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
这句话是自称“朕就是这样秉性，这样汉子”的雍正说的。
话是这么说，但是雍正登基第一年做的第一件事却是在养心殿西暖阁挂三个大字：
为君难。
意思是：“我这个皇帝，真是太难了！”。
工作还没正式展开，就唱衰自己？这画风和“硬汉皇帝”不符啊！
为什么？别看雍正的父亲康熙在位六十多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清朝政制体制在经过八十多年运作后，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严重的亏空，官场弥漫的贪腐之风与朋党之争，如泥塑木雕般毫无作为的庸吏，都是大清帝国盛世光芒下日益浓重的阴影，蚕食着王朝的活力。
雍正在登基之前就知道这一切，在登基之后他想清除康熙末年的积弊，要让国家出现新气象，可谓雄心勃勃。但是，由于康熙为政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长此以往导致官常懈弛，官吏因循守旧。而且无论雍正想做哪些革新的举动，都有破坏康熙“成宪”、违背祖制的风险，当时的官场没有几个有担当的人。因此雍正选了几个人，组成了雍正朝“最刚天团”，开始和因循腐败的吏治“正面刚”！
“最刚天团”团员。原本年羹尧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最后年大将军“人设”崩了被淘汰。
“最刚天团”中有个李卫，据袁枚说，李卫本人长得就有点硬核。袁枚在为李卫写传时说，李卫身材魁梧，身高六尺二寸，膀大腰圆，臂力过人。李卫的两个鼻孔中间相通，麻子脸，而且麻点有铜钱大小。
李卫不是科甲出身，官是捐的。据说李家先祖是锦衣卫，而李卫本人大概是很好地继承了祖上锦衣卫的侦缉才能，他平时的一大爱好就是“破案”，还经常在奏折里同雍正讨论案情。君臣间一来一往，讨论得不亦乐乎。
李卫读书不多，师爷等人起草公文奏章，都要读给他听，有不合意的地方，他就口述修改，而且往往能切中问题要害，因此大家对李卫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以为有神相助。李卫在公干之余喜好听人说书，每听到忠贤遭到不平，李卫就会呜咽、愤恨，甚至拔剑而起。不仅如此，他还好习武，他招兵设勇建营，专门练搏击拼刺之法。每当捕盗之时，李卫都要身披金甲，亲自登台指挥。
这样的出身和性格，让李卫和当时由文官主导的官场不是很合拍——所以和雍正很合拍。
喜欢侦缉的李卫向雍正奏报案件侦缉情况，雍正在他的奏折里做朱批。
之所以把李卫选进“最刚天团”，是因为雍正眼中的李卫“勇于任事，大节好”，意思就是李卫有节操，敢想敢干，还不怕得罪人。雍正对李卫的这个印象，产生于雍正还是个平凡皇子的时期。
当时李卫任户部郎中，管理银库事务。有某位亲王的部属对于收纳的白银都要每一千两额外加收十两作为库平银，李卫坚决反对，但亲王部属执意要收。李卫就将银柜抬到东廊下，上面贴上封条，写着这是某某亲王的“赢余”。亲王闻此大惊，下令让部属停收库平银。还有一次，一位王府唱歌的人杀了人，李卫参加刑部的会审，刑部因为杀人者是王府的人，想减轻判决，李卫很气愤，同僚劝他不要争，李卫坚持。
当时的雍正因这两件事对李卫十分佩服，因此雍正即位后，对李卫大加重用。
雍正六年，雍正把李卫派到江南办理“盗案”。当时，太湖周围是所谓多盗之区。因为雍正觉得当时的江苏一把手陈时夏柔懦,范时绎又不是干捕盗的料，所以就派了李卫去江南。
可以想见，陈时夏和范时绎心里对李卫的怨念得有多大。李卫对此也是心知肚名，于是在授命之初就向雍正奏明了他的顾虑。雍正是这样开导李卫的
范时绎乃不足置论之人,与汝不协,更何待言。即以命汝办理下江缉捕一节,揆之其心,便可知矣……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
大概意思是：你别理范时绎那帮人，他们肯定看你不爽的，我来给你撑腰。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能计较得过来。
有了皇帝背书，李卫放开手脚。当他发现当时盗匪活动与范时绎有关系后,不因涉及到范而放松对案件的追查,坚持要把犯人交到浙江审理。范时绎还是李卫的原籍大吏,李卫对也不怕范时绎找人在老家整他,还是照直做去。（这么刚，小的爱了爱了！）
雍正当然也秉公处置,将范时绎革职了。
李卫的“硬核”还表现在他连同是“最刚天团”团跋山涉水、雍正特别器重的鄂尔泰都敢惹。雍正十一年,当时的鄂尔泰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尔泰本人忠诚精敏，是雍正十分倚重的大臣，说他得雍正眷宠在李卫之上也不过分。可是鄂尔泰有个不争气的弟弟鄂尔奇。李卫那时是直隶总督，他写了个密折，告发鄂尔奇“环法营私,紊制乱民”。
李卫为什么敢于举发权贵的家人呢？因为非常了解雍正当时的用人原则：要不瞻情面，敢于做事。就鄂尔奇这个案子，雍正想得还是周道。他让李卫公开指参鄂尔奇，一来是照顾鄂尔泰的面子，二来也是名正言顺,并给大臣树个榜样：瞧瞧，朕选的人，够刚、够硬！朕就要这样的人！
其实李卫出仕以来，一直得到雍正的鼓励与保护，而他也是雍正政策坚决的执行者。
概括说来，雍正时期实行的对清代经济制度影响最大的变革就是摊丁入亩。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对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少而人丁多的家庭是一大福音，而对那些田地多的大地主而言，则是增加了负担。因此，这是穷人与富人的斗争。
雍正坚决支持地方官实行这项改革，但他的做法是不搞一刀切，因为清代中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所以雍正没有给出必须完成的时间表，允许各省各地区进行逐渐探索，以期减少社会的阵痛。浙江由于大地主并不多，丁粮摊派到地亩里进行征收，数额也不大。无地或少地而劳动力又多的农户支持这项改革，但是在李卫到任前的两任浙江巡抚都没能彻底推行这项政策。
法海任浙江巡抚时，有田多丁少的“土棍”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反对摊丁，法海令官员劝散，暂缓进行。而有丁无田的乡民要求改革的声浪更高，甚至围着巡抚大人的坐辕吵闹。从此，这一拨人闹完，另外一拨又上来，你方唱罢我登场，把巡抚衙门闹得无法正常运转。雍正三年六月，法海离任，浙江巡抚由傅敏接署，但他束手无策。
李卫到任后，实行摊丁入亩，富户故伎重演，又闹起来，甚至趁举行乡试的机会，煽动一千多人至省城杭州的附廓钱塘县衙去闹，并勒令商人罢市，知府李慎修等人手足无措，布政使司和道员就像不知事情发生一样。
李卫于雍正四年七月上奏，表示此事若不将首恶惩创，则愈长聚众挟官之恶风，为害非细。在雍正的支持下，李卫坚决制止富户刻意制造的骚乱，自此，摊丁入亩得以实施。雍正力赞李卫，甚至在奏折上批道“此奏是，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李卫形象
雍正之所以起用“最强天团”，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吏治”是国家首重之事。尤其是他要革新，要挽救清代早衰局面时，更需要一支精干有力的官员队伍。
《礼记》有“大法小廉”之谓。雍正即位伊始，在《敕谕州县官》中提出“为国家首重吏治事”，即以澄清吏治为施政纲领。他反对没有是非、但洁己而不奉公，尤其对瞻徇情面的“好人”政治说不。
他首先向因循废弛开刀。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说：“朕虽不谓上等圣明之君，亦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一切总倚托朕躬而为之，胡令不止？曷禁不行耶？计不出此而狐疑畏懦、甘心自弃，岂不深可惜哉？勉之，思之。”他对田文镜说他不满意河南巡抚石文焯，说：“他在河南还是相沿旧习，诸事瞻前顾后，只怕得罪人，他做的事情都是仿人家的样子，不知一个地方有一个做法，有该那样做的，也有不该那样做的，若一味做好人，那个地方不坏了吗？”他去世前一百天，还明发谕旨给内阁，指出：“如果官员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国家岂能用这样的木偶官？！如果实心为国做事，即便有错误，朕必原谅而保全你们。但如果习成巧术，只知保身远害，不肯担当，遇事推卸，此风有妨于政治，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而李卫也有一句自己的slogan：
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惟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委蛇从事。
这正是雍正用人原则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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