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今年因疫情因素，国内不少打工人选择就地过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更是无奈，只能就“洲”过年。
糟糕的是大年夜还是个工作日，待到一天的工作结束，算上时差国内的除夕夜差不多就要过去了。匆匆打开微信和家人拜年，一通长聊之后，回看上千条未读消息，仿佛错过了几个亿的红包……
如果说留学生们还有学生会和社团、还能聚起人气吃个年夜饭，对于我们这些在海外工作的来说，没有遇到假期的春节就只能说是苦闷、平淡的日常。
在一些华人聚集的地区，无论是老华侨聚集的纽约唐人街法拉盛，还是青年才俊云集的加州硅谷和湾区，再或是伦敦巴黎，要找点过年气氛并不难。有烟花，有舞狮，有春联。当地政要为了拉拢华裔或亚裔选民，还会出来拜年。
但是如果当地华人不够集中，形成不了规模性的社团，那就连这最后的抱团取暖也没有了。比如笔者所住的欧洲二三线小城，这里没有烟花爆竹，也没有春联灯笼，甚至没有假期，只有寻常工作和异地乡愁。
其实这种情况对于我这个脱离学生身份多年的人来说已经比较适应了。总体来看，目前只有在留学生群体中还有相对有组织的华人群体，比如有中国驻外使馆文化部默默支持的各种学联组织，在团结关心留学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开始工作，海外华人社会分而散的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具体来说，新一代移民中来自大陆的年轻人并不太依赖同乡会和华人社团，交往圈并不局限于华人圈。换而言之，他们之间通过华人社团建立的互动，比老一代华侨少。
由于成长环境和过往经历的差异，他们和来自港台的华人之间在生活上的交集有限；甚至由于语言问题，香港和台湾移民之间的交集也不见得多。
只有老一代华侨因为生活方式的关系更多以同乡形式组合，但老一批港台华人中有不少看不起大陆移民，因此双方也不相互待见。
所以尽管宏观上华人在外都聚集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中，但是在微观上大家又分得比较细，来往有限。
之所以有这些现象，成因还得从华人特殊的移民历史说起。
早期血泪
华人海外移民的历史很长很复杂，要从头说恐怕连头绪都很难马上找到。但是其中一大特征却很独特：历史上华人的移民在不同时期带有很强的地域集中色彩，而在时间上又有很明显的集中爆发期和特殊时期的低潮。
具体来讲，早期的华人移民多集中来自于几个“侨乡”，比如广东和福建，前者诞生过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后者有创办集美大学的陈嘉庚；建国后，华人移民一度被来自港台的华人群体所主导；直到21世纪，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才又重新成为移民主力。
从时间上来看，移民的周期性也很强。
早先华人移居海外大多为生活所迫，甚至可以称为“没有枷锁的奴隶”。
1850年代开始，由于战乱和灾害频繁，中国南方部分民众迫于生计开始移民海外，他们中很多被骗甚至被绑架到世界各地，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完成一些艰辛危险的工作。比如著名的美国太平洋铁路，华工以惊人的吃苦耐劳和勇敢干成了欧裔美国人自己都没有勇气完成的工程。
早期在美华人（资料图/Pinterest）
但是修建完铁路以后美国反手便掀起了排华浪潮，甚至立法公然歧视起了在资本眼里已经“没用”的华人。这时期的华人在西方社会的处境比非洲裔美国人都要差。
在就业和就学的双重歧视之下，当时绝大多数的华人都只能从事出卖劳动力的低收入工种，比如力工和洗衣工。1950年宋子文打算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最高档的街区买一套公寓，但最初他的意向被拒绝了，原因就是其他富裕白人业主担心他会在屋内开一家中国洗衣店……
类似情况在欧洲也很普遍，华人在欧洲大量移民始于一战期间。当时列强的战争机器高效地屠杀着双方的士兵，战争只持续了两年各国便开始出现人力资源枯竭的情况。那时北洋政府半推半就想参战，但是军队拿不出手，也没有其他产品或资源拿得出手，于是只能派遣大量劳工去欧洲帮忙挖战壕。
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战后恢复急需劳力，这种移民仍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意外果实便是中国工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剥削的残酷和现实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革命者。
1980年代前的中断和2000年前的落差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长期敌对和围堵，因此在1980年之前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出国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欧洲方面的总体统计数字比较缺乏，这里我拿美国移民局2018年的统计数字来说明：
198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数量变化（资料来源：美国移民局官网）
1980年代，包括来自香港的华人在内，美国华裔一共仅有36万人。这批人主要都是建国前移民去美国的华人及其后代。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之间，移民数量增长很快，但是真正的爆发始于2000年后。
据统计，今天在美国的华裔人中，2000年前移居美国的占42%，之后移入的占58%，其中近十年的增长态势尤为突出。可以说，21世纪前二十年的中国移民数量已经超过过去一百多年整个华人移民史的积累。
2000年前、2000-2009年及2010年后进入美国的移民比例，紫色代表“所有移民”，蓝色代表“中国移民”。（资料来源：美国移民局官网）
这种情况在欧洲国家更加明显，随之带来一个客观上的移民年龄结构问题。
1949年前的移民如今只占一小部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拒绝在西方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基本处于社会中下层，即使偶尔凭借自身努力和才华得以进入欧美上层社会的，也很可能因为各种事件遭到排挤（比如钱学森）。长期的制度性压迫和母国的战乱使得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追求基本的生活保障。
他们内心认同华人的文化身份，很多对中国有自发的认同和热爱，但是基于所在国的现状，无力维持一个强大的华人社团。经过两三代移民之后，他们后代中的大多数基本丧失了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甚至是华人认同，丧失了很大部分汉语能力。他们的经历中充满了艰辛不易。
1950-1980年代基本上是大陆移民的真空期，这阶段主要是来自港台的华人填补了海外华人社会的空白。这方面，美国故意将来自台湾省的中国移民分开单列，因此我找到了关于台湾华裔的数据。
可以看到，到1980年代为止，来自台湾的在美华裔人口已经达到了7.5万人。加上来自香港的占10%，对比30多万来自中国大陆的历代积累数量，港台华裔在整个华人社会里的比重已经相当可观了。
特别是从1980年代-1990年短短的十年内，台湾华人在美国移民的数量增长了两倍多，达到了近25万人。而当时整个在美华人社会即使包括台湾移民，总人口也就90万左右。
由于众所周知的地域影响，海外华裔习惯于同乡联系，这样一来台湾华裔便成了最大的单一同乡组织。而且以当年台湾省相对的经济实力和这些人十年内的积累，两相结合下，祖籍台湾的移民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占据了相当的优势地位。
这情况在80后的记忆《北京人在纽约》中有所体现，姜文扮演的来自北京的大提琴手到了纽约只能在台湾老板娘开的餐厅打工。甚至在台湾华人导演李安的成名作《推手》里，也毫不掩饰来自北京的主人公父亲无奈打黑工的时候，遭到贪婪的台湾餐馆老板的欺负和歧视——这些人可谓继承了窝里斗的“优秀传统”，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祖传技艺在海外继续发扬光大。
影视截图
平心而论，当年国内外的物质生活水平差距是巨大的。
1990年代，西方国家正处于空前繁荣时期，物质生活上的各种元素，除了后来才出现的智能手机等少数电子产品之外，其他各种要素在当时一一具备，空调电冰箱微波炉等生活家电是标配，连乘飞机出差或度假都是中产阶层的日常。
而当时在国内，即使是在北上等一线城市，这些家电也才刚开始普及，很多小区打电话还需要去传达室。夏天停电和跳闸是日常，每家每户都备有蜡烛应急。绝大多数人没有护照，坐飞机都很少，更别说出国度假了。
在这种差别的冲击下，一部分内心不坚强的人在精神上跪下了，甚至有些人跟着卖起了“中国崩溃论”，直到今天还不放弃。
21世纪的自信
不过时间到了2000年，局面开始起了变化，改革20年的成果开始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发力。
随着经济快速成长，出国开始少了生活所迫的成分，更多的学生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奖学金到欧美各类一流学校学习；即使自费出国，也不再需要担保等制度，可以依靠自己的经济证明堂堂正正取得合法的居住身份。
由于不再需要寄人篱下，钱包也不再干瘪，又已经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这批人拥有了老一辈华人前所未有的经济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再需要如他们前辈那样经历艰苦打工熬身份的年代。
等到我在2010年代初出国时，对这一切就有很深的感触。
当时我抱着“世界很大，应该趁年轻出去看看”的想法辞掉了国内的工作，去海外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可以说，从下飞机的那刻起我对于环境就没有觉得太陌生。语言上虽然我不会本地语言，但是用英语和当地人交流并没有什么大问题，甚至我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还超过大多数当地人的英语水平，只是需要习惯他们的口音。
生活上别说给我带来“震撼”了，连能给我惊奇感的事物都很少。初来乍到我甚至觉得他们的小镇街景老旧破烂，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个“小镇”还是他们全国前五大城市之一，不过街景老旧是因为保护历史市容的关系，当地法律不允许随意改动建筑外立面，如果真的进去，内部装潢还是很考究的。
当时我第一眼看到的街景（资料图/谷歌地图）
我过来的第三个月就找到一份在咨询公司的兼职职位。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扣去生活费后仍有余留。因此我很幸运从没有需要如各代前辈那样经历辛苦的打工生活。毕业后的就业也算顺利，可以说没有太大困难就达到当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跳过了过去老华侨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和阶层提升。
这里我没有什么沾沾自喜的意思，我很清楚这一切还要托时代所赐，让我在国内能有机会以相对低的成本完成高等教育，使得我在工作技能上的起点并不比国外本地的同龄人低。
自然而然，和我类似的新一代华人华侨对西方世界便少了很多仰视和膜拜，对于他们的制度、社会和文化的优缺点有了更客观的评价。反过来以他们的社会作为参照，对祖国的方方面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如BBC、CNN想象抹黑的那般，靠国家宣传机构来“灌输”。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随着微信等工具普及，我们和家人的联系也空前的近，因此在生活、精神上也少了对同乡会组织的依赖。
想当年，我家一个表亲在上世纪80年代末去澳大利亚打工，由于越洋电话费昂贵，他每年除了书信，只有除夕前才会根据信上约定的时间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当时大家晚饭后，全家十几号人都要围在电话前，轮流对话，通话俨然是一年一度的家庭大事。
而如今，去逛街看到不错的衣服都可以随手通个微信视频，问问我妈是不是给我爸买一件。甚至由于每周通话过于频繁，很多人开始嫌自己家长通话太啰唆。现在想来，我们这代可以说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时代的变迁无形中拉近了海外游子和故乡亲人的距离，从而也让我们更多、更容易得到他们的鼓励和安慰，让我们在异乡更有信心去对面各种挑战和困难。
此外，随着社会阶层的提升，移民的目的开始出现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决心留在当地长期发展，在海外成家立业。对于当地其他群体，海外华人社会可谓高度一致地追求社会中产阶级生活状态。对教育异常重视，这个是老生长谈了，不再展开；在职业发展上，无论是对比其他移民群体还是本地人，华人社群在商业、管理科学及办公白领等典型中产阶级职位上高度聚集，较少从事体力生产的职业。
从左到右五项类别分别为：管理、商业、科学和艺术；服务；销售、办公；自然资源、建筑及维修；制造、交通及物流。紫色代表“所有移民”，绿色为“中国移民”，蓝色为“本地人”。（资料来源：美国移民局）
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在短暂的留学和工作经历之后回国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对于他们来说，过去那代人梦寐以求的所谓海外身份不过是一张证件，真正重要的是发展的机会，毕竟有能力才能有选择的自由。
结语
一百多年的华人移民史可以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重设了几代移民的人生轨迹。过往老华人们经历的酸甜苦辣，绝非几段单薄的文字所能阐尽；得益于时代的进步，更得益于中国的强大，以及普惠的教育机会，今天海外华人在世界上已重拾自信，选择生活时也多了一份从容。
值得一提的是，因国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现在国内网络上也出现部分“逢外必嘲”的声音，其实这点还需理性看待。人挪活，树挪死，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多和五洲四海的朋友交流，对于开拓眼界的意义不言自明。而在与外界的横向对比中，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知晓中国现下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才能更好地在未来探索之路上保持清醒、务实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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