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泽锦 彭才兴 刘川乐
199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职业教育曾在90年代拥有过黄金时代，上职校学习可以让一名年轻人拥有一技之长；如今，职业教育却遭遇了社会认可度不高等种种问题。时隔26年，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表决通过，在5月1日正式施行。
新法给予了职业教育具体支持，但却被社会误读为“普职分流取消”，教育部不得不出面辟谣。职业教育的办学本意是否在实践层面得到了贯彻，中职生们又是否真的能迎来自己的春天？
手机拿起又被放下，输入锁屏密码又一把关上，汗滴连珠串般地从胡玉英的耳边划过，她自己却毫无察觉。
她今年14岁的小儿子正处在学业的“关键时期”，还有一年就要中考了。看着这次期末他考了30多分的数学试卷，她耳边又一次回响起儿子班主任的话：“晓晖的这个成绩，恐怕只能上个中专了”。
胡玉英回过神来，决定把面子扔到一边，迅速地在手机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联系人，拨通了电话——她要把儿子送到城里的小叔家过一暑假，让他小叔帮着找个辅导班。“还是得努把力，起码得送孩子上个高中呀”，她在电话里这么说。
胡玉英的焦虑情绪，在子女面临中考压力的家长中尤其普遍。尽管在中国，“普职分流”早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早在1983年《教育部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中就有中提到，“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
虽然“大体相当”的精神一直延续到38年后的今天；2016-2020这5年，中职生群体也稳定占据着全部高中阶段招生数量的42.3%，但大部分的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仍然闻风色变。职业教育学生们的学习、升学乃至就业，对他们而言，意味着前路未卜的迷茫。
“普职分流，分的不是好坏”
“‘普职分流’现在越来越变成了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分界线”，广州某中职学校的谭隐老师有点无奈。她一直认为，“普职分流”不一定就是“好与差”分流，而应该是人才类型的分流。
然而，更令她苦恼的是，学生的这种“好坏分流”的思想也难以转变。“你告诉他们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国家现在有多么重视，但是他们是不能理解这种状态的，他们觉得就是因为读书不好，所以才分到这里”，谭隐摇摇头。
教学水平的高低，和学生的学习意愿相关，也和师资有关。在中职学校里，有不少认真教书育人的老师，但也有老师对学生不上心——部分原因是中专老师的关键考核指标不是升学率。有的老师或是对学生存在着刻板印象，或是只求上课安全不出问题，对学生的学习状态、能否真的学到技术并不太在意。在谭隐的眼里，这不能简单归咎于“老师讲课水”。职业教育在宏观就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的“错配”，让老师和学生都出现了定位的困惑，结果往往呈现出“老师不爱讲”“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处境。
刘宇毕业于青岛华夏职业技术学校，这是青岛本地的一所财经类的职高。校名起得大气，学校外墙上还用烫金大字刻着“商务经理基地、企业专才摇篮”的十二个大字——这是学校的办学目标。在那时刚踏入华夏学校的刘宇看来，从这里毕业，就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专才”。
在这所学校，中考600多分可以上3 4，毕业之后直接去青岛科技大学读本科；400多分可以上3 2，即“三二分段制”，中专毕业后接着再在华夏学校读两年，就能拿到大专毕业证；而只读3年中专所需要的中考分数，“就有点没下限了”，刘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此后无论是考本科、考专科还是直接去找工作，全看自己的选择。
而上述几类升学方式，再加上2014年上海开始试点的“五年一贯制”，就构成了我国目前中考失利的学生们能够选择的几种主流路径。刘宇当时的成绩，只能够得到最后一类。
初中升学路径
（来源：知乎）
但他还是给自己选了听上去比较“高级”的专业——国际商务。“当时的理解就是财经类的专业很高大上，而且当时觉得读这个将来还比较好找工作”，刘宇解释道。
然而，刘宇没能延续初中的学习状态，他归因于“中专的师资薄弱”。高一的时候，他还能上课听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到了高二几乎都不怎么听课，反正对他而言，准备春考（类似高考的升学考试）高三也来得及。“现在谈这些，感觉有点像自己的忏悔录”，刘宇苦笑着说。
学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似乎是中专生面临的普遍困境。李子琴在上海的中专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动画、建模那些太难了。我们班上总共就4个女生，怎么学都学不会，男生们都一上手就会了。”尽管如此，那所中专的老师也不会停下来耐心等待所有人跟上进度，往往三节手忙脚乱的课过后，这些学生就对动画彻底放弃了。
多数人概括在大专、中职念书的感受时好像都有相似的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在学校“安全问题高于一切”的导向下，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似乎也只好敬陪末座。“学校其实很多实训设备都齐全的，但是那么大的设备，你怎么放心孩子去自己操作呢”，谭隐这么解释道。
一学期下来，她通过班级之间的授课表现比较出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班主任花心思的班级，上课会比较自由，但学生们都挺好学，“甚至还会拿自己记下的一大摞笔记给你看”；而老师不太管的班级，往往她要花更多的心思去管控纪律，不断强调课堂要安静。
谭隐老师工作的学校
（来源：记者拍摄）
在这种班级里，有的学生会在宿舍通宵玩手机打游戏，第二天在课上永远也睡不醒。有的学生刚开始还能认真做笔记，这些学生马上就会被其他学生嘲笑，会被觉得“不清醒、不够现实，太理想化”，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与身边人一样开始抵触上课。“很难说（这种情况）是完全因为老师不上心、硬件跟不上。你说学生们他们认真想好好学习吗，其实也没有”，谭隐苦笑着说。
专科学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高墙
刘宇同届的华夏职校毕业生中，拿着中专文凭去找工作的占1/3；而凭借自己努力考上本科的学生，也不过两三个。而他大部分同学的人生道路，则迈向了下一阶段大专的职业教育——区别仅仅在于，是自己努把力考上，还是选择贯通制。
这两天刘宇刚刚过完他21岁的生日。蛋糕是自己做的榴莲千层，饼皮边缘有点粗糙，但是榴莲果肉满满当当，还插着一根小小的蓝色蜡烛。“好不容易给自己做一次，好看不重要，好吃就行”，他笑着说。
这是他在烟台职业工程技术学院的最后一学年。然而2021年11月份，他就已经早早离开学校，回到家乡青岛，他们市场营销专业大三的所有学生都是如此。据他讲，是学校硬性派去富士康的学生不想实习了，闹上了微博热搜，学校只好临时让毕业年级提前离校，腾出宿舍让实习的学生回来。而刘宇他们再次回到校园，就是来年6月回来拿毕业证了。
得知离校消息的那天，他刚跟室友吃完烤鱼，走在回学校的路上。这天晚上，烟台正下着今年的第一场大雪，天色昏暗，地面湿滑泥泞。尽管在素有“雪窝子”之称的烟台生活了两年，刘宇还是对雪天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那晚的大雪和寒风，似乎比以往的每一场都要寒冷刺骨。
学校的通知也像一阵风，吹走了他和社会之间的最后一道围篱。
尽管大三这年是大多数专科院校的学生的实训期，但刘宇还是感觉他的最后一点校园时光“被剥夺了”。系里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实习的岗位，不过刘宇抵触学校的安排，宁愿自己找点兼职做。“他们一般不会安排多好的企业的”，他皱起了眉头，“好点的企业也不需要来我们（大专）招聘”。
而他产生抵触心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来源于大二时，去校企合作的熟食门店卖烤肠的实习经历。在他看来，卖烤肠的活“又难又廉价”，使尽解数也没卖出去多少。刘宇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市场营销这个专业的对口工作，似乎远没有印象中那么高级。
而这次学校发的招聘简章，大多是“烟台超莱经贸公司销售内勤”、山东海乐福体育产业公司行政文员”等诸如此类的岗位，绝大部分和专业并不对口，薪资待遇也在3000-10000元不等。“其实就是3000块，而且实习期肯定还要少。”刘宇很肯定地说。在现在的他看来，市场营销本来就是很“水”的专业，连本科生都不好找工作，更遑论大专了。
不过刘宇不知道，其实不那么“水”的专业，找工作其实也异常艰难。
彭华节高中时就觉得，“学一门技术，挣点钱，比本科强”，于是他高中开始就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学习美术上，以一名艺术生的身份，考进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动漫设计。
虽然他如愿以偿地学了动漫设计这门“能赚钱的专业”，但在进大厂（互联网企业）成为热潮的那几年里，哪怕只是外包企业的招聘，相比于本科生，他的专科学历也没有竞争力。“我们连初筛关都过不了，何谈其他。”彭华节懊恼地说。几次失败的面试之后，他发现专科学历成为了横亘在他和理想企业中间、几近不可逾越的大山。
彭华节梦想的大厂——腾讯天美工作室，就位于成都武侯区天府三街，而这座城市也是近几年中国动漫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热土之一。这座城市最火热的产业，却并没有向大专生敞开她的门户。
同样坐落于成都武侯区的某集团，也是影视动画领域小有名气的企业。在这里工作的王嬴见惯了大量学动漫设计的专科毕业生来来去去。不过相比于公司，他更愿意把这里描述成一家由大专实习生组成的“工厂”。“很多专科生会来我们这里工作”，王嬴说，“大家都是抱着把这份工作当做入行跳板的心态。”
然而够到“跳板”，也绝非易事。这些专科毕业生不但要经过高淘汰率的筛选，而且只能以“实习生”的身份入职——实习期没有提成、没有社保、甚至没有工资，转正后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底薪，“简直就像给公司打白工，”王嬴说，但求职者仍然络绎不绝。入职后，他们做的也是整条产业链中工作强度最大、最机械的工作，负责将设计师们的创意通过各类软件做出来。
而毕业于“八大美院”之一的四川美术学院的王嬴，则和其他本科学历的设计师们一样，负责设计、策划等“更高级”的工种。虽然也有专科学历的员工在这家公司拿到很高的工资，但“每一分钱挣来的都不容易”，王嬴很感慨。
理想和现实、学校和社会之间，横亘着专科学历这堵坚固无比的墙。
尽管对成都动画行业的就业环境没什么清晰的概念，彭华节还是决定入行，去成都学习特效制作。3万元的学费，相当于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四年的费用，但他觉得很值。他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为此剪了一头清爽短发。
而刘宇则决定完全放弃大专的专业，“远离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做起了远在北京的一个自媒体财经号的运营和写手；他还自学了烘焙，卖给妈妈的幼师同事们。充当他生日蛋糕的榴莲千层，就是他最新研发的产品，在阿姨中间卖得很好。
被忽视的42.3%，何时能走向“春暖花开”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到2018年间，中职在校生人数从183.4万人逐渐攀升至209.7万人，但中职生在高中教育的招生占比总体仍然稳定在42.3%。类似胡玉英的焦虑家长仍然不在少数，她们希望靠“把孩子送去城里补习班”这种最朴素的办法，让孩子远离成为中职生、找不到好工作的命运；但数学只能考三四十分的儿子，是否真的适合高中阶段更艰深的学习，这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来源：新华社）
正如谭隐老师所说，其实普职分流的初衷，正是想让孩子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但职业教育和高校教育各自职能难以在现实中演绎，根本上还是基于中专生“成绩不好，念不了高中、没有前途”这一简单粗暴的刻板印象。
广州南方人才市场的客户经理彭小芳一直负责对接毕业生和企业的工作。她发现，目前一部分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远远不足，而这恰恰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负面印象。“很多单位他们要的基本都是本科生，专科的同学是达不到这个门槛的；有的工厂是需要专科生的，但是学生觉得太累，很少有人愿意去。”
彭小芳觉得，很难靠学生本身就能去改变这一现状。只有让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够看得到肉眼可见的资源，或者是尝到好甜头，学生们才会觉得职业教育是好的，“不然职业教育在大家心里就一直是寒冬。”
但职业教育，似乎也在迎来春暖花开的希望。
2021年，广州市的中考首次将“三二分段”专业和省级重点专业放进第一批次进行投档，让许多高分学子能够选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全国百强职校的高地——比广东更早探索职业教育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职教体系，专业认可度高，校企合作全面且深入。
上海的李子琴从今年中专毕业后，终于逃脱了动画设计的“苦海”，考上了松江区的立达学院。这次，她选了自己最感兴趣的志愿——酒店管理的烘焙方向。她很喜欢现在的专业，准备从朋友圈卖起，将来开个自己的烘焙店。
广州市将中职专业放进第一批次志愿、正在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是推动职业教育“走向春天”的尝试。但同时，“唯学历论”这一简单的择优逻辑，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
李子琴想起自己中专时为数不多的、对学生盯得很紧的专业课老师，那是个非常严厉的老太太，上她的课很头痛，但也能学到东西。开学第一次上她的课时，她那镜片后略显冷淡的目光扫视了一遍班级，而后告诉他们：
“抓紧了。考上高中的人还能再无忧无虑几年，你们已经要面对这个社会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宇、谭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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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隆侍佚
编辑 | 吴浩旖
初审 | 刘颂杰
复审 | 钟智锦
终审 | 阮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