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是的，房龙即以“宽容”为独特的视角，装进历史这个筐里，展现哲学、宗教的经纬及流布，梳理人类文明的进程，探究统治者、哲人、宗教先知及普罗大众基于“宽容”的所思所想所做。
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宽容与不宽容的（思想）冲突中不断演进，所有的故事和情感都浓缩在“宽容”这个词之中，他的述说饱含深情、悲天悯人，处处充满人文关怀的表达。
房龙说，“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古希腊的宽容 or 不宽容；
古罗马的宽容 or 不宽容；
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 or 不宽容；
宗教对异教徒的宽容 or 不宽容；
宗教对科学的宽容 or 不宽容；
无知对新知的宽容 or 不宽容；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间的宽容 or 不宽容；
大革命的宽容 or 不宽容；
……
通过对历史上众多“宽容 or 不宽容”事件的剖析，房龙的宽容精神与宽容理想贯穿始终，人类的解放、心灵自由的思想，一直激荡在他的内心深处。
而他的行文，如诗歌般的韵味、散文般的飘逸、说书般的演绎，却又在不经意间直达心底，精彩之处堪称绘声绘色，并引人深思。
我觉得，喜欢写作的人可以多读读房龙的著作（不限于本书），其手法值得借鉴。郁达夫曾说：“房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
杨思革 2022年7月10日
精彩书摘：
在这部著作里，房龙苦苦探寻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中种种“不宽容”的根由，猛烈抨击了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专制状况，并把人类的偏见和固执归于各个信仰集团和道德集团对生存的恐惧。
他以诗人般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敏思，在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了朝向宽容理想的道路。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他就写明：“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整部著作则通过对泰勒斯、苏格拉底、伊拉谟斯、拉伯雷、蒙田、布鲁诺、伏尔泰、莱辛等人类历史上文化精英的个人命运及思想学说的描述，梳理了古希腊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思想冲突，集中展现了这些时期人类的“不宽容”对“宽容”精神的压制，以及在这种压制之下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不懈努力——事实上，《宽容》一书的别名亦即《人的解放》，这也反映了本书的目标就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开战。寄托了作者对宽容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的由衷赞叹和期冀。
我们发现，在房龙的眼里，宽容即可以认为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宗教的、政治的、信仰的和言论的宽容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得来不易的精华所在，对宽容的渴望和赞美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和赞美。
——译者序
那留有奇特胡子的巴比伦人在制砖场留下了一段段的宗教文字，在他们曾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上帝”时，他们心中倒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不断地祈求神灵，力图解释他的律法，将其旨意刻在最神圣的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在内心是怎样看待这些圣灵的呢？为什么他们既非常宽容，鼓励教士去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成了残忍暴虐的刽子手，他们的邻居仅仅是违背了今天并无人看重的宗教礼节，就会被他们严加惩罚呢？
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明白。
然后，转机在十八世纪来临了。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审视世界。他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深深打动，也掏出手绢加入了这场哭泣。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致力于宽容课题的书。
但宽容是个很宽泛的题目。
因此，我建议让我用半页纸的篇幅，确切而具体地阐释一下我所说的宽容的意义吧。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字tolerare）：允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他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方针或观点持有耐心而不带偏见的容忍。”
而既然我已把自己定格（或多或少）于一个明确的方针上，我就将回到我所提到的野蛮人上，并告诉你们我从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最早期社会形态的记录中能发现怎样的“宽容”。
我们一般仍会相信，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被认为是几声简单的咕哝，而原始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化”以后才消失。
我读过许多有关奇迹的故事。
但是其中却缺失了一种，那就是人类能够存活下来的奇迹。
这种抵抗性最差的哺乳动物到底是怎样、用什么方式和方法才得以使自己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炎热，并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的，这些问题在目前这一章节我就不试图加以解决了。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不可能一个人单独完成这一切。
为了成功，他不得不把他的个性融化在复杂的部落性格中。
所以，原始社会被一个单一信条统驭着，即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
这是极困难的。
而结果是，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一个最高的要求——生存。
个人是无关紧要的，集体却关乎一切，而部落则成了游动的保垒，它自给自足，其安全性仅以排他性为基础。
如果我据此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我并非有意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加上一句，在他的那种生存环境下，不宽容就是他的责任。要是他允许任何一个人干涉那用来维护部落的持久安全和人们的心灵安宁的一千零一条戒律，部落的生活就会陷入危难，这可就成了最大的最过。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的估算，完成了用武力无法做的事。
他们发明了“忌讳”这个观念。
“忌讳”这个词来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们自己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简单说也就是我们不能做或不能说的事物，……但我们的忌讳从不具有非常严肃的本质意义。它们只是礼仪手册上的一部分，不会干扰到我们自身的个人幸福。
相反，对原始人来说，忌讳则是极其重要的。
不用多说，在那些地方的早期时代，人们对宽容的理念全然不知。
有时我们所误以为的宽容，只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
因此，除非以完全否定的方式，这本书的兴趣并不在于史前的历史或者一般所谓的“古代历史”。
为了宽容的斗争一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而这个荣誉——最伟大的现代发现——则应当属于希腊人。
埃及是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气候宜人，但土著居民却不够健壮，进取心并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也极糟糕。巴比伦和亚述也是一样的情况。后来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倒很强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可是政治和经济的环境却差得太远。
总而言之，在每一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成功的特定必要因素总是欠缺的。
而柏拉图却是所有古代导师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纯粹热爱而鼓吹一种不宽容学说的人。
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苏格拉底是个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人，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从令人不快和丑陋的世界逃避到自己白日梦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独立自主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时日无多了。
之后不久，罗马人成为亚历山大在欧洲遗产的继承者，而希腊成为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所有的斗嘴争执自此结束了，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规定他们不能对政治上的某些权宜之策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从远古时期保持下来的和平和繁荣。全都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
然而，激励西塞罗一代人的理想和那些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仍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们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苦思索后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则觉得他们不用做这些初级的研究。他们对之漠不关心，并且对这种态度引以为豪。他们对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感兴趣，他们是看重行动而对争论怀着根深蒂固的鄙视的人。
但是，不管人们选择信奉什么，在这个世界性范围的大帝国中，那些形形色色杂居着的人们永远被提醒着，“罗马和平”的实现依赖于公正地实践“活着且让别人活”这条法则。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自己的邻居或在自家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
但事实却是，在几乎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种宗教上几近彻底的宽容一直在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严格地保持着。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管理国家本领的技巧，用最小限度的摩擦，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实际成果。
最终建立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的基督教会，它实际上是两个对立利益体相妥协的混合物，一方面代表着普及圣主亲自教授的友爱慈善理想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僵化狭隘的乡土观念，后者使耶稣的同胞们从时间伊始便与世界的其他地方的人相隔绝了。
简明地说，它结合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不宽容，结果建立了凌驾于思想之上的恐怖统治，虽然有些效率，但却缺乏理性。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这个名字很久以后才形成）只是一个犹太教的小派别，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和加利利村有几个追随者，在叙利亚省以外从没有被听说过。
是犹太后裔的罗马公民盖乌斯·朱里乌斯·保罗首先发现了这个新教义成为全世界的宗教的可能性。他的遭受苦难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地反对以一个世界化的宗教来代替在本国占完全统治地位并且只对他们自己种族人民开放的宗教的。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耶和华神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一座敬拜丘比特的新神庙。
这是对他们的圣城的终极摧毁，这座城曾给犹太基督徒带来那么多的灾难。
罗马通过把东西南北集成一个庞大的政治联盟，使世界为一个统一宗教的理想做好了准备。基督教则因为既简单又实用，而且充满了一种直接的吸引力，就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和密特拉斯教以及所有其他相竞争的教义则注定要失败。
诞生于马厩里的基督教最终却被准许进入宫殿里。它最初是作为反对政府的一个抗议，在那个政府中，教士自封是神灵和人类之间的仲裁者，他们坚决主张所有的普通人都要做到无条件服从。这个革命团体成长着，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特大神权政治。与之相比，古老的犹太国反而是一个温和自由的联邦，它的公民们幸福快乐而无忧无虑。
大多数游览过罗马的人都要到圆形大剧场去做朝拜。在那些风吹沙扫的围墙里面，人们被告知说那是一块神圣化的场地，曾经有成千上万名基督徒作为罗马的不宽容的牺牲品倒在那里。
不过，在那里尽管的确有过几次对新信仰拥护者的迫害，但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大可能性的广泛的自由。
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两个已经在拜占庭找到避难之所的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引发了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关于宽容主题的最充满才智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斯提乌斯，那些讨论的发起人，他忠贞不渝地信奉祖辈的上帝，但当瓦伦斯皇帝中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教徒论战中想要偏袒一方时，西米斯提乌斯觉得应该让皇帝明白自己真正的职责所在。
这发生在313年，第一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荣誉应当属于一个叫君士坦丁的人。
然而尽管如此，因为他在向自己最危险的对手马克辛提乌斯进攻时，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他一时间惊慌失措地大加许诺，他赢得了著名的“第二个摩西”的美誉，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人们关注的只是那部著名的《宽容法令》，在其中，皇帝为保护他可爱的基督臣民，赋予他们“自由表达个人思想和在集会场所不受干扰地集会的权利”。
我写这本书，是想告诉我们的孩子们有关心灵自由的一些理想，而他们的祖先曾不惜生命代价为之奋斗过。我还要警示孩子们不要再养成过去两千年来制造了那么多苦难的教条主义的专横独断和自负态度。
而罗马的主教（指教皇）并无权力在自己的权限之外劝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应该信仰什么。
那时教会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说实话，教会等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决定采取暴力手段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任何一个组织的基础都建立在宣称这样的理念——只有一种正确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让人感到可耻而诅咒的——那么当它的权威一受到公然质疑时，它都必然会采取强硬措施。
如古代的高卢一样，现代的不宽容可以划分为三部分:由懒惰造成的不宽容、由无知造成的不宽容和由私利造成的不宽容。
其中第一种可能是最普遍的。在每一个国家和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可以见到。最常见于小村庄里和古老的城镇，并且不只限于人类。
第二类不宽容则更为严重。
一个无知的人——由于他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就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
但是，如果他试图为了自己的智力欠缺而捏造一个借口时，就会变得更为可怕。
剩下的第三类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当然，这实际上是一种嫉妒，就像麻疹一样普遍。
当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我们发现，更多的情况往往是三种情况同时存在。
简而言之，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听任他的情况为极限，不可能再往前走下去了。而官方的不宽容则不然，它可以无所不能。
它除自己的权力之外，再不承认任何权威。
它一旦对无辜者雷霆大发，便可以置人于死地。受害者诉说无门。而且它还不容受害者申辩。它往往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钥匙完全掌握在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们手中。
不过从严格意义来讲，文艺复兴运动最主要的并不是“向前看”。它对过去不满，鄙视刚刚过去的历史，说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是在艺术品上，因为那些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奇特内涵。
不管那些被认为是这场新运动的领袖们是怎么想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确是为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打出了一记重拳。
如前所述，我们研究历史的同行们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历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它受到某些无可名状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在此之前，这种法则只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才会受到尊重。
法国人有一句谚语，即“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这个说法似乎过于轻率了。我想补充一点，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就是理解一切。”多年以前只有仁慈的天主才有权原谅别人。如今我们可以把“原谅”这一职权保留给他。
当然，从此以后，很多人再不可能把《圣经》当做唯一的真知的源泉。当自由思考的屏障一旦被排除，被阻塞了近千年之后的科学探索的洪流又开始沿着自然形成的河道中奔腾起来。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在被丢弃了近二十个世纪之后又被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的这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使北欧和西欧从罗马教廷的专制中解脱了出来。尽管那个专制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帝国精神专制统治的延续。
这一过程周而复始。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在那儿，求知者可以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遐想，却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运动为宽容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它重建了人类自身的尊严。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表面上它们是以正确的或是正义的名义犯下的，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得出，假如不宽容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美德，那人类将会沦落到何等田地。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都宽容起来！"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无法说明白如何才能达到我所追求的“宽容”这个美好的目标。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即便是历史，也无法帮助我摆脱当下这种危急情况。
只是，从没有人把宣扬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衷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们也是出于偶然。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
如此情况，作者往往很容易求助于格言警句。在这个世界上，每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都可以用一句格言来应对。但是，在宽容这个特殊的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伊萨克·沃尔顿甚或是老贝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凭借我的记忆，我觉得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最可能地接近了这个问题，他曾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作为依据去憎恨旁人，却不足以爱别人。遗憾的是，这一条至理名言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
不行，我必须找出自己的答案。经过长期的思考之后，我现在要讲述一下我认为的事实真相（虽然我不敢肯定自己绝对是对的）。
但凡那些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他们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他们共有的：怀疑伴随在他们的信仰左右；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绝对不会抱有确信不疑的信念。
有一部分人站在了先驱者的行列，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会是他们的行动故事。这其中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性情温顺的人：伊拉斯谟。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平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伪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他把格言归集成册，以便使当时的孩子们都能学会写出比较文雅的古文。这些所谓的“箴言集”中充满了机智的评论。在他那些保守的邻人们看来，这些评论绝不会出自一个跟教皇关系不错的人之笔下。
最后，他还写了一本可以算是当时最怪异的小书。那本是为了博得几个朋友一笑之作，然而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有一席之地，这连作者本人也深感意外。这本书叫《愚人颂》，我们正好知道了它是怎样写成的。
不过，比起幽默文学当中常见的玩偶形象，伊拉斯谟所创造的“愚人”更加富有坚实的人性。在整本小书中（其实是在他所写的所有文字中），伊拉斯谟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教仪”，我们不妨称之为“宽容的哲学”。
他认为“待人宽，则人亦宽”。最重要的是神圣教法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对神圣教法文本中的逗号和分号。他主张要把宗教作为一套伦理学而不是作为某种统治形式来接受。
于是，他像一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着一条“理性和常识的堤坝”，他在隐约中希望，这条堤坝能够阻挡住那些不断上涨的无知和不宽容的洪水。
追求新奇事物的天资不但使拉伯雷成为一位著名的医生，还成为一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开始用自己人民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的旧传统，那就是，有学之士写书应该用普通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语，并采用1532年的不加任何修饰的地方话。
不管怎样，拉伯雷为民族增加了很多的快乐。假如一个作家能让人类笑的次数增加一些，那还有什么比这个荣誉更大呢？！不过，拉伯雷的书与现代的可怕字眼“趣味书”不能苟同，它们有其严肃的一面。书中的人物是对教会恐怖统治者的讽刺性的写照，而正是这种恐怖统治造成了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无以数计的痛苦。拉伯雷通过对人物漫画式的描写，为宽容事业打出了一记重拳。
禁止的标志能够把罪过阻挡在外，但却无法强迫一个人去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内心的启迪。
试想，如果加尔文的制度完全不考虑人的情趣，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也就不会在过去近三百年历史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所有这些要归功于一本政治思想发展范畴的书。现在我们只对日内瓦为宽容事业做了些什么感兴趣。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日内瓦这个新教徒的罗马一点儿都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如同自由。
没有人能够用乞求得到它。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在这个世界上被改变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我们得到的不是付诸同伴的一种残酷形式，而是一百种。
而一个社会刚开始自我清除宗教专横的恐怖，又不得不忍受无限多的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和社会不宽容的形式，以及几十种次要些的不宽容形式，它们的存在甚至在十年前都没被猜想过。
人类永远都在上学，可总是拒绝学到家。
直到完全无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失败主义者的行列，将自己依附于这个那个或其他什么宗教协会（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负担转移到其他某些人的背上），用最为沉痛的语调承认自己被打败了，并且从将来的所有社会事务中退出。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这样到此为止吧，可是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解决办法的话？
我们对自己诚实起来吧。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在这本书中我已试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群众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表现。
生命就这样走过了一代又一代，而它本来应该是一场辉煌的历险，却变成了一次可怕的经历，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已完全被恐惧所支配。
我重复一遍，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无论迫害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和形式，它都是由于恐惧而引起的，它集中表现在支起绞刑架以及往火刑柴堆上扔木柴的人所经历的极端痛苦的程度上。
一旦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事实，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就会立即呈现。
人要是不在恐惧的影响之下，是非常愿意正直和正义的。可迄今为止他们还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是在我活着时是看不到这件事的实现了。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阶段。
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惧所统治，谈论黄金时代、现代时期和发展进步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的内在组成的必要部分，要求宽容就不啻是在犯罪。
当像屠杀无辜俘虏、焚烧寡妇和盲目崇拜印刷的书页这样的不宽容成为神话时，宽容成为支配性惯例的日子就来临了。
这可能要花上一万年，也可能要花上十万年。但是它会到来的，它将紧随人类第一个真正的胜利——对人类自身的恐惧的征服——而到来，历史将记下这一切。
张信哲同名单曲，但内容不相关，只是喜欢。
文/编辑：杨思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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