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苦辛。披砂复凿石，矻矻无冬春”，白居易这首诗描述了唐人开采银矿的情景。唐代金银器制作原料产地很多，主要有陕州、宣州、润州、饶州、衢州等，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唐代灰吹法已经得到应用：用上等的炉灰，先做成灰窠，将含银的铅砣置其中，加热使之熔化后，铅渗入灰中而银留在窠上。利用的是铅易氧化，银较难氧化的特点，将炼银时中间产物(银铅合金)中的铅氧化成“灰”，而将银分离出来。李白有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便是当时冶炼银铜工作的写照。种种客观有利条件，让唐代银器制造业实力雄厚、原料充足。中国古代银器皿的兴盛始于唐代，而金银器皿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波斯的萨珊王朝曾造就了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亚洲地区的金银器面貌都产生过影响，中国出土的唐代前期部分银器在造型和纹饰上受其影响，出现了中国传统器型中少见的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以及各种风格样式的壶盘盒，晚期则继承了中国传统铜器、陶瓷器和漆器的器型。
唐代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盛食器、容器、饮器、药具、装饰品、日用杂器及宗教用器。金银器作为皇帝颁赐下臣、民族交往及下臣进奉的重要之物，由专司金银器制作的官方部门出品。
近代考古发掘中，唐代金银器皿被大量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有3批：一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碗、杯、敝、壶、盒、匦、香囊、钗、炉、梳背等金银器270件；二是1983年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的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酒令筹、盒、盆、茶托，碟、盘、杯、注子、瓶、蒙炉、锅、箸、匕、钗、镯等银器956件；三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121件，其中有日常生活用品如盆、盒、茶罗子、碗、碟、香炉、香囊、茶碾子、笼子、盐台、风炉、灯、臂钗、香宝子、箸、匙等，另有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及法器，如菩萨像、香案、舍利棺、宝函、阔伽瓶、锡杖、如意、钵盂等。其中，何家村金银器反映了盛唐时期北方金银工艺的成就，丹徒丁卯桥银器和法门寺金银器（除少数外）分别代表了晚唐时期江南地区和北方地区金银工艺的水平。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香囊采用与陀螺仪相似的原理，在任何角度，均可以使圆环内的香盂处于水平位置，构思极为精巧，是古代工匠物理思维的体现，而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的“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有趣细节。唐代酒宴上盛放酒令筹的筒称为玉烛，筹上刻有玉烛录事。令筹由专人负责管理，宾主行令时，把令筹递到其面前供抽取，抽看后决定谁饮酒，唐人有诗：“玉烛抽看记饮巡。”丁卯桥出土的酒令筹共50枚，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段为《论语》辞句，下段为行令内容用以规定饮酒对象，如主、大户、客、多语者等。这种《论语》酒令蕴含一定文化知识色彩，应当属于唐代社会上层酒局中流行的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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