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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因异常，就要考量不同因素进行检测！
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靶向治疗近年来进展迅速，除经典的EGFR/ALK两大敏感突变外，多个检出率在1%-5%的驱动基因突变，如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RET融合等也成为靶向药物的研发热点。多个位点在我国也已有新药可用，且临床研究显示靶向上述位点的治疗药物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精准治疗，检测先行”，随着靶向MET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类药物在我国获批，临床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也应重视对MET基因异常的检测，从而为更多患者提供接受靶向治疗的机会。针对临床实践中的不同情况，应采取的检测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01 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
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在NSCLC中的突变频率约为3%-4%[1]。从发生机制来看，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中的“跳跃”，是指MET mRNA中14号外显子丢失的现象，通常由RNA剪接异常导致。正常情况下，基因的DNA转录到mRNA，再翻译为蛋白的过程中，需要将内含子剪切除去，并将外显子有序链接，形成一个连续的mRNA分子。
而MET 14号外显子内部、周围内含子的剪切相关区域发生突变，或是全外显子完全缺失时，就会导致14号外显子被错误剪切而丢失，而转录出的mRNA上会出现13和15号外显子融合，因此这种突变才被称为“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受突变影响而异常转录的mRNA被翻译后，就会导致下游信号通路异常激活而促癌[1]。
针对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特点，目前临床采用的检测方法，主要是使用二代测序（NGS）或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两种方法，在RNA层面检测缺失14号外显子的mRNA，或以NGS法在DNA层面检测组织或细胞学样本中的基因变异。此外，传统的Sanger测序也有使用，而在组织或细胞学样本不可及时，以血浆液体活检方式检测循环肿瘤DNA（ctDNA）也可作为补充[1-2]。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提出，在临床实践中对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检测，可与其他驱动基因变异同时检测，或对其他驱动基因变异阴性的患者进行单独检测[2]。由于NGS法可一次性检测多种驱动基因突变，其有希望成为临床最常采用的检测方法[1]。
有研究显示，RNA-NGS检测的准确度和突变检出率高于DNA-NGS[3]，这可能与DNA-NGS基因探针覆盖范围不够有关。《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建议DNA-NGS检测应尽量涵盖第14号外显子外，如第13或14号内含子上可能发生剪切变异的区域；而RNA-NGS检测在临床实践中应注重mRNA质量，在检测前应做好质控，如发现mRNA已经降解建议重新取材检测[2]。
02 MET扩增
MET扩增包括原发扩增和继发扩增，其中继发扩增较多见于经TKI类靶向药治疗进展后的驱动基因阳性患者，是重要的旁路耐药机制，扩增形式则有两种，分别是局部扩增（focal amplification），即单条染色体上有多个拷贝数；以及染色体多体（polysomy），即出现多条7号染色体，反应为着丝粒（CEP）的数量增加，但单条染色体上拷贝数未增加[4]。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是当前检测MET扩增的标准方法，以荧光探针标记MET基因和7号染色体CEP数，计算MET拷贝数及比例，可直接观察单个肿瘤细胞的MET扩增状态。但目前学界对FISH检测MET扩增的判读标准尚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认为MET基因拷贝数（CNG）≥5，且MET/CEP7比值≥2.0可定义为MET基因扩增，该标准已应用于多项靶向治疗临床研究[5]，而CNG≥5但MET/CEP7比值<2可定义为MET多体[4]。
NGS法也可用于MET扩增的检测，其基于受检样本与对照的测序信号进行对比，计算出MET拷贝数变化。但目前不同NGS检测平台对MET扩增检测的流程、CNG和阈值尚未达成共识，NGS检测结果与FISH检测的对应性也不理想，可能出现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情况[5]，此外NGS检测还可能遗漏MET多体[2]。
我国《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认为，如有充足的肿瘤组织标本，可以考虑优先选择NGS检测MET扩增；对于检测结果不能确定、有扩增信号但不典型或者位于临界值的患者，应建议使用FISH进行复测；对于特殊患者人群，如EGFR-TKI耐药后发生T790M突变，及其他耐药机制阴性人群，或者组织标本肿瘤细胞含量较低时，考虑到NGS检测CNG可能存在的漏检风险，提示MET扩增阴性时仍可考虑FISH复测[2]。
03 MET过表达
除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和扩增外，MET蛋白过表达也是MET基因异常的一种，其水平一般通过免疫组织化学（IHC）法检测。IHC法是相对成熟的检测技术，且多数医院和检测机构均可开展，检测可及性较好，但不同研究中对MET过表达的判读标准尚不一致，且MET过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联尚不明确，目前还很少作为临床应用的生物标志物[4]。
MET基因异常是近年来NSCLC靶向治疗探索的热点，部分患者已能从治疗中显著获益，以已在我国获批的MET-TKI赛沃替尼，治疗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阳性NSCLC患者为例，近期在欧洲肺癌大会（ELCC）上公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赛沃替尼治疗患者总人群的中位总生存期（OS）可达12.5个月，实现了显著的生存获益[6]。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MET的基因异常，临床实践中应综合考量患者疾病特征（如肺肉瘤样癌多见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既往治疗状况（如是否为TKI类靶向药耐药）、检测可及性等因素，选择相对最合适的检测方法，以进行准确的分子诊断，为患者提供靶向治疗机会。
参考文献：
[1].Socinski M A, Pennell N A, Davies K D.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s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n Overview of Biology, Clinical Outcomes, and Testing Considerations[J]. JCO Precision Oncology, 2021, 5: 653-663.
[2].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国家病理质控中心,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肺癌学组, 等. 非小细胞肺癌分子病理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1版）[J]. 中华病理学杂志, 2021, 50(4): 323-332.
[3].Subramanian J, Tawfik O. Detection of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overview and community perspective[J]. Expert Review of Anticancer Therapy, 2021, 21(8): 877-886.
[4].Recondo G, Che J, Jänne P A, et al. Targeting MET dysregulation in cancer[J]. Cancer Discovery, 2020, 10(7): 922-934.
[5].Peng L X, Jie G L, Li A N, et al. MET amplification identified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its clinical relevance for MET inhibitors[J].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 Oncology, 2021, 10: 52.
[6].Lu S, Fang J, Li X, et al. 2MO Final OS results and subgroup analysis of savolitinib in patients with MET exon 14 skipping mutations (METex14 ) NSCLC [J]. Annals of Oncology, 2022, 33(S2): 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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