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灭亡内部因素(晚清覆灭的历史成因)(1)

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集权帝国,国祚267年。作为少数族裔的统治者,在立国200年后,逐渐走向腐败没落直至灭亡,这其中有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戒。晚清时期,在闭关锁国自我陶醉于泱泱上国的麻痹中,被船坚利炮的洋夷所惊醒,面对国门洞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廷的无能和外强中干暴露无遗。在西方列强的眼中,可以说清朝已经到了暮年。清朝统治阶层过着被金钱和金钱所陶醉的放荡生活,而下层人民却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导致了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后人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揭示了清朝灭亡的历史真相。

晚清灭亡内部因素(晚清覆灭的历史成因)(2)

一、晚清时期的吏治腐败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日益腐朽,这种腐朽在乾隆晚年已经出现。它只被王朝的繁荣时期所覆盖。那么清朝的政治有多糟糕呢?吏治腐败、腐败猖獗、自力更生实际上成了清朝政治腐败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时候,官员们不能为了没有利润而提前工作。

清朝时候的大臣和珅。1799年被嘉庆皇帝查抄时,他从家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仅白银就高达8.2亿元。1841年,道光时期的一位伟大学者齐山被没收。他家有大量的金银,包括12000两黄金、1800万两白银和10多箱珠宝。作为一个强大的王朝统治下的权贵,就算位居万人之上的高位,仅靠政府的工资是不可能积累起这样的财富的。因此,说清朝的官员贪欲特别大,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

作为政府部门的支出,最为瞩目的是工程项目。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勘估之后,再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官员。工程承包商由承修大臣指派,待到结算时,承修大臣得30%,监督官员得10%,勘估大臣得10%,众随员共享5%,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共享10%,众经办官员共享10%,承包商实际只有25%。

这种利益分配是晚清时期不必言说的“潜规则”!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晚清官员真的很“规范”,因为工程不会是一次拨付的一锤子买卖,而是按照工程进度逐步拨付。也就是说,工程期可能长达数年,在这数年间,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员都能循规蹈矩,按时分钱,绝不多占多拿!!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官员其实都非常优秀,守好自己的本分,拿该拿之钱,从没有分赃不均扯皮的事发生。至于工程质量,管他呢,一开始就虚报了,承包商也亏不了。

晚清时期,为了慈禧的生日修建的颐和园,其款多出自海军经费,大约花掉银子3000万两;其维修保养费,则出自土药税。土药税每年有140余万两,户部仅收到30万两,其余部分直接到了颐和园。慈禧太后入住颐和园,每日开销超过一万两。

慈禧搜刮不少私产,这是她生前已广为人知的传闻。甲午战争期间,张骞给翁同龢的密信就谈到:''外间传闻禧圣尚有储款二千万,若果有之,似亦可请。''梦想请她将私囊拨充军费。尽管目前无法确切计算她搜刮了多少,但可以确定她通过种种途径确实收受了不少财物。不妨看一个小例子:''世中堂(世续)于正贡之外加贡,颇得慈欢……写了一万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在专制制度下,''正贡''是必须遵守的制度。1894年(甲午)正值慈禧60大寿,臣子们为讨好这位专制君主煞费苦心,在他们心目中强敌入侵、山河破碎不及讨主子欢心来得重要。''加工''却要察颜观色,更见机心。慈禧收受世续的万两银子表明她极大不捐,而''颇得慈欢''的世续不久就擢升为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了。

同时,在这样的制度下,不但主子受贿,专制统治者身边的近臣和奴才也要按惯例分润。如果不给他们约一成的手续费,贡品是不可能顺利送达主子的。此外,在这样的制度下,各级官员都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专制统治者。对上要层层供奉(冰炭敬等),权力所达之处则任意动用公帑。贡品固然用公帑,私人送礼行贿亦不例外。为了巴结慈禧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庆亲王奕匡,袁世凯将这位亲王一家的一切费用全都包下,用的就是北洋的公帑。就是以清廉自诩的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进贡和给有关官员送礼,用的也是公款。

醇亲王去世,修祠、造坟等等花费,全部由户部开支,共计超过500万两。仅祠中的九莲灯竟然耗费9万两;户部官员看到内务府发来的文书,一众官员私下咂舌,却不敢多话,而是立即拨款。

建颐和园、醇亲王去世,已经是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期了。户部存银不过200万两,每月须发放八旗兵饷48万两,虎神营等100余万两,户部官员常常仰天长叹。

吏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具体有一下四种形态:

一是各种“敬”。各级官员为自己的贿赂、贪污取得“文雅”的称呼。具体有别敬,就是外省官员离京回任之际,送给京官的礼物,别就是离别的意思。

冰敬与炭敬,这个好理解。外官在夏冬两季送给京官的礼物。夏天炎热,送冰敬;冬天寒冷,送炭敬。年敬、节敬和喜敬,这个是下属在逢年过节和上司加办喜事的时候,送的贿赂。

此外,还有给上司家女眷、儿子与仆人的妆敬、文敬和门敬。

这花样多吧,基本这一年下来,当官的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钱从哪里来呢?民官剥削百姓,军官剥削士兵,钱自然就到位了。假如这些该送的,没有送,基本上这官也当到头了。

二是印结。这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保证金,保证那些在京考试、捐官的外省人是清白的,没有污点。这些钱交给同乡的京官,然后京官出具保证书。各省在京设有印结局。举个例子,浙江人李某要在京城考试,于是他去找浙江在京的印结局开具保证书,并送上保证金,然后由他的浙江同乡拿钱办事。这显然也是一种买卖行为。

三是棚费、漕规与到任规。棚费是地方官在考试的时候,向民众征收的钱,然后送给主考官的;漕规是县官收钱粮的时候,要送一部分银子给上司,到任规是新官上任的时候,要给上司送银子。

四是花样。这个花样不是指种类的意思,这与候补官员有关。由于清朝允许捐官,所以候补官员多,但是官职只有这么多呀。一个官职,几个甚至是几十个预备干部在等着,怎么办呢?看谁出的钱多,谁就优先上任。这个钱就叫花样。

五是部费。这是中央六部公然索贿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吏部、户部、工部和兵部。吏部主要是在官员考核的时候,索取银两,谁的钱给的多,考核结果就越好;其他三部主要是地方修建民事和军事工程时,贪污工程款,以及以少报多,需要三部的批准,于是贿赂三部的人员。

至于各地方政府的支出,列举一例:河北涞水县:每年的牛羊税,约有600两,上报朝廷只有13两。其余部分去哪儿呢?藩司署24两,道署20两,州署14两,剩下的部分就由县级政府大小官员均分或小金库开支。

契税每年约数千两,上报是100两,余款分配方式同上。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省市干部还是比较照顾工作在“第一线”的县级干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真不是夸大的文学修辞。

清朝的上层阶级过着腐败堕落的生活,而下层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不断被苛捐杂税压垮。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仅晚清农民起义就可以说是数量众多、规模巨大的,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这些起义遍布全国,一个接一个,不知疲倦动摇着清朝的国本。

晚清灭亡内部因素(晚清覆灭的历史成因)(3)

二、晚清时期民生凋敝经济萧条

晚清时期,清帝国风雨飘摇,财力日绌,巨额赔款难以偿付,新政所需庞大经费又将从何出?

庚子赔款后,清廷每岁财政收入约为1.0492亿两。当时关税收入估计在2800万两至2900万两,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30%;常关税约500万两,占全年财政收入的5%;盐税为1300一1400万两左右,约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5%。

庚子赔款就是以关税、常关税、盐税这三项税收为担保的,如此一来清廷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都归之列强了,财源即有枯竭之忧。庚子赔款后,清政府财政支出加大,约为1.3492亿两,入不敷出之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随之清廷财政也就陷入总崩溃的境地。

财政已濒崩盘之境,新政所需财用又钜。新政中重要一项就是军事改革,朝廷原计划在全国设立新军36镇,因为编练新军开支浩大,政府财力难以承担,只能在天津小站先设立6镇,单是北洋6镇一年的军饷就达900多万两。“

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要花费5400万两以上,编练计划只能大打折扣。”军事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朝廷每年的军费开支骤增。在新政进行的10年间,朝廷军费支出净增长200%以上,由1901年的4000多万两,到1911年增至1,37亿两,占当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5%。

新政举办中的其他各项措施也无不需要投入巨资,随着新政的不断推行,朝廷各项开支也不断增加。以宣统三年(1911)为例,当年陆军费用为12684万余两,其中新军 (总计练成20镇)军费8000余万两。海军水师军费1050余万两。新、旧军队的军费总计达到1.37亿两,较之甲午战争前每年约4000万两军费相比,朝廷该项支出净增加了的2倍多。

另外,学部费用和各省教育经费338万两,民政部费用(包括各省民政、禁烟公所、典礼经费)502万两。其他新政举措,如派员出国考察、户口调查、工商调查、设立警察、自治公所等等,“无事不需款,新法新器日多,非巨款不能集事”。如此,清廷用于新政的费用不得不逐年增加。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朝廷已是无策,只得委诸疆吏任意拓展财源,严旨各地方政府“就地设法”,无论何种方法,“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在“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的名义下,各地先后掀起了一轮向民间增捐加税的浪潮。

政府征求无度,新政之于百姓仅仅是愈来愈重的捐税负担。清末各省乃至各州县都纷纷以新政为由,滥加捐税,各种巧立名目的捐项也由此汹涌而出。从1901年起各地陆续增添了许多新税目,如肉税、糖税、酒税、房税、煤税等,连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商品也统统被加征各种杂捐 “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和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且“各种苛捐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数十种之多”。

在四川未办新政之前,普通民众仅有正供杂办而已,举办新政以后,杂捐纷纷涌现。经常有方官借办新政为名,“乘便弄权,苛细杂捐,任意抽收,并不察官核办”。总之,“新政愈多,靡费愈重;筹款愈繁,民生愈蹙”。各级吏和地方士绅通过放大农民负担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他们厕身新政,借官持势,假公济私,只侵吞,不知民生,只知掠民,不知恤贫。

苛捐杂税泛滥的结果是民生凋敝,市场萧条,民众视政如虎,他们直观地感觉到,“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季四川邛州一位士人作诗日:“新政纷纷次第兴,国民担任力难胜,谘来议去皆筹款,但见捐输日日增。可见民间已经普遍将新政认同为苛捐杂税的代名词了。

恽毓鼎的《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可以发现很多恽氏对于新政期间政府对民生问题操控不当,对民间需索过度的批评。光绪卅年(1904年)三月十二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与士丈痛恨大吏诛求无艺,为国家失民心,恐有土崩瓦解之祸。各省大吏筹款皆以办新政为名,取之于民,毫无限制。谈西学者误人国如此!张、袁二总督真罪魁也。”

诚如恽氏所言,各省大吏以筹办新政为名,滥加捐税,掠民无度。在他的眼中,民生问题操作如此失当,政府将失去民心,甚至有倾覆的危险,恽毓鼎的心态大略可以代表此间大多数士大夫真实的心理。新政推进,各地需用经费剧增,财政入不敷出之窘愈蹙。

据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十五日恽毓鼎的日记里写道:

又度支部清理各省财政出入比较表,唯山东、河南、奉天、四川稍有赢余,其余皆支出超过收入。合计出入相抵,岁缺银三千万两有奇。现象之可畏如此。然此后每年入款益少,而新政竞兴叠起,其所以耗财者且无穷期,此孰非吾民膏血乎?不悉驱而纳诸沟壑、迫为盗贼不止也。呜呼!

增捐加税不仅使生民生活日蹙,亦使基层官员处于苦不堪言的尴尬境地之中,有些不忍诛求,所谓不达时变的循吏甚至自戕以避祸。据恽毓鼎光绪卅一年(1906年)六月初三日日记记载:阅邸抄,陕西候补道潘振声服毒自尽。折中谓其贫病交迫。闻友人言,则以新政滋扰而无实济,愤激捐生业。潘丈乐善好施,重气谊,为今之古人。唯迂拘不达时变云。又同里潘蕉生为贵州都匀府知府,因办新政筹捐操之稍急,致激民变,蕉生恐干重戾,亦服毒自尽。

新政进行过程中,很多举措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民生危机,与恽毓鼎同样有民生焦虑的京都士人也大有人在,据当时在京畿警察部门任职的许宝蘅所言:“近来办事外观似较旧时衙门为振作,而无条理,无法度,任意为之,其弊尤大也。”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清朝导致了有限土地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各种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尤以土地资源的疯狂掠夺为甚,封建贵族和官僚也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农民手中的土地。据不完全统计,贵族们占据了130多万亩土地。

土地过度集中的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土地不短缺的农民成为佃农和流离失所者,导致佃农和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农民没有土地居住。他们只能向有土地的地主出租,并支付高额地租。同时,他们必须承担国家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下层人民只能过着食物不足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悲惨的。

三、思想禁锢文化迂腐

在日益发展的世界大势涌起中,晚清统治者选择了自满和自大,把一个几乎三分之一人口、物产丰富的大国引向了落后的深渊。清朝统治阶级实际上采取了文化高压政策,如果翻阅清朝的书籍,就会发现大多书写有“钦定”、“御制”的字样,那是经过皇帝审定或其本人写的,它所代表的是官方的思想。譬如,清初竭力宣扬程朱理学,以致形成了一种风气,“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这就是说,要以朱熹的思想来指导一切言行。谁若是反对这个官方的统治思想,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于是,文字狱又成为思想统制的一种手段。那时,满清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罗织种种罪名,大兴文字之狱检举揭发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凭空捏造,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迭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入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所以,那时提及文字狱,就会令人谈之色变。正如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所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清代的文字狱是导致“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至今遗毒未消。

更为邪恶无耻的是,清政府利用编书的机会,大量查禁图书,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在《四库全书》编纂期间,凡是不利于清朝的,或是触犯了他们忌讳的,都要加以删除和篡改,或是大量地进行销毁,甚至连宋代的书写到抗金的,明代的书写到抗元的,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单是在浙江省,从乾隆二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就进行了二十四次大规模的检查和销毁。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书目有二千四百多种,抽毁的书目有四百多种,销毁的总数在十万部左右。

在科举取士上沿袭了学究式的、落后的八股文制度,试图通过禁锢文人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结果,中国与世界的国家隔离开来。落后的中国变得越来越落后,虚弱的清朝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清代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昏聩的时代,政治方面,传统的政治制度失效。比如清政府在吏治方面,凡是重要部门、官位必有满人,满人控制。一族把政,一切从部族私利出发,始终袒护满人,这是历史的倒退。

另外,皇权的治理蜕变为"皇帝玩弄权术"。比如说军机处设立,钱穆认为,"皇帝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以此来确定天下大事。

再如,在政务处理上分为两种"上谕",一是明发,另一是寄信,明发是无关紧要的政务,寄信则是密封包装材料,除皇帝和接收人以外,所经部门包括六部,各总督......任何人不得拆看,全国形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秘密政治其他朝代也没有。

二是思想管制,不允许说话。比如当时所有府学、县学门口都有一卧碑,刻有"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结社,不得刊刻文字",放到今天,就是不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一代"老百姓不得说话"。

三是设立禁区,百姓不得出关。比如说把东三省、新疆、台湾、察哈尓、热河、绥远划为禁地,封闭。新疆判乱,左宗棠平疆的很重要原因还是外族不得迁入,民族未曾融合,而且对伊斯兰文化压制得厉害。外兴安岭、库页岛的丢弃很大原因是禁地封闭,无民。东三省、台察热绥的禁区政策直到光绪年才被取消。

任何背离世界大趋势的王朝都会被世界抛弃,清朝就是如此。晚清的帝王贵族满足于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安于现状。官员敲诈勒索钱财,阿谀奉承是常见的做法;军队松懈,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下层阶级的人很悲惨,没有地方自卫。这样一个王朝走向没落只是时间问题。后世也许会在历史的事实中吸取清朝的教训,以史为鉴,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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