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集权帝国，国祚267年。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在立国200年后，逐渐走向腐败没落直至灭亡，这其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戒。晚清时期，在闭关锁国自我陶醉于泱泱上国的麻痹中，被船坚利炮的洋夷所惊醒，面对国门洞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廷的无能和外强中干暴露无遗。在西方列强的眼中，可以说清朝已经到了暮年。清朝统治阶层过着被金钱和金钱所陶醉的放荡生活，而下层人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导致了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后人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揭示了清朝灭亡的历史真相。
一、晚清时期的吏治腐败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日益腐朽，这种腐朽在乾隆晚年已经出现。它只被王朝的繁荣时期所覆盖。那么清朝的政治有多糟糕呢？吏治腐败、腐败猖獗、自力更生实际上成了清朝政治腐败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候，官员们不能为了没有利润而提前工作。
清朝时候的大臣和珅。1799年被嘉庆皇帝查抄时，他从家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仅白银就高达8.2亿元。1841年，道光时期的一位伟大学者齐山被没收。他家有大量的金银，包括12000两黄金、1800万两白银和10多箱珠宝。作为一个强大的王朝统治下的权贵，就算位居万人之上的高位，仅靠政府的工资是不可能积累起这样的财富的。因此，说清朝的官员贪欲特别大，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
作为政府部门的支出，最为瞩目的是工程项目。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勘估之后，再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官员。工程承包商由承修大臣指派，待到结算时，承修大臣得30%，监督官员得10%，勘估大臣得10%，众随员共享5%，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共享10%，众经办官员共享10%，承包商实际只有25%。
这种利益分配是晚清时期不必言说的“潜规则”！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晚清官员真的很“规范”，因为工程不会是一次拨付的一锤子买卖，而是按照工程进度逐步拨付。也就是说，工程期可能长达数年，在这数年间，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都能循规蹈矩，按时分钱，绝不多占多拿！！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官员其实都非常优秀，守好自己的本分，拿该拿之钱，从没有分赃不均扯皮的事发生。至于工程质量，管他呢，一开始就虚报了，承包商也亏不了。
晚清时期，为了慈禧的生日修建的颐和园，其款多出自海军经费，大约花掉银子3000万两；其维修保养费，则出自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140余万两，户部仅收到30万两，其余部分直接到了颐和园。慈禧太后入住颐和园，每日开销超过一万两。
慈禧搜刮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梦想请她将私囊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工''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极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
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匡，袁世凯将这位亲王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
醇亲王去世，修祠、造坟等等花费，全部由户部开支，共计超过500万两。仅祠中的九莲灯竟然耗费9万两；户部官员看到内务府发来的文书，一众官员私下咂舌，却不敢多话，而是立即拨款。
建颐和园、醇亲王去世，已经是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期了。户部存银不过200万两，每月须发放八旗兵饷48万两，虎神营等100余万两，户部官员常常仰天长叹。
吏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具体有一下四种形态：
一是各种“敬”。各级官员为自己的贿赂、贪污取得“文雅”的称呼。具体有别敬，就是外省官员离京回任之际，送给京官的礼物，别就是离别的意思。
冰敬与炭敬，这个好理解。外官在夏冬两季送给京官的礼物。夏天炎热，送冰敬；冬天寒冷，送炭敬。年敬、节敬和喜敬，这个是下属在逢年过节和上司加办喜事的时候，送的贿赂。
此外，还有给上司家女眷、儿子与仆人的妆敬、文敬和门敬。
这花样多吧，基本这一年下来，当官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钱从哪里来呢？民官剥削百姓，军官剥削士兵，钱自然就到位了。假如这些该送的，没有送，基本上这官也当到头了。
二是印结。这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保证金，保证那些在京考试、捐官的外省人是清白的，没有污点。这些钱交给同乡的京官，然后京官出具保证书。各省在京设有印结局。举个例子，浙江人李某要在京城考试，于是他去找浙江在京的印结局开具保证书，并送上保证金，然后由他的浙江同乡拿钱办事。这显然也是一种买卖行为。
三是棚费、漕规与到任规。棚费是地方官在考试的时候，向民众征收的钱，然后送给主考官的；漕规是县官收钱粮的时候，要送一部分银子给上司，到任规是新官上任的时候，要给上司送银子。
四是花样。这个花样不是指种类的意思，这与候补官员有关。由于清朝允许捐官，所以候补官员多，但是官职只有这么多呀。一个官职，几个甚至是几十个预备干部在等着，怎么办呢？看谁出的钱多，谁就优先上任。这个钱就叫花样。
五是部费。这是中央六部公然索贿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吏部、户部、工部和兵部。吏部主要是在官员考核的时候，索取银两，谁的钱给的多，考核结果就越好；其他三部主要是地方修建民事和军事工程时，贪污工程款，以及以少报多，需要三部的批准，于是贿赂三部的人员。
至于各地方政府的支出，列举一例：河北涞水县：每年的牛羊税，约有600两，上报朝廷只有13两。其余部分去哪儿呢？藩司署24两，道署20两，州署14两，剩下的部分就由县级政府大小官员均分或小金库开支。
契税每年约数千两，上报是100两，余款分配方式同上。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省市干部还是比较照顾工作在“第一线”的县级干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真不是夸大的文学修辞。
清朝的上层阶级过着腐败堕落的生活，而下层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不断被苛捐杂税压垮。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仅晚清农民起义就可以说是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这些起义遍布全国，一个接一个，不知疲倦动摇着清朝的国本。
二、晚清时期民生凋敝经济萧条
晚清时期，清帝国风雨飘摇，财力日绌，巨额赔款难以偿付，新政所需庞大经费又将从何出？
庚子赔款后，清廷每岁财政收入约为1.0492亿两。当时关税收入估计在2800万两至2900万两，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0%；常关税约5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盐税为1300一1400万两左右，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5%。
庚子赔款就是以关税、常关税、盐税这三项税收为担保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都归之列强了，财源即有枯竭之忧。庚子赔款后，清政府财政支出加大，约为1.3492亿两，入不敷出之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随之清廷财政也就陷入总崩溃的境地。
财政已濒崩盘之境，新政所需财用又钜。新政中重要一项就是军事改革，朝廷原计划在全国设立新军36镇，因为编练新军开支浩大，政府财力难以承担，只能在天津小站先设立6镇，单是北洋6镇一年的军饷就达900多万两。“
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要花费5400万两以上，编练计划只能大打折扣。”军事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朝廷每年的军费开支骤增。在新政进行的10年间，朝廷军费支出净增长200%以上，由1901年的4000多万两，到1911年增至1，37亿两，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5%。
新政举办中的其他各项措施也无不需要投入巨资，随着新政的不断推行，朝廷各项开支也不断增加。以宣统三年(1911)为例，当年陆军费用为12684万余两，其中新军 (总计练成20镇)军费8000余万两。海军水师军费1050余万两。新、旧军队的军费总计达到1.37亿两，较之甲午战争前每年约4000万两军费相比，朝廷该项支出净增加了的2倍多。
另外，学部费用和各省教育经费338万两，民政部费用(包括各省民政、禁烟公所、典礼经费)502万两。其他新政举措，如派员出国考察、户口调查、工商调查、设立警察、自治公所等等，“无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如此，清廷用于新政的费用不得不逐年增加。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朝廷已是无策，只得委诸疆吏任意拓展财源，严旨各地方政府“就地设法”，无论何种方法，“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在“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的名义下，各地先后掀起了一轮向民间增捐加税的浪潮。
政府征求无度，新政之于百姓仅仅是愈来愈重的捐税负担。清末各省乃至各州县都纷纷以新政为由，滥加捐税，各种巧立名目的捐项也由此汹涌而出。从1901年起各地陆续增添了许多新税目，如肉税、糖税、酒税、房税、煤税等，连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商品也统统被加征各种杂捐 “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和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且“各种苛捐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数十种之多”。
在四川未办新政之前，普通民众仅有正供杂办而已，举办新政以后，杂捐纷纷涌现。经常有方官借办新政为名，“乘便弄权，苛细杂捐，任意抽收，并不察官核办”。总之，“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各级吏和地方士绅通过放大农民负担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他们厕身新政，借官持势，假公济私，只侵吞，不知民生，只知掠民，不知恤贫。
苛捐杂税泛滥的结果是民生凋敝，市场萧条，民众视政如虎，他们直观地感觉到，“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季四川邛州一位士人作诗日:“新政纷纷次第兴，国民担任力难胜，谘来议去皆筹款，但见捐输日日增。可见民间已经普遍将新政认同为苛捐杂税的代名词了。
恽毓鼎的《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可以发现很多恽氏对于新政期间政府对民生问题操控不当，对民间需索过度的批评。光绪卅年（1904年）三月十二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与士丈痛恨大吏诛求无艺，为国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祸。各省大吏筹款皆以办新政为名，取之于民，毫无限制。谈西学者误人国如此！张、袁二总督真罪魁也。”
诚如恽氏所言，各省大吏以筹办新政为名，滥加捐税，掠民无度。在他的眼中，民生问题操作如此失当，政府将失去民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恽毓鼎的心态大略可以代表此间大多数士大夫真实的心理。新政推进，各地需用经费剧增，财政入不敷出之窘愈蹙。
据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十五日恽毓鼎的日记里写道：
又度支部清理各省财政出入比较表，唯山东、河南、奉天、四川稍有赢余，其余皆支出超过收入。合计出入相抵，岁缺银三千万两有奇。现象之可畏如此。然此后每年入款益少，而新政竞兴叠起，其所以耗财者且无穷期，此孰非吾民膏血乎？不悉驱而纳诸沟壑、迫为盗贼不止也。呜呼！
增捐加税不仅使生民生活日蹙，亦使基层官员处于苦不堪言的尴尬境地之中，有些不忍诛求，所谓不达时变的循吏甚至自戕以避祸。据恽毓鼎光绪卅一年（1906年）六月初三日日记记载：阅邸抄，陕西候补道潘振声服毒自尽。折中谓其贫病交迫。闻友人言，则以新政滋扰而无实济，愤激捐生业。潘丈乐善好施，重气谊，为今之古人。唯迂拘不达时变云。又同里潘蕉生为贵州都匀府知府，因办新政筹捐操之稍急，致激民变，蕉生恐干重戾，亦服毒自尽。
新政进行过程中，很多举措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民生危机，与恽毓鼎同样有民生焦虑的京都士人也大有人在，据当时在京畿警察部门任职的许宝蘅所言：“近来办事外观似较旧时衙门为振作，而无条理，无法度，任意为之，其弊尤大也。”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清朝导致了有限土地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各种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尤以土地资源的疯狂掠夺为甚，封建贵族和官僚也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据不完全统计，贵族们占据了130多万亩土地。
土地过度集中的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土地不短缺的农民成为佃农和流离失所者，导致佃农和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农民没有土地居住。他们只能向有土地的地主出租，并支付高额地租。同时，他们必须承担国家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下层人民只能过着食物不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悲惨的。
三、思想禁锢文化迂腐
在日益发展的世界大势涌起中，晚清统治者选择了自满和自大，把一个几乎三分之一人口、物产丰富的大国引向了落后的深渊。清朝统治阶级实际上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如果翻阅清朝的书籍，就会发现大多书写有“钦定”、“御制”的字样，那是经过皇帝审定或其本人写的，它所代表的是官方的思想。譬如，清初竭力宣扬程朱理学，以致形成了一种风气，“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这就是说，要以朱熹的思想来指导一切言行。谁若是反对这个官方的统治思想，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于是，文字狱又成为思想统制的一种手段。那时，满清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罗织种种罪名，大兴文字之狱检举揭发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凭空捏造，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迭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入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所以，那时提及文字狱，就会令人谈之色变。正如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代的文字狱是导致“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至今遗毒未消。
更为邪恶无耻的是，清政府利用编书的机会，大量查禁图书，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凡是不利于清朝的，或是触犯了他们忌讳的，都要加以删除和篡改，或是大量地进行销毁，甚至连宋代的书写到抗金的，明代的书写到抗元的，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单是在浙江省，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就进行了二十四次大规模的检查和销毁。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书目有二千四百多种，抽毁的书目有四百多种，销毁的总数在十万部左右。
在科举取士上沿袭了学究式的、落后的八股文制度，试图通过禁锢文人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结果，中国与世界的国家隔离开来。落后的中国变得越来越落后，虚弱的清朝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清代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昏聩的时代，政治方面，传统的政治制度失效。比如清政府在吏治方面，凡是重要部门、官位必有满人，满人控制。一族把政，一切从部族私利出发，始终袒护满人，这是历史的倒退。
另外，皇权的治理蜕变为＂皇帝玩弄权术＂。比如说军机处设立，钱穆认为，＂皇帝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以此来确定天下大事。
再如，在政务处理上分为两种＂上谕＂，一是明发，另一是寄信，明发是无关紧要的政务，寄信则是密封包装材料，除皇帝和接收人以外，所经部门包括六部，各总督......任何人不得拆看，全国形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秘密政治其他朝代也没有。
二是思想管制，不允许说话。比如当时所有府学、县学门口都有一卧碑，刻有＂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结社，不得刊刻文字＂，放到今天，就是不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一代＂老百姓不得说话＂。
三是设立禁区，百姓不得出关。比如说把东三省、新疆、台湾、察哈尓、热河、绥远划为禁地，封闭。新疆判乱，左宗棠平疆的很重要原因还是外族不得迁入，民族未曾融合，而且对伊斯兰文化压制得厉害。外兴安岭、库页岛的丢弃很大原因是禁地封闭，无民。东三省、台察热绥的禁区政策直到光绪年才被取消。
任何背离世界大趋势的王朝都会被世界抛弃，清朝就是如此。晚清的帝王贵族满足于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安于现状。官员敲诈勒索钱财，阿谀奉承是常见的做法；军队松懈，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下层阶级的人很悲惨，没有地方自卫。这样一个王朝走向没落只是时间问题。后世也许会在历史的事实中吸取清朝的教训，以史为鉴，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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