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是当前教育领域中最热的词之一。实际上，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已经是老生常谈，也是一个多年没有解决并可能会一直存在的教育问题。
学习会成为一种负担，这本就是很奇怪的命题。
人类从出生起，咿呀学语就与吮吸乳汁一样成为本能，经历了数万年的进化，我们的大脑已经为知识储备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也对未知的探索给予了好奇心这样一种奇特意识，因此，层出不穷的先哲和精英才会通过工具或者科学探索丰富对物质世界的认知，依托于教育传播，人类整体素质越来越高，本领越来越强，不断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无论智商高低，学习是人类的本能。只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学习不会成为负担，把学习变成负担是不尊重教育规律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将学习这样的本能变成了负担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学习成为一种义务
我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殊不知在汉语言文化的意境中，权利时常与荣耀相伴，义务往往与负担相关。
从国家法律层面，中小学教育不但是适龄孩子的权利，也是义务。当然，基于通过良好教育获得成年后更好的生存境遇，这一点每个家庭的需求与《义务教育法》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同时，《义务教育法》也让很多能力相对不够，能动性不足的孩子感受到了压力和负担。
而且我们一直是倡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智”即具体学习过程中，也要求不能偏科，各种学科分数都要差不多才能达到考试的要求。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很多历史人物的履历或者传记中，国文成绩很好，理工类成绩很差或者相反的例子比比皆是，对不同学科的接受能力和兴趣点不同却在成绩方面被要求全面趋同也会让学生感到负担。
二、学习变成一种竞争
当前，国与国之间从竞争的角度理解教育，学校在校与校之间竞争的角度理解教育，因此我们的制度也要求学生在每一个课程、每一个单元、每一个自我管理上都要获得成功，个人的教育更是陷入了一个全面的竞争状态。竞争的精神涉及到各个领域，学习本来是获取新知以满足好奇心，实现成就感的过程，然而在这样的竞争强度之下很难不“动作变形”。
为了满足家长们的虚荣，孩子们不得不参与竞争。从孩子出生开始就高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是幻想让孩子抢跑成功，就要超前学，超纲学，为了赢得竞争，就只能按照规定动作反复刷题，孩子想要“旁逸斜出”就会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求知的快乐完全被破坏，久而久之学习本身就成了负担。
三、学习实在“众口难调”
从真实的教育实践上看，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每个学生的确是有差别的，智商、情商、主观能动性，健康、悟性包括家庭的诉求等等，也正因为这种客观差异才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如果我们刻意避开这个问题去谈教育或者减负，无疑是掩耳盗铃。
如果承认了这种现实，那么现在很多规定就值得商榷了，比如之前有个地方规定称：如果学生写作业至晚上10点还未完成，只要家长证明，就可以拒绝没有写完的作业。我们抛去家长证明这一诚信问题不谈，仅仅就10点完成作业这个问题，比如如果孩子一直玩或者边写边玩，从9点才开始集中精力，那么10点还没有完成到底是作业的问题还是孩子的问题；或者同一个作业同样集中精力，有的孩子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有的孩子就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个怎么算呢？
同样道理，减负到底是减得哪些孩子的“负”？为什么很多学校会约定俗成的出现“快慢班”这样一个在很多宣称“有教无类”教育家看来有些大逆不道的东西，学校肯定有升学率方面的考虑，但还有一点是，由于学生的差别客观存在，同样的教学对于学得快的孩子是浪费时间，对于学得慢的孩子还跟不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快慢班”又体现出了因材施教的合理性了。因此，我们一直提学业负担过重却一直没有真正合理的参照物，所以必然会陷入“摁下葫芦浮起瓢”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另外，多少学业才不是“负”呢？这个尺度到底是教育部门说了算，还是学校、老师、家长或者是学生说了算，比如学生的说法最有权威性，那么多少学生这样说才能体现出真实的情况？对于一个不想学习的孩子来说，只要有教育这个过程，它就是负担，如果全国有三百万这样的孩子，难道就把所有人的学业都停下？
2019年7月9日在中国互联网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的首席技术官王坚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让人深思：杭州的机动车基本保有量大概是300万辆，因此很多人将拥堵的罪魁就归咎于这个庞大的数量上，结果在他主持的阿里“城市大脑”的帮助下，人们惊奇的发现，其实平时在杭州地面上跑的车仅有20万辆，即使是路上最拥堵的上下班高峰时刻，整个道路上的机动车也只有30万辆。
这完全是反常识的，却是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就把交通问题的复杂度从300万辆降到了30万辆，解决300万辆是不可能的，但是解决30万辆的难度就小的多，这与我们当前的教育治理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千万量级中小学生的减负自然是众口难调，但如果能够搞清楚具体情况，分门别类，不但可以对症下药，治理难度也大大降低。
当前有些教育规定的出台往往是基于小概率事件，比如一则反响巨大的报道或者一位教育家随手评论甚至是一些家长的呼吁，以此为基础进行专家讨论并出台的政策必然会陷入“越闹越得利”的话语权泥潭而导致政策偏差。
四、学习成为一种博弈
纵观减负政策的依据，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其中有官员的意见，有专家的意见，有学校老师的意见，有家长的意见，恰恰没有孩子的意见，作为本体或者承担者来说，这负减得有点“冤”。
我们对于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大部分来自于家长的描述、我们（包括家长）的直观印象以及和西方“快乐教育”的比对和臆想，比如写作业写到很晚，比如总是睡不醒，比如书包几乎与身高一样高，而且很重等等，实际上，这些主观标准是否靠谱非常值得怀疑，并不是说这是错的，而是说不符合统计科学特别以此为基准的政策出台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在于，以家长视角所喊出的学习“减负”很有可能夹带私货，变成为家长为了“减负”，减他们时间精力、精神压力和学费支出的负担。
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家长作业”，因为辅导孩子作业近些年有犯心脏病的，有夫妻吵架、离婚甚至杀人的，甚至都成了百度百科上的词条，在那里是这样解释的：家长作业，指学校给孩子布置的家庭作业有的学生本人根本无力或没有条件完成，最终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家长身上。这解释其实没有说到点子上，却点出了因为学生差异导致“家长作业”不可能根绝的原因。近期教育部门出台规定叫停这一做法，这种“胜利”与来自家长通过媒体的放大和呼吁是分不开的。
但追根溯源，家长作业其实源自于教育部门和学校一起推动的“家校共育”这样一个“先进”的教育理念，其中膜拜的也是西方家长可以参与到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模式，可惜这种博弈与减负不但毫无关系，而且很容易让孩子产生额外的负担和不利的影响。
这里无意去判断“家长作业”的是非，但从这个案例上也能看出，我们往往过分醉心于国外的教育结果而不太在乎对方教育过程的成因以及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对于真正“负担”的承载者，这些中小学生们，他们的真实情况、需求和承受能力是怎么样的，政策制定部门往往只能依靠媒体小概率事件的断章取义或者第三方的转述，这么庞大千万量级的群体至今都是沉默而面目模糊不清的。
总之，学习之所以会变成“负担”而需要去“减”，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尊重教育规律去教；“减负”之前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而忽视了真正承载者的声音，必须要真正了解中小学生的需求和承受能力；要尊重个体的差异性，而不能机械的将其都理解为统一输出功率的机器，须知，“减负”是相对的，教育和学习却是绝对的。（图片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