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0岁（故事我今年89岁）

#故事会#

这是一位老兵的故事，老人今年89岁了，他的老伴85岁，1958年的时候，两人经亲戚介绍相识相知相爱。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10年前，老人还是河南夏邑农村的一位16岁的农村小伙子，这年11月，16岁的小伙子光荣的在夏邑农村老家参加了解放军，把个人的命运融入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融入到迎来新中国曙光的美好前景中。

当兵的第二年，他17岁，参与到解放重庆，接收中美合作所，在“渣滓洞”“白公馆”里亲眼目睹反动派的残暴，他更加坚定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这是老人的真实讲述，图说江淮整理并拍摄图片，相关老照片由孔祥国夫妻提供。

我叫孔祥国，今年89岁，我是一名老兵，目前在安徽省蚌埠市军休二所离职休养。

我今年90岁（故事我今年89岁）(1)

孔祥国老人，2021年5月31日，安徽蚌埠

从年少时从军入伍，这一生都在路上，这一生，幸运的是我走了正确的路，选择了热爱的事业，光荣地入了党，也是组织培养了我。

我1932年2月出生在河南夏邑县农村。全家九口人，靠种地为生，同绝大多数人一样，都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苦生活。1948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属于中原野战军皖西独立旅。1949年1月部队改编后，我编在了二野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二团。

我今年90岁（故事我今年89岁）(2)

年轻时候的我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我所在的部队是从安徽安庆附近渡江的。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我参加了重庆的接管，隶属于重庆军管会公安部，后在重庆公安局公安总队工作三年。

1953年上半年到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边防检查处当参谋一年；1954年6月到1956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公安学校学习两年，1956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在武汉的第三公安学校当教员；1958年下半年到1963年上半年在青海省公安总队公安学校当教员；1963年下半年调入北京的公安部队学院工作五年，1968年下半年调入第二炮兵54基地任直属通信营政委，部队驻扎在河南洛阳栾川。

1972年下半年调入湖北省军区，先后任广水市武装部副政委，湖北省军区黄坡干休所政委，汉川市武装部政委直到1983年经组织批准离休，1985年移交到蚌埠市军休所。

回顾我35年的工作经历，说平淡也不平淡，说贡献也没啥大贡献，但我奋斗过，努力了，我很知足，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

参与接收重庆中美合作所

下面我重点介绍一下我跟随我的老团长参加渡江战役及接管重庆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情况。

我是1948年11月参军的，由于有小学文化，又比较精干，参军后就被选派到团部警卫连当通信员，负责给团长传递信息和命令，从此开始紧跟我们团长三年多。

我们团长蒋开印是四川广元人，1920年出生，1932年13岁跟父亲、哥哥参加了川东游击军。土地革命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第31军273团当警卫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

769团出了很多名将，陈锡联、王近山、李德生都先后当过769团的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蒋团长先后任769团副团长，皖西军分区基干团团长，第七旅20团团长，到我参军时他是二野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二团团长。

蒋团长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很多亲人。他个头不高，打仗很勇猛，很有点子，且胆量过人，性格有点像电视剧亮剑里的李云龙团长，也好骂人，叫一声不应声就开骂，不过他带兵，待我都很好。

他十三次负伤，55年后离开重庆调入贵州工作，当过贵阳军分区司令，最后享受副军职待遇。

1998年78岁时去世，这些情况是我女婿告诉我的，因为1955年后我就没见过他，我在家里常常念叨蒋团长，女婿上网查蒋开印的名字，告诉我他98年就去世了，今生再也见不到老团长了，我真的很想念他。

渡江战役开始前几个月，我们团就已到达安徽安庆地区，从3月初到4月21日渡江的这段时间，我们三兵团十一军和十军部队就先后解放了安庆的周边地区。安庆是个老城，是当时的省会，城防很坚固。

当时安庆守敌也很多，我们多次攻击未果，且有不少伤亡，便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此时的安庆实际上已是一座孤城。

在这期间，我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一次是三月的一天，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蒋团长带领侦查员、警卫员、通讯员一行七八个人在安庆城外附近侦察。我当时还是通信员，走在一行人的前面，临近侦查目标时，团长低声说了一句，侦察员还不赶快上前，三个侦察员随即快步走到一行人的最前面，也许是话语声和脚步声惊动了敌人，敌人立即向我们开火，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了，我们一行人立即就地卧倒在油菜地里，但仍有一名侦察员中弹牺牲，一名侦察员受重伤。

另一次大约是四月的一天，我们团长和第十军的一个团在安庆东关进行换防交接，因为上级部署渡江开始后我们十一军直接渡江，解放安庆的任务交由第十军负责。正当两个团长各自带着一批人进行交接时，突然天上飞来了一架敌机，飞机快速俯冲下来在我们头上扔下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们的旁边，由于事发突然，我们来不及隐蔽，幸运的是炸弹未爆炸，否则不知道要牺牲多少人。

正式渡江是4月21日晚上，当时国民党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军舰，我方事先也做好了周密部署和安排。

记得渡江开始前，我军在北岸向南岸守敌猛烈开炮，对岸的守敌立即进行还击，这样我方便迅速知道了敌方的火力部署。

我们团在蒋团长的指挥下，由一个突击营率先乘多只船在炮火声中快速地向南岸进发，到达南岸后，立即打信号弹，看到信号弹，我和团长一行十多人乘一只小木船过江。

我还记得一件趣事，渡江前团长把他一支心爱的美制卡宾枪交给我背着，渡江后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我把枪弹夹给弄丢了，团长知道后很生气，把我骂了一通，说要开全团大会批判我，我吓得够呛，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后来团长并未开会批评我，只是叫我把枪交给一营营长。过江后，我便正式调到他身边当警卫员。

这次渡江我们团也有伤亡，有一个排乘坐的木船在江中被炮火打翻，也有运送马匹的船只被打翻，被打死的马被江水冲走了。在这次渡江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军民鱼水情，老百姓给我们的支持太多、太大了。

渡江的木船都是老百姓提供的，有的全家出动帮助解放军渡江，真的很感动。

几年前我到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站在展示老百姓支援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展台前，脑海里立马浮现出我们当年渡江的场景，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胜利渡江后，我们团向皖南进军，4月30日解放了安徽屯溪，随后向东南方向的浙江进发，于5月7日解放了浙江金华。

此后不久，刘邓首长命令我们三兵团主力集结在浙赣路沿线，准备休整和参加地方工作。大约在六月底，我们三兵团主力又奉命由金华地区向安徽芜湖一带集结。

我们在芜湖集结期间，蒋团长接到命令要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大约在7月中旬的一天，我和蒋团长从芜湖乘船去南京，7月26日，蒋团长参加了三兵团在南京召开的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大家听了刘司令作的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

这次会后，蒋团长在南京住院做了一次手术，把头部的一颗子弹取出来了。

出院后的养伤期间，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找蒋团长谈了一次话，事后闲聊时蒋团长告诉我说，陈司令就他今后的工作安排征求他的意见。

陈司令是蒋团长的老上级，陈司令当129师385旅769团团长时，蒋团长是该团的一名排长。陈司令考虑蒋团长13次负伤，又刚做完手术尚未痊愈，想叫蒋团长去军政大学工作。

1948年9月时，中原野战军在河南临汝成立了中原军政大学。蒋团长说他是“大老粗”，不想到军政大学工作。他是四川人，他想随大军进军西南，解放自己的家乡。陈司令在这之前就知道可能担任解放后的重庆市长，接管城市是项艰巨的工作，加上接管城市又十分缺乏干部，是不是在这一背景下陈司令就决定让蒋团长后来参加重庆的接管工作的，这是我的猜测，反正后来蒋团长没有回原部队。

9月初，我和蒋团长好像是随十二军军部一起从浦口乘火车经徐州、郑州，然后向南到达湖北孝感，稍作停留后去西南，大约是九月底或十月初到达湖南常德。记得在离开南京从浦口上火车不久，蒋团长还开玩笑地跟我说，马上要经过你的河南老家了，你会不会当逃兵回家呀，我坚定地表示，不会的。

我们到达常德前，三兵团主力就已到达常德，并在常德休整待命。事后我才知道三兵团主力是秘密从芜湖到南京，又从浦口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再向南到达常德的。

二野的领导机关包括刘邓首长是10月20日才离开南京乘火车经徐州到郑州的。离开南京时，开了欢送会，到达郑州时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刘司令还发表了讲话，并下达了川黔作战命令，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制造我主力部队将继续西进陕西，从秦岭入川的假象，实现大迂回从湘西入川的战略意图。

在常德期间，我和蒋团长被编入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

早在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时，为解决西南解放后接管城市所需干部不足的问题，二野前委和中共华东局就决定在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招收一批知识青年组建西南服务团。

南京市委根据这个决定从南京军管会公安部和公安学校抽调干部和学生组成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有1100多人，作为接管重庆旧警察机构和组建自己的公安队伍的干部力量。从南京过来的公安支队大约在10月中旬到达常德，加上从集结在常德的三兵团十军、十一军和十二军抽调的400余名干部，整个公安支队到达1500多人，我和蒋团长大约是在这时才从十一军正式抽调进入西南服务团的。

11月3日，刘司令和邓政委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精神，二野参谋长刘达就解放西南做了部署，副政委张际春就接管重庆相关工作做了报告，还邀请川东地下党介绍了重庆的情况。

会后，蒋团长带回了不少介绍重庆基本情况，特务组织、主要特务人员名单等秘密材料。这次会后三兵团主力就离开常德开赴西南了。11月16日刘明辉专门主持召开了重庆军管会公安部会议。刘明辉当时是二野政治部干部部长，他在这之前就被任命为重庆军管会委员和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后来成为重庆解放后第一任公安局长。这次会上通过了《接管重庆市治安肃特工作计划草案》，任命了重庆军管会公安部的机构负责人和警察分局，警察所的接管军事代表，我们蒋团长就是接管重庆伪警察第十七方局和军代表。

这次会后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即向重庆进发，公安支队的领导有跟公安支队大部队走的，有跟三兵团政治部领导走的，我们蒋团长是跟随十二军前卫师走的。11月30日下午，三兵团十一军、十二军和四野的四十七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了市区。

我和蒋团长也是这一天跟随十二军前卫师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斗，亲眼见证了重庆的解放。

我们进城后，老百姓夹道欢迎，有的高兴地放了鞭炮，有的在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着欢迎的标语，人群里还有不少穿旗袍、戴礼帽的，一边摇着红旗，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场面十分感人。

在负责重庆接管的干部当中，由于我们是跟随十二军前卫师在30日下午打入城内的，算是最先到达重庆的接管干部。一些干部是12月初才陆续到达重庆的，公安支队的大队人马是在12月16日才到达的，因此在12月初参加接管的人是很少的。加之先头部队进城后，除留下少部分部队担任城防外，大部分继续向西推进追击残敌，面对刚刚解放的重庆混乱的局面，我们的接管工作是危险和艰巨的。大家知道，重庆是西南的重镇，是国民党在西南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有国民党中统、军统和国防部二厅等机构的特务组织多达几十个，特务分子近万人。

蒋介石在8月和11月曾两次亲自飞赴重庆坐镇指挥，他最后是在30日上午重庆解放前几个小时才飞离重庆的。许多特务机构在蒋介石集团的指挥下都制定了各种应变和破坏方案，包括潜伏、暗杀、游击、爆破等。除此外，当时街面上的散兵游勇、地主、还乡团、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活动也十分猖獗，有的冒充解放军到处接收，有的鸣枪抢劫，有的故意制造各种谣言，总体看当时重庆的社会治安是很混乱的。局面很复杂，急需进行打击和整顿，恢复秩序。

12月31日，重庆军管会正式对外宣布成立。这一天刘明辉部长仅带少数几个人进入保安路接管了重庆警察局，我和蒋团长也参加了这一天的接管工作。

军管会公安部召集未逃走的旧警察开会，记得他们分两排站着，一个个低着头，耷拉着脑袋。我们的一个接管处长给他们讲话，向他们宣布解放的约法三章，愿意留下来的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但绝不能再与人民为敌。随后走的留的都按花名册进行登记，留下来的责令他们暂守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安排上街维持秩序，打扫街道，恢复交通等。

这一夜我和蒋团长就住在了重庆警察局。

12月4号，蒋团长奉命前去接管中美合作所。中美合作所位于重庆西北部歌乐山下，离市中心很远，有五六十里地。人们常说的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歌乐山下纵横10余公里的一大片区域，里面有白公馆、梅园、渣滓洞等，有大小几百间房子。重庆解放前这里是个军事禁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的。

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设立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停止了，设立时主要是为中美联合抗日搜集情报和进行人员培训的，中美合作所里名气最大的当属白公馆和渣滓洞，被称为两口活棺材，因为那里曾经关押和处决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白公馆原是四川一个军阀的私人别墅，1939年军统局长戴笠看中了这个别墅把它买下来后改造成关押所谓严重政治犯人的监狱。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时，白公馆成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专门招待美方人员，为此必须把原关押在这里的犯人转移走，特务头子沈醉奉命寻找新的关押犯人的地方，才在距离白公馆2.5公里处找到一个废弃的煤窑，这就是渣滓洞。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人走了，白公馆又开始作为监狱关押政治犯，这样便有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处监狱。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自知大势已去。便开始大量屠杀关押在这两处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就是1949年9月6日晚在歌乐山松林坡戴公馆被杀害的，自那时开始一直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不断有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的共产党人被枪杀，前后有400多人，其中11月27日一天就枪杀了200多人。11月29日最后一批被枪杀的距离重庆解放只有十几个小时，可惜他们没有看到重庆的解放。

12月4日我和蒋团长，是乘坐旧警察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去的中美合作所，去时我背了一个挎包，一个望远镜，带了一支步枪和一把手枪。

出城后向西北郊前行，顺着山边不平整的单车道一直开到一处石台阶前下车，我和团长爬了一段很高的石台阶，才看到原中美合作所的一处办公地，也不知道这处建筑叫什么名字，屋里气味难闻，黑洞洞、阴森森的，没有一个人，原来驻守在那里的杂牌军也不知道躲在哪里去了，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都拔出手枪，把子弹推上膛，换着患逐屋检查是否有枪支弹药，重要的地方贴上封条，封条上的署名是重庆军管会。

随后又去了白公馆，还未进屋就闻到血腥和汽油烧过的味道，我们立即进去进行搜索，屋里都是乱七八糟的，见到有文件烧后的灰堆。

在白公馆一两百米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大坑，坑边上都是脚印，坑里面都是遗体，遗体上还带着手铐和脚镣，有的已经挣扎着爬到了坑边沿，这些人都是被机枪和卡宾枪打死的，因为坑边不远处的草丛里散落有大量七九式轻机枪和卡宾枪的子弹壳。遗体上蒙着一层尘土，分不清死者的模样和衣服的颜色。看到这么惨的场景，身经百战的蒋团长牙咬得铁紧，握枪的手骨节咔咔作响，我们都不说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随后我们又步行很长时间去了渣滓洞。渣滓洞三面是山，一面是深沟，位置较为隐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附近山坡上丢弃的破桌凳、烂军毯、衣服什么的。渣滓洞有内外院，外院是特务们的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有十几间牢房，墙上还有标语，我记不清内容了。站在院子里看不到一点活的东西，死沉沉的冷风一吹让人透心地凉。在内院的几间牢房里看到的场景很凄惨，有几间牢房烧得只剩下残架子，废墟里遗体成堆，都是没头没足焦黑的躯体，刽子手们是把我们的同志关在屋里枪杀后浇上汽油烧掉的，那场面看了让人十分痛心和愤慨。

在接管中美合作所的头几天，我和团长白天一直到各处巡查，晚上住在不太远的一个弹药库，这里有十一军和一个排的兵力在把守。

在中美合作所的第一天还很少见到人，好像第二天开始见到的人就渐渐多了起来，有附近的村民，有来打听寻找烈士的亲属和地下党员，还有原在这里的看守人员和工作人员，对他们我们首先是告诉他们重庆解放了，向他们交代解放军的政策，让他们协助工作，一个旧人员还在一出口从一个人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大约在12月7、8两天，我和蒋团长开始组织地下党员，工人、学生和一些知道人士分头去寻找烈士的家属，组织认领遗体，到12月8日遗体的核运工作基本结束。随后蒋团长把我们这几天在中美合作所的情况向军管会作了汇报。

我和蒋团长在中美合作所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记不清我们具体是哪一天离开中美合作所的，蒋团长被军管会任命为接管伪第十七分局的军代表的任命状上的时间是12月9日，这样我和团长就来到了位于石桥铺的伪警察十七分局，我们到达石桥铺时，重庆伪警察十七分局的局长早就跑了，但镇上还有一些国民党残余武装，而我们只有两人，记得第一晚我们并没有住在警察局里，而是住在附近的一个茶馆里。

要说危险，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事先就知道危险来自哪里，因为镇上的地下党员来交流情况时告诉我们，镇上潜伏着反共救国军大队长王克之，此人还曾是十七区的区长，他已制定了计划要把我们干掉。

但由于解放后的群众觉悟和热情很高，加上随后进行的大逮捕的震慑，镇上的治安秩序不断好转，敌人的暗杀计划并没有得逞，1949年12月16日重庆军管会发布了特务登记自首布告，但直到1950年1月18日大逮捕前的这段时间，前来登记自首的特务和坏份子并不多，全市只有100多人。1月17日晚到18日军管会公安部组织在全市进行了一次统一大逮捕，共逮捕各类犯罪分子1000多人，其中特务占了一大半，在此之后到4月下旬，登记自首的特务分子多达1500多人，这都是因为1月18日大逮捕的震慑作用结果。不久以后，在全市又开展了第二次大逮捕，从那以后，重庆的社会治安形势大为好转，生产和生活秩序得到迅速的恢复。

1950年11月25日，蒋团长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公安总队队长，我便随蒋团长调入公安总队直到1952年年底，这期间一直跟着老团长。1953年春，我进入了军校学习后就离开了老团长，最后一次见面是1955年，老团长在南温泉疗养时我去看他的，后听说他调到贵州工作了，由于我这以后的工作调动也很频繁，加之没有老团长的确切信息和地址，虽然心里十分想念，但一直没有联系。

今年4月，我们军休所的同志采访我，关于我和蒋团长接管中美合作所的报道登报后，蒋团长的一个孙女儿在网上看到这个报道。告诉了她的家人，团长的三女儿蒋卫建很快打电话到蚌埠退役军人事务局询问我的情况，后通过军休所知道我的电话，当晚我和蒋卫建通了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能准确地说出他妈妈的名字，讲了许多他不知道的情况，她很激动，我也很兴奋。

前不久他还给我寄了不少营养品，她说待疫情过后她要来蚌埠看我，我也表示很想去四川看她们，祭拜我的老团长，再去看一看当年接管的中美合作所，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上面介绍了我跟随我们老团长参加渡江战役，进军西南、解放重庆、接管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情况。

我在湖南常德时，就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激动万分。

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我只赶上一个尾巴，比起像我们老团长这些在土地革命，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一辈，我真的算不了什么，他们才是我们的英雄，应该永远铭记。

今年，我快90岁了，离休也快40年了，这40年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变化太大了，我真高兴。

我今年90岁（故事我今年89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