了这对革命夫妻的深厚感情。书信感情真挚，文笔潇洒，不落俗套。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从这六封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
(一) 1951.3.17
超：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你们行后，我并不觉得忙。只天津一日行，忙得不亦乐乎，熟人碰见不少。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我曾去吊唁。他留了遗嘱。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说了他的功罪。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南中一游。下午，出席了两个干部会讲话，并往述厂、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晚间在黄敬家小聚，夜车回京。除此事可告外，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其中以《两家春》为最好，你过沪时可一看。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颇慰。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连日风大，不能郊游，我镇日在家。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一切如恒。顺问朱、董、张、康等同志好。
祝您日健
周恩来
1951.3.17
(二) 1951.3.31
超：
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四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四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
望代望各同志
3.31
(三) 1954.6.13
超：
你的信早收到了。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我愧不及你。
来日内瓦已整整七个星期了，实在太忙，睡眠常感不足，每星期只能争取一两天睡足八小时。所幸并未失眠，身体精神均好，望你放心。
陈浩、成元功两同志催我写信数次。现在已经深夜四时了，还有许多要事未办。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周恩来
6.13夜
(四) 1954.11.13
超：
今午得读张元同志给何谦同志来信，知你体力仍弱，不能执笔，甚为想念。羊城之行不可能了，但望你安心静养，归京时能看到你有进步，那就最高兴不过了。明日将与你试通电话，如你尚不能起床，即与张元一谈。
我这三天已天天下水。规律是下水之日，夜间就睡得很好。水中温度二十五，池外温度三十七八，好像是初夏天气。前两天虽有台风掠过，但气候无变化。今晚李德全、廖承志两位自港入境，与他们谈了一晚，得知不少日本情况。
我在此一切甚好，请你放心。二十五日后当北返，不知京中气候仍能如现在这样和暖么!
南天月夜，写此寄意。
祝你安好!
周恩来
11月13日夜
(五) 195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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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本想谈一谈郑州会议的决议，现在又改到武汉会议去做决议，索性待见面时再说吧。昨日颐和园之游，维世因旧病复发，被医生阻止在家，只是小兰被沙可夫、岳慎夫妇带去，她还问奶奶好。实验剧院同志都托我问你好。他们在农村、市区参加劳动锻炼，编了几个活报剧演给我们看， 内容和演技都好，证明他们下去确有收获。陈毅、张茜两同志带了珊珊同志，我们在日光下玩了三个多钟头，并吃了他们一顿饭。他们主要目的，是请陈总为他们写剧本，我沾了光。晚饭又应了唐生明之约，到他家吃了湖南菜，陈赓、萧劲光夫妇、徐冰、余心清均在座。连吃了两顿饭，晚间还读了书，夜间又睡了一个好觉，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这样休息。连日下午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这一个多月中外交、钢铁都很忙，后来又加了志愿军回国，也参加活动了几次。有一夜激于志愿军的感人战绩，又临纪念郑振铎、蔡树藩等遇难烈士大会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诗一首，送给陈总校正，仍感不能成诗，遂以告废。
其他待面谈吧!
问你好，并望转问其他同志好。
周恩来
一九五八.十一.十七
(六) 1959.3.18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地啊!
问好
翔 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来源：北京市怀柔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科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