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2日刊 | 总第2971期
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为他预设多少微表情，因为进入这个角色的关键在于演员必须对人物极度自信和相信。
林宏年演得累，但过程并不痛苦，尤其在即兴创作的部分感受到了自在和过瘾。
我从不浪漫化反派，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哪怕这些反派中有一点人的属性，我都应该把它抓住。
傍晚，湖边。
林宏年站在这里，周围空无一人。因为太过自私，这个人已经被全世界抛弃了。人们无法透过墨镜分辨他此时的神色，只见他拿着手机，挨个给亲近的人打过去，注销公司，遣散员工，祝福前妻……
而后，他伸出手臂，手机从手中滑落，掉进湖里。林宏年完成了投湖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就在几个月前，这片湖泊刚刚收容了他干爹的骨灰。但林宏年就是林宏年，不愧是《张卫国的夏天》里经常把人气笑的角色，在湖边摆完POSE就当无事发生，回家打扫卫生了。
“这是一个结构性喜剧，光人物设定就已经产生喜剧效果了。”今年刚满“两岁”的刘奕君在视频连线中对我们说道，“这部剧与我对喜剧的理解不谋而合。”
“两岁”是一种心理状态。去年过51岁生日时，刘奕君的蛋糕上只插了一根蜡烛，上面没写“生日快乐”，而是写了“今天我一岁”。刘奕君说，人生归零，是提醒自己不要活得老态龙钟，要对所有的东西有一股孩子般的好奇。
这种好奇正体现于他的作品。《开端》中的刑警张成，《大山的女儿》里的村支书农战山，《张卫国的夏天》中的媒体人林宏年，以及正在热播的《冰雨火》里的杨兴权。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观众印象中的刘奕君。
人们说，“刘奕君没有在演自己。”这一评价，对一个常年暴露于荧屏的演员来说，殊为可贵。
“我也怕观众审美疲劳，所以很少在角色之外有过多的曝光。”
以下，是刘奕君的自述。
林宏年的色块
去年8月，我刚在厦门拍完《开端》，回到北京后经纪人告诉我黄磊老师递过来一个剧本，我看过之后，觉得还真挺喜欢的。
《张卫国的夏天》是一个喜剧，但一点儿都不常规，它不是之前比较流行的那种语言类喜剧，而是像《虎口脱险》《大饭店》那种结构性喜剧，依托故事框架和人物设定，就已经产生了喜剧的“笑果”，这与我对喜剧的理解不谋而合。
林宏年这个人物，也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个角色，仅仅从脑子里过了一下，我就觉得有非常大的表演空间。于是，我欣然接受了。
黄磊当时打趣，“刚好你在学校时就是我的师哥，然后在这部剧里你也演我的师哥。”
确实，他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90级的，而我是87级的。所以在剧里我们那股师兄弟的亲切劲儿，其实是发自内心的。
主创团队也非常靠谱，我进组前就拿到了完整的剧本，故事架构和人物关系非常清晰，所以拍摄时很少出现飞页，除非是现场拍摄时演员临时起意，碰撞出新东西，那叫即兴创作。
林宏年身上最明显的特质，是缺乏安全感。他从小是个孤儿，没有感受过亲情的温暖，永远寄人篱下，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然后想的是如何才能活得更好。所以，趋利避害永远是他的本能。
这个人物的基调是悲剧。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用我的一生去治愈童年。”林宏年身上的自私自利是有来由的，但他又无比地渴望亲情、友情和爱情，这都是他在童年时所缺乏的一部分，是他一直在找的根。
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实际上先把他拆分了。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时，他都会出现一个色块，有时是黄色，有时是黑色，有时又变成了红色。比如说他前一秒还在为干爹的离世痛哭流涕，发誓要好好照顾张卫国，下一秒做了自媒体后转身就把好师弟卖了。
于是在拆分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林宏年的第二个特质：他的红线是随时可以上下调整的。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林宏年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但我们不能忽略他最重要的一个底色：良心未泯。
他在年少时就做过对不起张卫国的事，直接毁掉了张卫国的职业生涯，所以漂泊在外数十年，他连觉都睡不好，但回到张卫国的小院后，他发现能睡着了。他把张卫国的故事包装成“太监的后裔”，卖了个好价钱，但他也想着挣钱之后可以分给张卫国，帮他渡过难关。
我看评论时看到有人说，“看到最后才反应过来，林宏年原来算是个反派啊，可我怎么对这个人讨厌不起来呢。”
一方面，或许是一些观众对我演的人物有粉丝滤镜；另一方面，或许也跟我们在这部剧里的表演风格有一定关系——用演小孩的方式演中年人。
张卫国和林宏年有这种人物关系的基础，他们从小在一块长大，林宏年回到北京后，满眼都是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他的心态和动作也就适时回到了从前，所以他和张卫国的相处，没有一丁点的生疏感。
包括他们最终的和解，不也是小孩子解决恩怨的方式吗？小时候，林宏年在张卫国演出时的椅子上做了手脚，导致张卫国受伤。林宏年在最后一集里郑重认错，张卫国给他煮了一碗面，但心里还是过不去，就在他吃面的时候走过去，一脚踢倒了他坐的椅子。而后，两人一笑泯恩仇。
林宏年有时候也很可爱。女儿在培训机构被同学欺凌，闹到了派出所，面对对方的家长，林宏年得理不饶人，整个人都端了起来，说坚决不接受和解，并要派集团总公司的法律顾问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三言两语就把对方的气势压了下去，观众看得直乐。
你看，这个人体内装满了各色小人，需要哪个就让哪个跳出来，林林总总，组成了林宏年的色块。
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为他预设多少微表情，因为进入这个角色的关键在于演员必须对人物极度自信和相信。我相信他生活的环境，相信他经历的一切，相信他的转变，那么表演时很多微表情和小动作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了，完全没有必要预设，也无法预设。
大家看我好像演得很轻松，其实林宏年是我去年演得最累的一个角色，因为我需要根据事件不断揣摩人物心态，进而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人们常说相由心生，演这部剧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
一点自在和遗憾
林宏年演得累，但过程并不痛苦，尤其在即兴创作的部分感受到了自在和过瘾。
有一场戏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林宏年得知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之后，精神开始恍惚，他怕自己死后连个捧盒儿的人都没有，于是就打起了张卫国儿子的主意，想认他当干儿子。
林宏年买新鞋讨好他，正好张卫国进来，一看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就有点接受不了，开始吃醋。《张卫国的夏天》毕竟是一部喜剧，我一看气氛到那儿了，马上开始添油加醋，开始说我和他儿子是一个星座的，生日就差一天，如果不做父子天理难容。
张卫国就有点郁闷，转身进屋，躲进蚊帐里，那我肯定得进去看看啊，一看他背对着我躺在床上，我就把蚊帐掀开坐下，用手碰了他一下。黄磊的身体马上就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在那一瞬间，我马上感觉到我们俩人好像回到了三四十年前，两个孩子闹别扭时，也是这样打打闹闹，然后我开始哄他，要请他吃火锅，他则傲娇地搪塞，一路即兴演了下来。人物关系在那一刻无比生动，创作的快感扑面而来。
还有张卫国和林宏年决裂的那场吃饭戏，也是即兴成分居多。张卫国说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的师哥，我不是你的师弟。他把之前欠我的三万块钱递给我，我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身后，带着哭腔说我不要，像小孩一样。这些细节，我和黄磊老师没有事先沟通过，但我们处理得非常默契。
但要说遗憾也是有的。林宏年去北京之前，在南京过得很不顺利，人到中年，只混了个表面风光，不但事业出现了问题，家庭生活也不和谐。于是他就去找了一个大师算命，那大师说他之所以不顺，是因为对父母不孝顺，想要化解，就必须找到年轻时认的那个干爹，到他面前磕三个头。
这段戏实际上就解释了林宏年为什么到北京后哭得那么伤心，除了心中确实有愧，还因为他没有见到干爹的最后一面啊，没有实现大师说的，在干爹面前磕上三个头。
我们的本意是要打击封建迷信，因为林宏年即便没有做到大师说的，但终归通过自己的经历寻求到了破解之法。如果能完整呈现，前后连起来的喜剧感是很强烈的，而且也能进一步丰富林宏年的人物形象。
尽管有遗憾，但林宏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大的突破。
做观众和戏剧间的桥梁
今年播出的《开端》《大山的女儿》《张卫国的夏天》，是我去年一年的成果，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尝试，没有自我重复。
像《开端》这样的戏，对我完全是一种新体验，以至于拍摄的时候还经常会有一种恍惚感，经常在现场与导演交流，在循环的每个阶段，我的相信比例是多少，怀疑比例是多少。这是塑造张成这个角色时的一个难点，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这个人物是一个警察，是正义的化身，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皮囊之下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却是有弹性的，忽上忽下，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我得把这两面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张成更多时候代表的是观众群体，他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没有去经历无限循环，他和观众一样，一直在听故事，所以他与观众离得最近，而我要通过表演，尽可能迅速地把观众带入到剧情之中。
在《开端》之前，我先拍了《大山的女儿》。当时接这部剧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是，我想给观众带来新鲜感，让大家看到，刘奕君也能穿着黄胶鞋和粗糙的衣服，去当一个农民。二是，这是一部女主剧，以往我演配角时经常是外放式的表演，那么这次我能不能尝试完全内敛的演法，也就是最大化地去掉“演”的成分。少一些技巧，多一些原生态，这事儿还挺吸引我的。
《冰雨火》还在播出，杨兴权的戏份我不宜剧透，但他绝对是一个好看且丰满的角色。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他贡献了全剧里唯一一场吻戏。
这些剧播出的时候，我也会跟着一起看，然后看观众的评论。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观众在看剧时，视角往往是割裂的，他们审视角色，也审视演员。我发现，演员在一部剧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首先要用你的能力，把观众拽到故事里来，否则观众用两种视角看戏，体验一定是不好的。
要演好戏，更要做好观众和戏剧之间的桥梁。
从不浪漫化反派，但都用力挖掘过
2007年，我在电视剧《绝密押运》中，第一次真正意义扮演了一个反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所谓的“反派专业户”。演了这么多年戏，观众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反派。
但我还是得说，我演的所有角色，包括反派，都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去演的。哪怕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大毒枭，在他黑漆漆的人生当中，都可能会有一两抹亮色，而我一定要把它提出来。
我从不浪漫化反派，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哪怕这些反派中有一点人的属性，我都应该把它抓住。
拍《猎狐》的时候，王鸥饰演的吴稼琪与我扮演的王柏林有深仇大恨，因为王柏林与她母亲的死有直接关系。后来，我被她抓住押运回国，在飞机上坐她前排，我在中途就回头看了她一眼，两人有目光交汇，但都没有说话。
这场戏，是我和王鸥提前设计好的。那是一道忏悔的目光，虽然没有台词，但我相信观众能懂。
这两年，我接的反派角色越来越少。一方面，我希望能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同时不把自己的形象禁锢住；另一方面，反派的发挥空间在减小，很难带给我兴奋感。
我看重这种兴奋感，无论主角还是配角，只要他是复杂的、新鲜的，我都乐意去尝试。
人们都喜欢说我是“大器晚成”，对我成名之前的故事充满了好奇，甚至延伸出了我被封杀十年这样的离奇故事。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也不止一次地澄清过，但收效甚微，人们还是更喜欢跌宕起伏的逆袭故事。
对我来说，跌宕不跌宕不重要，重要是的那段日子带给了我什么。回头想想，那是一段不服气、不服输、不甘心的时光，那口气终究在《琅琊榜》《伪装者》时融入了角色，一股脑地爆发出来。也正是那段不如意，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个角色，不敢得过且过，糊弄了事。
话虽俗套，但我最终还是得感谢那些坎坷。
【对话/李星文 撰文/许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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