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使全球不同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能源价格等方面给阿拉伯世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和影响。阿拉伯国家虽然在表态上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遵循“不选边站队”的中立原则并实施对冲政策。美俄两国在中东影响力的相对下降、阿拉伯民众对于俄罗斯军事行为与西方“双标”的不满以及这场国际危机在战场内外所呈现的僵持局面，都促使阿拉伯国家拒绝去主动追随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在更宏观的维度上，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取向还受到冷战时期经验教训以及数字时代新型大国竞争所带来的观众效应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彰显了“中间地带”概念在新时期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回归与转型。今后，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新型“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左右逢源”的趋势将进一步凸显，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并成为抵制大国关系重回全面冷战的有力支柱。
关键词
俄乌冲突；阿拉伯世界；中东地区；新型“中间地带”；战略对冲
作者简介
佘纲正，博士，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正文
图片来源：其他
自2022年伊始，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联邦安全会议讨论顿巴斯问题。会后，俄罗斯宣布正式承认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月24日，普京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名义授权俄罗斯武装力量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很快兵分多路向乌克兰发动进攻，双方随即爆发大规模交火。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出乎很多人意料，也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俄乌冲突升级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迅速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并且尝试以“威逼利诱”等多重手段要求更多国家积极加入对俄制裁的行列。
长期以来，俄乌两国在世界贸易体系、特别是在与粮食和能源相关的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战争的直接破坏和干扰，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世界多个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和欧洲相比，中东地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战火波及或迎来难民潮，但这场大规模国际冲突给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仍带来了显著冲击。特别是由冲突导致的粮食安全风险上升和能源价格波动，给阿拉伯多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带来的现实影响不容小觑。
对于俄乌冲突，各阿拉伯国家的立场表态并不全然一致。但从总体上看，阿拉伯世界主流的态度取向是拒绝“选边站队”，既不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也不愿意主动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行列。虽然阿拉伯多国与美国或俄罗斯保持安全合作甚至盟友关系，但在当前的国际危机下基本都遵循中立原则，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对冲政策以及加强内部沟通互助来因应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冲击。
本文认为，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所反映出的站位取向和应对策略可以从新型“中间地带”的视角加以观察和分析。东西方不少战略家和学者都曾对 “中间地带”提出过具有启发性的论断，这些既有理论有助于理解在历史上处于大国竞争环境中、特别是冷战时代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处境和选择。与此同时，在美国“单极时刻”日渐褪色的数字时代以及当前新型大国复合竞争的背景下，俄乌冲突这样的大型国际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使我们能够更加细致地辨析“中间地带”在世界政治中的回归和转型。本文将首先将梳理“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历程与既有学术讨论，其次归纳俄乌冲突与西方对俄制裁对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在分析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及政策的基础上，探讨以阿拉伯世界为代表的新型“中间地带”产生的主要动因、特征及其给中东和世界政治带来的新变化。
一、“中间地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既有研究
纵观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这一概念一直为战略家所重视。最初，“中间地带”单纯指代在地理上夹在同一体系下的两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区域。后来这一概念逐渐扩大，引申为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所有处于大国争夺之下的地区。近代以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地缘政治理论家虽然提出的名词各异，但均大致将位于“中心”的欧亚大陆与其“外围”的关系作为讨论框架，分析提出了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各主要势力所需争取和控制的“中间地带”。同时，这一概念也慢慢渗透进地缘文化领域，用以代指一个或多个处于不同文明之间，受到不同文明和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广大区域。在政治学、历史学或人类学领域，与“中间地带”概念和内涵相同或近似的还有“缓冲区”（Buffer Zone）或“断层线”（Fault Line）等诸多称谓。
在西方世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讨论之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分关注世界政治中的“中间地带”。毛泽东曾多次对“中间地带”提出自己的理解，从而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实践。在1946年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一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打破美国针对新中国的包围封锁、积极争取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以“中间地带”为内核构建了新的亚洲政策，有力推动了新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取得巨大成功。
随着国际局势与中国对外关系的持续演变和发展，毛泽东的“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逐步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在1962年至1963年间，毛泽东多次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并对这一点进行了相关探索。最终到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世界上有“两个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最终成为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所阐释和发展的“中间地带”思想，不仅是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也深刻影响了这一理论思想在世界政治和中国外交中的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对中国冷战时期外交的影响，以及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周桂银等学者则从更宏观的层面讨论了冷战时期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参与国际互动的阶段性、局部性和复杂性。随着国际局势的持续演化，部分学者也开始重新探索以“中间地带”为视角来观察和讨论当前世界政治问题的可能性。例如，田文林认为，随着“中间地带”重新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沦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康杰指出，一些新兴中等强国正在中俄欧之间的“新中间地带”里积极参与地区政治博弈；滕建群和韦宏朗则分析了“中间地带”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含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国际危机一直是研究“中间地带”的重要背景和窗口。当危机导致大国关系紧张时，大国间的竞争就显得尤为迫切和突出。在此情境下，大国会更加竭力争夺“中间地带”的资源，无论是通过暴力方式实施兼并或控制，抑或是通过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各种手段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在近代欧洲多极体系的背景下，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关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冲突与对垒，细致梳理了欧洲列强对于该地区“中间地带”各个部分的每一次争夺和瓜分。而在二战后全球两极格局之中，克雷格·戴格尔（Craig Daigle）以第三次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与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消耗战”为切入口，揭示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Détente）为何最终被它们尝试控制各自在“中间地带”内盟友的努力所反噬。如果从更宏大的视角纵观整个冷战时期，无论是在全球层次还是地区层次，国际危机对于地区形势的改变乃至整个冷战体制的塑造都产生了显著且重要的影响，是划分各个力量中心互动阶段的标志。
虽然国内外关于“中间地带”的研究众多，但从当前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新时期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不少“中间地带”研究以冷战时期作为考察或借鉴对象，其重要背景便是两极争霸。在当时世界上几乎每个地区，美苏两国都将对方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对手，从而深刻影响了各自区域政策的制订以及超级大国和地区中心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然而在新时期大国竞争中，作为唯一霸权国的美国在多个主要区域的战略打击重心并不统一，比如在亚太/印太地区主要针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点想要遏制伊朗，而在欧洲地区则力求削弱俄罗斯。但与此同时，美国与上述三国争夺其他国家支持的斗争却又不局限于单个地区。因此，单纯强调中美两强竞争或者依靠冷战时期美苏的历史经验，很难对完整分析今天不同地区的竞争态势提供直接教益。第二，既有的“中间地带”研究大多讨论单个国家的政策空间，或者探讨这些国家在整体上“被动”遭受大国竞争的负面冲击与分割利用，而较少关注其成规模地进行“主动”选择与相互协调的可能性。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在国际互动议题日趋多元的数字时代，“中间地带”国家是否有机会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采取与之前不同的集体行为模式。第三，一些涉及新“中间地带”产生的研究注意到了美国霸权退潮的总体趋势，但尚未从实证角度去探讨和验证在严重的国际安全危机、特别是大规模军事冲突之下力量中心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的具体互动方式。因此，俄乌冲突可以说是提供一个难得的契机和窗口去观察大国竞争与国际危机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以及阿拉伯世界在这之中的立场表态和应对举措。
二、俄乌冲突及西方对俄制裁对阿拉伯国家的冲击和影响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乌克兰成为欧洲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体系，特别是在粮食和能源相关领域，两国均占据着重要地位。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给两国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而随后西方国家发起的多轮对俄制裁涵盖了经济、金融、能源、领空、科技和文体等多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自然受到连带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粮食和能源等领域。
（一）粮食安全风险
俄乌冲突的爆发与持续，不可避免地对两国原先正常的粮食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长期是世界上主要的小麦供应国，约占全球30%的出口量。其中，俄罗斯既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乌克兰虽然国土面积小于俄罗斯，但其占有全世界黑土总面积接近四分之一的肥沃土地资源，曾长期被誉为“欧洲的粮仓”，也是全球农产品主要出口国之一。除小麦以外，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许多其他重要谷物和油籽的出口大国，比如两国的大麦、葵花籽和玉米的出口量均居全球前五名。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从俄乌两国进口农产品。
俄乌冲突爆发前，由于疫情和其他一系列因素的持续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已经处于一段时间的高位。俄乌冲突和西方对俄制裁又给粮食价格造成新一轮冲击。伴随冲突的爆发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发动的一系列制裁，全球粮食价格明显上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2022年5月6日公布的数据，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58.5点，较3月创下的历史峰值回落1.2点（0.8%），但同比仍高出36.4点（29.8%）。粮食价格高企带来的恐慌也传导至其他一些粮食生产大国，使其开始考虑收紧出口政策以优先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例如，5月13日，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该禁令当天即生效。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是全球粮食进口大户，因此在供应端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面临较高的粮食安全风险。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副总裁法里德·贝尔哈吉（Ferid Belhaj）就指出，2021年这一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6%，但“粮食严重不安全”（acutely food insecure）人口的全球占比却高达20%。因此，在2022年如果不能扩大对西亚北非国家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规模，该地区将“陷入悲惨的境地”。
而纵观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多国应对粮食安全风险的困难和挑战显得尤为突出。不少阿拉伯国家不仅长期依赖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而且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等国近年来本就处于持续的粮食危机的阴影之下。也门40%的小麦需要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近年来维系叙利亚百姓生存的谷物大部分从俄罗斯进口，而俄乌冲突爆发前黎巴嫩高达90%的小麦和食用油都从俄乌两国进口。同时，诸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北非阿拉伯国家在粮食安全上亦存在着相应的风险。根据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食品进口将占埃及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9%，这使得埃及这一阿拉伯地区人口大国同样也成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粮食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
粮食出口减少直接导致下游农产品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而俄乌两国本身还是农业肥料的出口大国。2022年5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俄罗斯的化肥和食品应当畅通无阻地进入全球市场。但是随着冲突的延续，肥料出口量的减少在所难免，这无疑会增加粮食产业上游的成本，使本就贫穷的阿拉伯地区农业人口雪上加霜。对于当地小范围种植的农民以及依靠农业生产的弱势群体来说，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其收入将会面临更加难以确定的风险。除此之外，自然因素的叠加效应也不可忽视，如马格里布国家2022年年初经历的大干旱就使得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的进一步短缺或价格的进一步上涨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除正在经历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也门外，在本身粮食储备匮乏的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不少当地民众已经对不断走高的粮食价格表示了不满。不少阿拉伯国家常年需要通过给予粮食补贴来维持社会稳定，此次俄乌冲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暴露了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脆弱性。
（二）能源价格波动
相较于粮食安全带来的风险，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波动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可谓喜忧参半，而这主要源自美西方对俄施加的能源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确立了“封杀”俄罗斯石油从而瘫痪其经济的战略目标，企图通过削减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彻底摧毁俄罗斯在世界能源经济中的关键作用。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3月8日率先签署对俄石油禁令，宣布本国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和部分石油产品、液化天然气以及煤炭。随后，美国又企图拉拢欧洲盟国制裁俄石油。由于受到欧美多国对俄制裁的限制，俄罗斯不能以美元或欧元结算其能源出口，全球石油及天然气价格迅速大幅上涨。其中，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从2021年12月的约70美元/桶飙升至2022年3月的约120美元/桶，加剧了全球特别是欧美国家的通胀危机。
因此，对于一些大量生产和出口化石能源的阿拉伯国家而言，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利好消息。比如，正是得益于本国石油行业在2022年第1季度高达20.4%的增长，沙特实现了153亿美元的预算盈余，而当季9.6%的GDP增速也创下了该国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估算，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22年全年累计的石油出口收入将超过5,000亿美元。从缓解粮食风险的角度来说，高企的油价使海合会各国政府能够应付和吸收粮食价格的上涨，缓解粮食不安全对本国民众的影响。
在推动对俄石油禁令的同时，西方国家也积极施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增产以稳定油价。同时，欧洲多国似乎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能源供给，以减少欧盟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三周，德国就宣布和卡塔尔建立长期能源合作关系，以在未来代替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在卡塔尔方面表示当前没有能力出口更多的天然气后，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带领了一个庞大的德国能源行业代表团前往多哈，商讨卡塔尔如何在德国的帮助下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高官也密集前往海湾地区，游说海湾阿拉伯国家提高油气生产量。
不过，这种依赖转移能否在短时间内充分实现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一些中东油气产出国已达到生产力极限，想要进一步提高产量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更久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卡塔尔表示，即使高速推进能源生产，该国预计最早也得在2024年才能开始向德国供应液化天然气。另一方面，对于仍有产量提升空间的能源生产国来说，其是否愿意打破“OPEC ”协议以降低油价仍未可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多次要求沙特大量增产石油以抑制全球油价的快速上涨，但沙特均表示应坚持遵循与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先前达成的产量协定。
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世界非能源生产国来说，能源价格的上涨无异于雪上加霜。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地区的能源出口国纷纷考虑把油气卖给出得起更高价钱的欧洲和亚洲国家，这导致区域内非能源生产国的相关进口下降，从而可能引发当地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当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似乎还有一个可能的替代解决方案是从俄罗斯购买部分无法销往西方的能源产品。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拜登政府正在策划针对外国实体的“二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其中一项正在考虑中的措施是，若外国企业没有按照美国规定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石油，便将受到美国的制裁。因此，直接购买俄罗斯油气的方案也面临可能的制裁以及复杂的运输线路等一系列问题。
（三）商贸、旅游与资金转移
除了粮食和能源以外，俄乌冲突还在其他领域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冲击，如阿拉伯世界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其他商品贸易往来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一些评估机构的报告都显示，俄乌冲突会给大量商品的全球供应链、通航商路交通以及正常的对外投资流动造成负面影响，而这将使得全球总贸易额下降至少1个百分点。考虑到2021年中东地区约4.1%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低于全球经济复苏平均水平，全球整体商贸关系的不稳定性无疑也将给今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增长蒙上更大的阴影。同时，埃及和约旦等国相对倚重旅游业，特别是往年有大量来自俄乌等欧洲国家的游客前来游览消费。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数年间，前往埃及的乌克兰游客数不断攀升，至2019年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经仅次于德国。2021年赴埃及旅游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也高达70万人次。俄乌战事的爆发和持续，使原本就受疫情破坏严重的旅游行业面临进一步坍缩的可能，从而加重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
俄乌冲突对资金避险和转移也产生了潜在影响。由于西方对俄大举发动各类制裁，打击对象波及面广且不确定性强，俄罗斯人在海外持有的巨额资产开始加速逃离欧美国家。在全球寻找“避风港”的过程中，一些阿拉伯国家备受青睐。此轮俄乌冲突爆发前，至少有数十名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政界和商界精英在迪拜置业，房产总价值超过3亿美元。随着西方加大对俄制裁力度，未来可能有更多来自俄罗斯官员和寡头的财富涌入海湾地区。
三、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基本立场与应对举措
阿拉伯世界虽然没有遭到俄乌冲突战火的直接波及，但仍然受到了相应冲击和影响。各国都需要根据不同因素对自身在这场国际危机中的立场偏好和应对措施加以充分考量。从表面上看，个别阿拉伯国家在表态上较为鲜明。比如叙利亚政府就表示坚定地站在俄罗斯一边。叙利亚外长费萨尔·米格达德（Faisal Mekdad）宣布承认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同时叙方还支持俄罗斯从驻叙部队中抽调力量前往乌克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与之相对应的是，科威特作为唯一与欧美等国共同发起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的阿拉伯国家，谴责了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黎巴嫩外交部也发表公开声明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过多位黎巴嫩内阁部长很快对这一声明的立场倾向表达了不满。俄罗斯驻贝鲁特大使为此还在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我们知道谁在困难时期支持我们，而谁又反对我们”，又称黎巴嫩外交部的这一声明“不会对两国历史悠久的双边友好关系产生太大影响”。
与此同时，绝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政府在选择措辞和表态时都更加谨慎。2022年2月27日，俄乌冲突爆发三天后，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投票表决，决定是否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审议俄乌冲突问题。虽然决议最终获得通过，但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而阿联酋则与中国和印度一道投下弃权票。多名埃及政府官员以匿名方式向媒体透露，美国在冲突爆发后多次向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和物质援助。不过阿拉伯联盟在2 月 28 日发表的声明中只是将正在乌克兰进行中的战事称为“危机”而非“入侵”，并且呼吁通过外交解决方案。这份声明完全没有提到俄罗斯，而是强调阿拉伯国家与“危机双方”都有着紧密的关系。
不可否认，阿拉伯国家总体上并不乐见大规模冲突的发生。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以141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由多国共同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该决议谴责了俄罗斯于2月24日宣布实施的“特别军事行动”，重申对维持乌克兰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要求俄罗斯立即、彻底、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内的领土撤出。在这份联合国大会第ES-11/1号决议的表决中，叙利亚投反对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苏丹投弃权票，摩洛哥缺席投票，其余阿拉伯国家均投赞成票。随后在3月24日名为“侵略乌克兰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的第ES-11/2号决议的投票中，除了伊拉克将之前的弃权票改投为赞成票外，其余阿拉伯各国的立场均和此前投票一致。
但是，阿拉伯国家也明显不愿意加入西方国家全方位强力打压俄罗斯的行列中去。2022年4月7日，当美英法和乌克兰等50多国在联大紧急特别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求“暂时取消俄罗斯联邦在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时，阿拉伯国家集体拒绝跟随。在这次表决中，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投赞成票。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投反对票，而巴林、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沙特、苏丹、突尼斯、阿联酋和也门均投下弃权票，摩洛哥则一如既往未参加投票。
在联大之外，阿拉伯国家纷纷表达不愿选边站队的意向，反复强调俄乌冲突应该以外交途径加以解决。2022年4月初，阿尔及利亚、埃及、苏丹、伊拉克和约旦等国外长以及阿盟秘书长一道组建“阿拉伯接触小组”（Contact Group），先后造访了俄罗斯莫斯科与波兰华沙，试图在了解各方立场的基础上开展外交沟通和斡旋，推动冲突尽快结束。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态度也较为类似。以卡塔尔为例，该国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Tamim bin Hamad Al-Thani）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最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Thani）不仅与俄乌两国外长保持联系，还于3月14日飞往莫斯科直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
同时，即使是早期态度鲜明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也仅仅将对冲突其中一方的支持基本停留在口头表态的层面，并无直接卷入大国博弈的实际意愿。例如，科威特和黎巴嫩至今未出台任何切实配合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反制俄罗斯的措施。而叙利亚的挺俄声势亦似乎“雷声大雨点小”。尽管俄罗斯方面曾表示有多达1.6万名来自中东的志愿者申请与俄军并肩作战，一些叙利亚反对派“观察家”也多次断言成建制的叙利亚军队正在俄罗斯接受对乌作战训练。然而，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至少半年后，都尚未有任何切实的证据支撑所谓叙利亚人大规模地前往乌克兰参战的论断。
除了强调呼吁外交解决而非在实质上追随冲突中任何一方外，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这一国际危机中的应对举措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阿拉伯国家同时加强了与各方互动，与相关国家就不同议题进行合作以实现战略对冲。埃及外长萨迈赫·舒凯里（Sameh Shoukry）在回应本国将如何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时表示，“我们不仅与在美国和西欧的传统伙伴取得联系，而且在小麦和其他食品供应方面也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联系”。从美国接收大量武器装备以及安全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亦是如此。沙特和阿联酋与美国高层的交流议题众多，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石油增产要求时，两国领导人选择直接拒绝接听美国总统拜登的电话，却又在2022年3月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拜登政府在1月31日正式认证卡塔尔获得美国“非北约主要盟国”（Major Non-NATO Ally）地位，然而这也不并妨碍卡塔尔与阿联酋等国一道，既坚持在俄罗斯市场进行投资又争相吸收灰色财富，借此撬动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外交和商业相结合的特殊合作网络。
第二，阿拉伯国家加强区域内部协商互助，降低外来风险冲击与扩散，同时增加集体优势。例如，俄乌冲突导致的粮价上涨使得埃及一度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在此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先后承诺向埃及提供超过 220 亿美元的投资和存款以支持后者的经济与金融稳定。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明确指出，中东国家正在“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挑战，而这一现象“对于本地区来说很不寻常”。
除阿拉伯世界内部互动，不少阿拉伯国家还加强了与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沟通与合作。沙特在2022年4月与土耳其实现了卡舒吉遇害案后首次元首级访问“破冰”，阿联酋则在5月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签署自贸协定的阿拉伯国家。同时，埃及正与以色列一道同欧盟协商三方协议。根据相关方案，以色列将通过其现有的两条管道增加对埃及的天然气出口，然后在位于埃及亚历山大港附近的工厂进行加工为液化天然气，最后装船运往欧洲以缓解当地因为削减“俄气”所带来的能源紧张局面。
四、新型“中间地带”的产生动因及其影响
不少阿拉伯国家在名义上是美国或俄罗斯的盟友与安全伙伴，然而在此次俄乌冲突的国际危机中基本采取作壁上观的立场。在历史上，中东曾经是域外大国激烈争夺的“中间地带”，尤其在冷战中不少阿拉伯国家成为美苏较量的地区代理人，曾多次积极配合盟国对另一超级大国采取敌视乃至对抗态度。因此，冷战时期的所谓“中间地带”其实更像是不同国家选边站队、与美苏长期结盟的“分裂的中间地带”。然而，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在立场取向和应对措施上总体呈现出作为新型“中间地带”的特征。在面对域外大国竞争造成的国际危机时集体选择更符合自身利益的中间道路，更像是一个“统一的中间地带”。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俄双方当前在中东的存在感下降，阿拉伯国家密切跟随一方的意愿显著弱化。美国以及俄罗斯曾长期是主导和决定中东安全态势的主要外部力量，但如今两国无论是在本地区行动的意愿和能力均明显下降。近年来，美国总体上在大中东地区持续推进所谓“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但从阿富汗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伊朗核问题再到巴以问题，美国的具体政策过程充满反复。美国在该地区中权威下降的首要原因不在于自身绝对硬实力的萎缩，而更多是由于缺乏可预测的政策方向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诺。正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一个国家在能力和可信度方面的口碑是一个关键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当霸权国的政治智慧或政策稳定性都受到怀疑时，其全球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虽然美国民主党人一直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反复无常，但拜登政府同样陷入了既想安抚地区盟友、又要恢复伊朗核协议的两难境地。
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感本来就弱于美国，并且其对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的介入政策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受到不少阿拉伯人的质疑和批评。此番俄罗斯先是出人意料地发动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后来又陷入战事推进不利的窘境。为应付乌克兰焦灼的战局，俄罗斯又不得不从叙利亚撤出部分兵力，其对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中东安全事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在美俄对于中东的控制力、对盟友在地区事务中的号召力都愈发存疑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在地区以外的事务上积极追随美俄之间任何一方的意愿自然更弱。此外，虽然美俄之外的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相对简单，同时双方还在难民问题上开展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在此轮俄乌冲突中，欧洲国家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自主性也都难免让人有所怀疑。
第二，俄乌冲突的战火并未直接波及中东，阿拉伯社会对于要求政府积极介入的呼声不强，且西方采取的双重标准增强了阿拉伯民众的抵触情绪。自俄乌冲突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媒体就对其展开了密集报道。不过大部分阿拉伯人更多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这场冲突，阿拉伯国家在冲突中保持不选边站队的中间道路并不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太大阻力。同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严厉谴责和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与其在对待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问题时的态度截然不同，这让不少阿拉伯民众感受到了欧美国家在看待冲突问题时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沙特知名政治评论员艾哈迈德·法拉杰（Ahmad al-Farraj）尖锐地指出：“如果你认为普京因为对乌克兰采取了军事行动而变成一位战犯，但是却不以同样的方式去评价占领了伊拉克的小布什、迪克·切尼、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以及科林·鲍威尔，那你的大脑一定是出了问题。”这条阿拉伯语评论在推特上被转发数千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阿拉伯民众的看法。根据媒体的街头采访报道，一些阿拉伯普通民众也认为俄乌冲突不过是“美国、俄罗斯与欧洲之间肮脏竞赛的新篇章”，而这次是轮到乌克兰百姓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战争爆发初期一些欧美记者贬低中东社会和文化的不当言论，以及西欧国家和以色列对迎接乌克兰难民的积极态度，都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广大普通民众的不满。
第三，俄乌冲突、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均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巨大的潜在或现实影响，但这两条战线都没有快速决出胜负的前景，导致阿拉伯国家采取谨慎立场。在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当天，俄军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即突入基辅城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乌双方在战场上逐渐僵持消耗，并未出现一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形。同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全域对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各有千秋势均力敌，不太可能短期内分出胜负。美国总统拜登曾经乐观地表示，在史无前例的对俄严酷制裁之下，“卢布几乎立即沦为瓦砾”。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也预测俄罗斯经济在未来几年将减半，其2022年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15%。不过从截至2022年5月的统计数据来看，俄罗斯每月能够继续从石油销售中获得的近2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报告显示，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产业不仅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反而随着石油价格高升和印度等国的加购而获利不少，在2022年头四个月的石油收入反而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50%。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预测，该国2022年GDP下降幅度只有西方预期的一半左右。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刊文称俄罗斯经济似乎只受了“皮外伤”，而《卫报》则评论认为普京很有可能“赢得经济战争”。
在这种两条战线均处于相持的状态下，阿拉伯国家意识到如果轻易下注选边站队，无论是选择追随或制衡都可能面临极高的机会成本。因此，精心维系美西方以及俄罗斯对自身的利用价值，选择中间道路持续观望局势发展更为可取。在阿联酋、沙特和埃及近期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伊核谈判、也门冲突和军火销售等原因变得不明朗的情况下，同时和美俄两国保持平衡成为一种必需。而从经济方面考虑，中东地区国家也不能轻易切断和俄罗斯的联系。许多国家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的粮食和化肥，同时沙特等产油国也有充分的理由维持其与俄罗斯在“OPEC ”机制中的沟通和联系。
第四，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因素下降、国家间相互影响因素增多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更加注意吸取冷战时期作为域外大国代理人的深刻教训。随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的持续发展，加之随着数字时代的逐步到来，各个国家间相互影响和纠缠的议题不断增多。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不希望再次如冷战时期一样被迫卷入激烈的阵营对抗中去。曾长期担任阿联酋外交事务国务部长、现任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的安瓦尔·加尔加什（Anwar Gargash）明确表示“我们都非常担心”冷战的重新降临，因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坏消息”，强调选边站队极其麻烦，沟通而非对抗才是国际体系前进的正确道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表示，美国需要同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去迫使沙特增加石油生产的份额。然而这一表态很快引起沙特方面的不满，沙特资深安全事务高官、前驻美大使图尔基·费萨尔亲王（Prince Turki al-Faisal）回应道：“我们不是接受‘胡萝卜加大棒’对待的学童。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当我们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时，我们才会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回应。”
第五，新时期大国竞争呈现霸权国同时应付多个地区挑战国的特征，来自其他大国的观众效应也对阿拉伯国家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不少阿拉伯国家都曾长期将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日渐成为中东国家强大的经贸与投资伙伴，帮助众多阿拉伯国家提升了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在内的整体国家能力。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阿拉伯国家都希望保持与双方的合作关系。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后，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Adel al-Jubeir）和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就相继表示，沙特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并不相互排斥，并将继续加强与中美两国的关系。费萨尔特别强调他“从未听过拜登将中国形容为敌人”，也不支持这种看法。如果新兴的非西方大国看到阿拉伯国家在俄乌冲突中过分追随美国打压俄罗斯，那将无疑影响新兴大国与阿拉伯世界进行持续合作的信心。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阿拉伯世界成为俄乌冲突及其背后更宏大的俄罗斯与美西方对抗中一道亮眼的新型“中间地带”，而这也将对中东和世界政治带来一系列相应的影响。
首先，阿拉伯多国将在大国竞争中更加“左右逢源”。随着俄乌战事的延续和西方对俄制裁的不断升级，欧洲油气资源的紧缺局面在短期内难以缓解。在此情况下，不仅传统海湾油气生产国在全球市场上“炙手可热”，就连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北非国家也愈发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美国已经要求埃及尽最大努力增加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而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也纷纷向开罗求助。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石油公司（Eni SpA）就与埃及国有的天然气控股公司（Egyptian Natural Gas Holding Company）达成了一项液化天然气框架协议，旨在加快在埃及西部沙漠、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地中海的油气勘探工作。俄罗斯在和欧美关系破裂后，不会坐视西方触动其在中东的利益网络，反而更有动力加强其与阿拉伯国家建构友好关系的努力。2022年5月至6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后访问阿曼、巴林和沙特等国，并在位于利雅得的海合会总部与该组织所有成员国举行了集体外长会，旨在寻求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俄方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相较于此前域外大国的主导性影响，域内国家及其之间的互动将在今后的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域外大国在中东之外的竞争越激烈，就越无暇阻止中东国家在本地区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带来的巨额收入有助于一些阿拉伯国家纾解财政窘境，从而继续推进其在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转型计划。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在重新启动或者继续推进其国内的大型基建项目之外，也可能有更加充裕的资金去扩大和实现自身在中东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阿联酋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俄乌冲突投下弃权票后，又进行了包括会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土耳其总体埃尔多安、和埃及以色列举行三方会谈等一系列积极外交行为，显示出了其对本地区影响力的信心。当前，美俄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已经因地区国家的行动而面临一系列窘境。一方面，由于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对伊朗缓和策略，海湾国家与以色列一道尝试阻挠重启伊核协议。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关闭了俄罗斯军机前往叙利亚的领空通行权，俄方只能借助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兵力和装备调运，同时俄罗斯从叙利亚的部分撤军本身也为伊朗在当地发挥更大作用开辟了道路。所以，在中美俄欧等国将注意力集中在已经或潜在爆发危机的东欧和东亚地区时，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一道将更加主导本地区事务的发展进程。
最后，作为新型“中间地带”的阿拉伯世界将拒绝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分议题与世界主要大国展开合作，而这种战略对冲有望成为抵制大国竞争重回全面冷战的有力支柱。当前，阿拉伯世界等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冷战时期任人争夺分割的“中间地带”。与之相反，新型“中间地带”国家将更具主观能动性，更加细致地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不同议题与各个大国进行合作而非全面倒向一边。在面对区域内的直接威胁时，新型“中间地带”国家可能选择放弃中立追随霸权国对个别挑战国进行制衡。例如，阿联酋可以选择激活美国“盟国”的身份，依靠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安全保护以应对伊朗或其代理人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又可以同俄罗斯一道力挺利比亚东部军事领导人哈夫塔尔。
五、结语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双方之间的攻防交火已经持续超过半年。在战场之外，俄罗斯与西方也陷入了制裁与反制裁的激烈博弈之中。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制裁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小冲击，特别是在粮食安全和能源价格等方面对阿拉伯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现实或潜在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有赞成、反对和中立的不同表态，但这并不能说明阿拉伯世界对于这一国际危机上已经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三个阵营。从总体上看，阿拉伯世界主流拒绝“选边站队”，支持在复杂的大国竞争环境下中践行战略对冲，而非积极追随冲突中的任何一方。
俄乌冲突的战火并未波及自身以及阿拉伯民众对于俄罗斯行为与西方“双重标准”的不满，为阿拉伯多国政府坚持中间道路提供了充分的民意基础。美俄两国在中东的存在感下降，进一步拉低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在本地区以外事务中全方位地跟随一个大国打击另一大国的动力。同时，无论是在战场内外，不同战线的冲突都胜负未分结果难料，轻易地“一边倒”会在已有巨大冲击的基础上带来更加难以预料的后果和风险。此外，冷战的经验教训、以及数字时代新型大国竞争所带来的观众效应，都推动阿拉伯世界集体展露出在政治立场上基本保持中立、在政策举措上分议题与多方分头合作的取向。这将使得阿拉伯世界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更加“左右逢源”，并将持续推动中东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变化与发展。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随着“单极时刻”的日渐褪色，大国竞争重回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在这种情况下，新型“中间地带”应运而生。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中间地带”国家并不会成为大国武装力量直接较量的战场，但无疑将始终是大国影响力比拼的重要场域，同时大国之间在各个地区博弈所产生的涟漪也会传导到其他地区和国家并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霸权国和各个主要挑战国之间各具优势，新型大国竞争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决出胜负。在这个过程中，完全采取制衡或追随的策略都将面临极高成本，因此，根据不同议题与不同大国进行合作的战略对冲会成为新型“中间地带”国家的集体性选择，这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不同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与战略自主性。
国际危机下新型“中间地带”的特色可能不仅适用于阿拉伯世界，而是也能推广到在这之外的其他地区。我国在与所有这些新型“中间地带”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制订合适的战略目标和预期，不低估在各个地区中大国竞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在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继续推动和扩大开放，使“中间地带”国家不会落入有关国家推进“脱钩”和“意识形态化”的圈套，有效防止大国关系重回全面冷战阵营对抗的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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