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瑾 王亚欧 王建辉

又到清明,中国人传统的祭扫时节,如一句古诗所说:“清明祭扫纷纷然”。但寻踪英烈,又岂止在清明。

——题记

千万英烈天地为墓寻亲 寻找失踪的英烈(1)

小时候就听父亲不时感叹,这么年轻,人就没有了啊!他说的是他的亲兄弟,也就是我的满叔。按照湖南的称谓习俗,满叔是父辈里最小的那一个。他很早就在部队里因公牺牲,被认定为烈士。那时我还在童年。未曾见过的满叔,就如一个谜藏在我的心里,从湖南到湖北,从求学到退休。这期间,爷爷、父亲去世了,二叔也去世了,父亲就兄弟三人,有关早逝的满叔的讯息几乎就断了线。寻找出满叔的踪迹和消息,成了我挥之难去的执念。直到近两三年退休,我才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做这样一件事。但武汉此时发生了新冠病毒疫情,接着全国的疫情蔓延了三年,延搁了我寻访的进程。

在疫情中,我执着地想尽办法寻找有关线索。先想到远在鸭绿江畔的堂叔唐剑光,我称他为三叔,他是一位画家,已经93岁高龄,和三婶都住在辽宁丹东黄海疗养院。三叔早年和满叔多有来往,一同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回国后又同在遥远的辽宁。他给我来了几封信,从他的来信以及他的子女的叙述中,我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位满叔的简要情况。

满叔唐鲁儒,是一名军医,生前所在部队是117师。据网上资料,第117师应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0949部队0137部,即志愿军39军117师,部队回国后驻辽宁普兰店,普南店在辽东半岛南部,现为大连的一个区。

满叔于1949年9月在湖南省武冈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117师,学军医。剑光堂叔则在116师文工团。满叔在这年11月随部队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1950年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国侵略者。在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战斗,抢救伤病员,致使身患疾病。1953年随部队从朝鲜回国,驻辽宁普兰店。1954年与当地一名女性结婚。新婚不久,便随部队在附近的海岛上执行任务,不幸牺牲。时年23岁。

爷爷将满叔在普兰店去世的消息电报告诉三叔,三叔从丹东立即赶到普兰店。见到了从老家竹市镇冷水坳赶去的爷爷和黎姑妹妹(我们叫满姑姑)。部队领导告诉他们,已经将鲁儒满叔的遗体安葬在大连的旅顺岛。问他们愿不愿意到旅顺去看看鲁儒的墓地,如果去看看,部队可以派人送他们去。考虑到爷爷每日泪水不断,担心他去了满叔墓地更加伤心出问题,三叔劝爷爷不要去了,说旅顺是个好地方,风景优美,那里有博物馆,是中国海军在北方的重要基地。于是爷爷才打消去满叔安葬地的念头。

爷爷、满姑和三叔他们在普兰店时,去过满叔的新婚房间,只见到有军大衣,几双毛皮鞋,一条大红色的军用皮带,爷爷带了一件军大衣和毛皮鞋等遗物回去,三叔则留下一根军用皮带作纪念。在爷爷去部队时,满叔的新婚妻子没有露面,只有她的父亲出现过。

三叔说,几十年后的今天,鲁儒原部队的战友和领导都已陆续退休到各个地方,如健在都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了。医务部门也一代换一代,有关鲁儒在普兰店牺牲的情况都不大可能知道了。鲁儒去世后,家乡的政府是否每逢年节,还给鲁儒老家赠送鱼肉等物品慰问,他不得而知。三叔又说,他有关介绍鲁儒弟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只是有的年、月、日记不太准确了。三叔同时寄来满叔的照片,还有满叔和三叔等战友们的合照。我对三叔的询问,触动了这位90多岁的老画家的伤感,在给我的信中,他寄来一件用宣纸写好的书法作品《悼念》:

唐鲁儒我最可爱的弟弟

我最英勇的战友

如今

在你的前方就是滚滚向前的资江

后面是高大巍严的雪峰山

安息吧,我的鲁儒弟弟

诗中提到的资江和雪峰山,是满叔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湖南的名水名山。

三叔的回忆与他女儿后来在电话中告诉我的略有不同。三叔的女儿晓丹在电话中告诉我,听她妈妈也就是三婶(2021年3月去世)说:当时爷爷他们向部队询问鲁儒满叔牺牲的具体情况,并提出要去看满叔的墓地时,部队领导没有同意让他们去看墓地,也没有将有关鲁儒满叔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爷爷和三叔他们,只是简单地说在执行任务中,治疗病员时感染了什么病毒而去世,说是已经安葬好了,安葬在旅顺烈士公墓。说那个烈士公墓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要有一定级别的牺牲的军官才能安葬在那里。

以上是三叔信中所写以及他女儿晓丹在电话中告诉我的情况。至于有些不同的地方,三叔写信时已91岁高龄,年岁大了,时间长了,记忆上有误是可能的。但从整封来信看,他的思维和笔迹都还是清晰的。我将这些信与电话的内容录为电子文档保存,还特就三叔信里提到的有关待遇问题,问了家乡的亲人,有没有给满叔的直系亲属爷爷他们给过什么物资上待遇,他们说爷爷在世时有过,后来没有了。最为遗憾的是部队发给爷爷的烈士证,后来被二叔他们搞丢了,这可是满叔作为烈士的唯一书面证明啊。

千万英烈天地为墓寻亲 寻找失踪的英烈(2)

2022年这一年的夏天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天。我做着准备,要去丹东看望已经90多岁的三叔,去寻找未曾见过面的满叔的遗踪。但是丹东爆发了疫情,难以成行。我继续寻找有关情况,唯一的线索是满叔死后安葬在旅顺烈士公墓。但几十年下来,旅顺烈士公墓是否还在,烈士遗骸是否有迁移,都不得而知。我最担心和忧虑的是,时隔60年了,烈士的墓地会不会遗弃在杂草树丛里。在我的印象中,有关烈士的工作应该归民政部门管理。于是我给大连市民政局打电话,好在电话通了也有人接听。接电话的人介绍,有关烈士的工作已转给退役军人事务局。他们给了这个局的电话。我拨打过去,电话通了却无人接听。只能再上网去查,查来查去知道公墓的名称已改为“旅顺八一烈士陵园”。我同时又上中华英烈网查询,令人振奋的是在大连的旅顺口区烈士名单里,我找到了唐鲁儒的名字。之后在旅顺八一烈士陵园英名录里也查到了满叔的名字,列182位。陵园的这份名录应该是在1995年整理的,因为所有烈士的资讯后面都有这个年份。

终于查到了满叔的名字,终于证实了满叔安葬在旅顺八一烈士陵园,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马将有关信息在自家人的群里发布。老伴回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亚欧回了一条:信息不能补充完全吗?

一句话提醒了我。在几份名录里,满叔所有的信息除了性别“男”与籍贯“湖南”是明确的,其他几乎全都空缺:出生日期、政治面貌、生前情况包括部队番号、生前职务都不详;立功情况、牺牲时间、烈士事迹都空缺;牺牲原因不详;牺牲地点,安葬地点不详;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古人曾说“成荫结子后,记取种花人。”历史不能都这样空缺啊!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能让一位年纪轻轻就牺牲了的英烈,什么记载都没有留下,甚至连生卒年都被雨打风吹去。我动念至少要把死去英烈的生卒年找出来,提供给有关方面,如果能够将烈士资料更新补全,则善莫大焉。

于是我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又发动亲朋好友多途径寻找,看能不能找出有关信息。先是从他们参军的武冈市及洞口县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查找,没有任何信息,两地的烈士名录里也没有任何记录。远在广东的十六叔唐章伟得知我寻找满叔的消息,主动写了材料通过亲戚转给我。当年他与满叔一起进入39军医校学习又一同入朝作战。他说满叔是1949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军医学校的,因为抗美援朝提前毕业赴朝,在39军117师卫生队做战地救护,而他自己则在39军司令部,两人一同入朝也一同回国。十六叔又提供了新的情况,和三叔说的不同的是,满叔回国后随部队驻在辽宁瓦房店,前面写到,三叔说的是驻在普兰店。稍后他认同了三叔的回忆。

我又托亲戚和湖南老家的人查找族谱,从过去编修的《唐氏族谱》中,查得唐鲁儒的家族班辈名为章和(我的父亲章斌,二叔章轫),以及确切的出生年份为1932年。生年有了,有关满叔的卒年,能不能以三叔回忆的1954年为准呢?在湖南老家的弟弟唐力新告知我:父亲生前曾说到满叔是1962年去世的,并叮嘱他方便时要去大连那边找找满叔的安葬地。在广州的大哥唐小彬听到我报给他这两个年份时,毫不犹豫地告知我,绝对不会是1954年,因为父亲50年代末以后在武冈师范教书时,满叔曾回湖南探亲,到过父亲的学校,那时大哥正在读小学,见过满叔,个子很高,穿着军服很英俊。大哥比我大几岁。我也依稀记得小时玩过满叔带回来的儿童玩具,一个有4个滚轮的蓝色小兔子,放在地上,轻轻往前一滑就往前跑;还有一个荷花姑娘,把发条扭紧,一推荷花就开了,里面是一个不停地旋转着跳芭蕾舞的漂亮姑娘,都是苏联产的,这在当时的国内是稀罕物。二叔的女婿也通过她的女儿告诉我,他听二叔说满叔是1962年去世的,1960年还回过老家探亲。看来三叔唐剑光在回忆满叔因公殉职的时间上明显有误。于是,我们认为满叔因公牺牲的时间应是1962年,享年30岁。后来竹市镇退役军人事务所在满叔的出生地冷水坳召开的村民座谈会上,一些长辈村民的发言进一步印证了满叔的牺牲时间是1962年。

综合各种情况,我又托人找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助核实有关情况,他们特事特办,用最快的速度,从村镇一路查访核实,费了一些周折后出具了公函。他们非常热情地希望我们找大连方面核实唐鲁儒烈士的其他情况,比如有没有入党,哪一年入党,是否立功,几等功,何时立功,在部队的职务军衔等,还表示可以按政策给我们报销相关路费等。我们很是感动也很感谢。堂外甥女林运员专门从武汉赶回老家洞口,取回有关材料 。

时间过得很快,拿到唐氏族谱里的相关页面复印件与公函等文件,已是2022年8月。一番寻踪之后,至少可以补充较为详实一些的烈士信息了,比如他是什么地方的人,生前所在部队以及生卒年等,生前的照片也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信息在家人群“唐苑”里发布,晚辈们纷纷发声了。儿子亚欧最先说:“唐家也是烈士家属了,能补全这些信息,对晚辈也是莫大的光荣。”在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的侄女唐丹霞说:“是军医啊。我在原第一军医大学读的本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侄女唐慧如说,“一直只知道二爷爷,不知道还有一个满爷爷”,“不是你们这回说,我们这辈人应该都不知道”。是啊,“失踪”了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寻找,后辈们就真的都不知道了。我越发感觉到有一种义不容缓的责任驱使我,要把寻踪烈士的事情进行到底。

万事俱备 ,只欠一行。我做了个计划,先到丹东,再到大连,还特意带上全国政协委员证,希望能在与有关部门交涉沟通中,能够顺利一点。

2022年,武汉的酷暑即将结束时,8月30日我和老伴从武汉出发,到北京中转飞丹东,再去大连。

丹东的疫情刚刚过去。在黄海康复养老院,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了三叔,尽管有三叔女儿的陪同,门卫还是反复查验了我们在湖北和辽宁的绿码才放行。老人90多岁了,身体健朗,思维也敏锐,他向我们展示他一生的许多画作。我们将有关满叔的材料给他看,他连连称好,指着族谱说,对了,鲁儒早年的名字是章和,也喊他九如。三叔还指着村民座谈材料后的签名,说这个如柏是他的亲弟弟。三叔对自己的辈分名想不起了,剑光是三叔自己改的名。三叔要请我们吃饭,我们告诉老人现在疫情严重,就不要出外了。老人家执意送我们到楼下大堂,在他的画作前合影,又在大门边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心里想:这一告别后不知要多少年才能见面了。

三叔见过了,我们准备去大连 ,可大连的疫情加重了。本来在出发前大连就已有三天疫情播报,这几天未能迅速止断。想到我们在丹东,下机登记疫情的诸多不便,几天里有关方面还几次向我们进行流调,因为武汉方面疫情再度紧张。亲友们都劝我们返回,我们只好打道回府,等待机会再去大连。

千万英烈天地为墓寻亲 寻找失踪的英烈(3)

诸事多磨。在等待下一次成行的时间里,我们关注着疫情的动向,又在族谱里查出三叔的辈分名是章德。想来,也和三叔后来改名剑光一样,鲁儒的名字也是满叔自己改的吧。

疫情看上去要缓解了,却总是反反复复,大连下去了,武汉又有反弹,有关方面更下达指令,说在某个时间内,凡出行要提供核酸证明,据说还是纸质证明。接下来全国各地疫情又反弹了小半年。随着疫情防控的优化调整,一拨“阳了”大流行过后疫情突然消于无形,春天也就到了。岁月静好,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出发,已是2023年清明的前夕。

3月中旬的北方还是冬日。在大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位郝姓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来意,将洞口县的有关文件交给他。他的接待是热情的,并为我们联系了旅顺方面,让我们稍微等待。到下午又告知,我们所携带的洞口县的红头文件有两个问题,一是时间是2022年8月的,过时了;二是洞口县与大连市不对等。我们说明了情况,文件拖延是因为疫情耽搁,给大连市函件是我们不了解情况,以为烈士陵园的上级单位是大连市,不知道烈士陵园归旅顺口区管辖。他把文件交还给我们,让再补一个文件。真是“好事多磨”。我们想,人都奉献这么多年了还讲什么文件对等呢,真是文牍主义。好在他给下面旅顺口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都打了电话,这两个单位都很负责,安排人与我们接上头,并反复商定第二天一早即去烈士陵园面谈并祭扫。我们又和洞口方面联系,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及时改出给旅顺口区的文件传给我们。

从我们居住的酒店前往旅顺烈士陵园,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一路上,旅顺的同志不断电话询问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在离目的地约半小时车程的龙王塘,正是旅顺同志要我们提前告知他们的地方,一辆白色小车从加油站冷不防横穿出来,与我们向前的小车相撞,幸亏我们的司机发现得早已然规避,不然还不知是什么后果。寻踪的历程真是曲折艰难!司机要定损,帮我们重新叫了一辆车继续前行。导航把我们带到了苏军烈士陵园,又折回到八一烈士陵园,这两个陵园挨在一起。在八一烈士陵园大门前,旅顺口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孙副局长(一位女同志)和旅顺口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以及八一烈士陵园等有关单位大约有六七位同志等候在那里。见面后,他们领我们进入会议室交谈。我们谈了来意,一是希望补全烈士的有关信息,二是去祭扫烈士,我们也转交了洞口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公函,并请他们在信息补充工作完成后给洞口县方面复函。孙副局长告知我们,大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郝处长已经给下面打了电话,局里做了准备。她仔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和我们一起现场敲定了该补充的一些信息,并且告知我们异地祭扫的有关政策。从介绍的情况看得出,他们对有关烈士的工作很是重视。

我们去了唐鲁儒烈士的墓地。八一烈士陵园树木成荫,松柏环绕,环境幽静肃穆。陵园安葬着有名有姓的烈士364位,在烈士塔两边的英烈名录墙上镌刻着他们的英名。这一天阳光灿烂,在洒满阳光又写满沧桑的英烈墙上,我们找到了满叔的姓名。满叔的墓地在松柏丛中,墓碑上有四行字,右列: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二九六部队 ,中间大字:唐鲁儒烈士之墓,左列两行:湖南省洞口县人,一九九五年十月旅顺口区人民政府立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墓碑上居然还有“洞口县人”以及部队的番号两项信息,墓地也很规整,这让我们心中“千里孤坟”的凄凉有所缓释,政府在关心着英烈,英烈们得以安息,亲人们能够放心。

在墓碑前,我们献上了鲜花,孙副局长等和我们一起向烈士鞠躬致哀。我代表唐家人向满叔倾诉了60多年积累的情愫。古诗说“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子孙上坟来”,满叔没有子女,逝去这么多年来,无人祭扫,我们是第一个千里迢迢来到他墓前祭扫的湖南亲人。他在远方孤单了这么多年,亲人们来晚了,但我们终于还是来了。满叔不再是孤魂,应该可以安息了。满叔是不幸的,30岁这么年轻的生命消失,许多信息都不详,留下太多的空白,真让人“何处话凄凉”。但是,比起许多无名烈士来,他又是幸运的,在烈士陵园里有他的一方墓地,作为一个湖南人在他乡的烈士陵园里还留下了姓名。也许,英雄并不需要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许,满叔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传奇,但是他以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伴随着新的共和国诞生的律动,谱写了一支青春的长歌。新中国就是这样以无数伟大的或者普通的英烈的生命,铸就我们的国魂,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几年的寻找,我们付出了心血和辛劳,通过寻踪祭扫这种形式表达了我们对英烈的缅怀与哀思,至此寸心方有安宁。但是还有许多的遗憾和疑惑,就是对满叔当年在部队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他是怎样牺牲的详情也还不太确切。我们知道这需要找到有关的部队,才能进一步弄明白。在网上查,有说满叔生前所在的那支部队117师后来划转入了武警部队,部队的沿革几十年里几经变异,人也换了无数茬,了解满叔的老一辈首长和他的战友们很多已经去世,在世的也都是90岁左右的高龄,且分散在各地,我们无从查起。只能寄希望于本文能够发表,有关的部队和知情人士能读到此文,或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把我们查找“消失”的英烈的工作继续下去,做得更为完整,让满叔与无数为国消逝的英魂更为安妥。到那时,天风海雨,阳光灿烂,大地定会更加澄明。

2023年3月20日于大连到武汉的飞机上

本文作者

唐瑾:民进湖北省委原专职副主委,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编审)

王亚欧:崇文书局有限公司职员

王建辉: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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