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南日报网

□晓阳

假若把古代诗词比喻成是一棵树,那么诗就是主干,而词则是主干上生发出来的斜枝。所以诗示之以“正”,词示之以“奇”。古代诗人每每把写诗视为“正事”,把填词当作“诗余”。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写了近千首词,但正式出版自己的诗文全集时,不肯让一首词入选,大概是他认为填词是自己的“私人小事”,不能登大雅之堂吧。

俗语常说“写诗填词”。诗是要“写”的,写就是诗人的主动行为。诗言志,诗人借以直接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诗也配乐演唱,如诗经,但配乐也大都是“雅正”风格的,称之为“雅乐”。在庄重的场合,缘词成颂。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称道的就是这个。雅乐要求诗的句式十分规整,大都是四言诗,铿锵有力,节奏分明,颂唱时鼓乐齐鸣,以示肃穆庄严。“诗”字从言从寺,本身就具有宗教仪式感。所以写诗历来是很郑重的事情,要求“发乎情,止乎礼”而又“思无邪”的。诗者,兴观群怨,存乎一心也。以我为主,顾盼风流,直抒胸臆,慷慨高歌,快何如哉。

词是要“填”的。何为“填”?量体裁衣,看碟下菜也。一个“填”字,就说明是被动行为,吟从曲,咏依声,规行矩步。声韵在先,曲调在前,作者也就必须亦步亦趋以适其所。最早的词乐,称之为“宴乐”或“燕乐”,就是宴会时所用的音乐。填词原本就是为舞榭歌台服务的。歌谱千姿百态化,歌者千娇百媚,词牌当然是形形色色,不拘一格了。古代歌伎优伶都是女流,填词者也每每是依红偎翠,俯仰由人。至于歌星如李龟年、念奴者流,身边追声造句的“词粉”更是趋之若鹜。所以最早填词者不是宫廷宴乐的御用墨客,就是勾栏瓦肆里的失意文人。词的“出身”就是取悦于别人的,这个“遗传基因”就决定了“被动性”。因声造句,按谱码字,循制成篇,先有曲调后有情,几乎成了填词人的吟哦习惯。

诗到了唐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唐人最高的精神方式,唐朝国力强盛,泱泱天朝,其文明形态天然带有引吭高歌的豪放和骨气,就和诗的旨趣高度融合在一起了。词成熟于宋代,是宋人精神的主要表达方式。宋朝强敌环伺,积贫积弱,其文化精神既有入世的忧患,也有无奈之下在风花雪月中幻想出世的超越,或苍凉哀婉或纤秾缠绵的词调,当然也就成了宋朝的文化基调。

正好像人生永远也磨洗不掉故乡的烙印一样,诗词也永远摆脱不了母体的胎记。豪放,是诗的特质;婉约才是词的属性。诗的句式规整一致,词汇典雅,节奏有序,特别适于慷慨击节,自我挥洒。词多婉约,是因为词的句式灵活多变,错落不一,词语通俗,铺陈反复,一咏三叹,浅斟低唱,最易于表达隐情衷曲。苏辛们创新词格,开豪放之风,固然拓展了词的表现格局,但也走出了词的本位,受到不少诟病。宋代以降,豪放派虽然作者不少,但终究没有成为词坛的主调。

可见,作诗者,我手写我心,岂能被拘牵?在简洁的几种框架模式之间即兴吟哦,尺幅之间纵横万里。但填词就不一样了,又是钦谱,又是龙谱,词牌门类繁褥庞杂,慢词小令稀奇古怪,正格变格各拘一格,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选择性失明”。不了解词牌的母体和演变,不洞悉声调和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轻率操觚,很容易成为东施效颦,文体两悖,既做作于无病呻吟,又咀嚼于他人牙慧矣。

明乎此,为诗之道亦是为学之道,循序渐进乃正道也。先学诗,后学词,诗写的纵横捭阖了,填词也就得心应手了。更何况,许多词牌本身就是七言诗和五言诗的简单变体呢。“诗余”这个概念,不正是给了我们这个启示吗!

写诗如何找词语(写诗与填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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